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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谭虹

发布时间:2023-02-28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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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郝富成

文冯尧


回忆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

有些人,有些事,如同岁月的深渊,原本已经被尘埃填平,可一旦回忆,就要把那些愈合的伤口重新撕开,流血,露出骨头。

回忆一次,就会锥心般地痛一次。

这也是我从来不愿轻易提及谭虹的原因。她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这期间,有很多人写过纪念她的诗和文,只有我,从来没有为她写过半个字。几十年里,每当有人在我面前提及谭虹这个名字,我都会装着漠不关心似的,或者岔开话题,支吾过去。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谭虹从未离开过——她一直活在我们中间,活在1993年4月27日之前。



第一次见到谭虹,是在1992年夏天。彼时,刚高中毕业或正在上高中的一群文学少年,在冉杰、曾蒙两兄弟以及赵晓梦、唐云等的组织下,从四川各地云集达州,参加写作笔会。说是笔会,其实就是一群小伙伴的私人聚会,找企业拉赞助吃饭,找几个作家讲写作课,总之看上去像模像样,煞有介事。

在这次笔会上,家住达城且年龄偏小的谭虹如东道主一般,帮着接待文友、制作会标、布置会场,和赵晓梦一起搭档主持,忙前忙后,很是活跃。那之前,她已参加过北戴河笔会,发表过很多作品,是全国小有名气的少女诗人。好几个不辞辛苦风尘仆仆赶到达州参加笔会的文友,都是冲着谭虹的名号来的。

也是在这次笔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游太平。

那是一个火热的中午,笔会已进至中途,大伙挤在一个杂乱不堪的房间,昏昏欲睡。突然,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像个少爷似的,慢条斯理踱步而来,曾蒙急步上前,像迎接领导般,冲大伙喊道:“游太平来了!”大伙见有新伙伴到来,都很兴奋。但是我们的游太平相当冷静,几乎面无表情地扫视了一下臭气熏天的房间和衣衫褴褛的众人,看清了这是一群急于渴望成功的文学草莽搞的活动,坐了一会儿便掉头而去。

说实话,我当时恨不得扑上去踢他两脚。

短短几天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四面八方的小伙伴各回各家,作鸟兽散。临别时,谭虹和大家一一执手相送,依依不舍。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和谭虹的见面,竟是永别。



再次见到谭虹,已是1992年冬天的事了。那时,州河相当清澈,凤凰山上的天空里,白云游离,落叶飘舞。

短短几个月时间,我离开达州北上寻梦,到最终狼狈逃回四川,如白驹过隙,其间种种,一言难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经曾蒙介绍,作家李贵先生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就这样,我辗转从乡下进城到了达州日报社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就是打零工,但对于一个命运多舛穷途末路的乡下孩子而言,无论怎么讲,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总算在城里有了一个立锥之地。

彼时,曾蒙还在蒲家中学读高三,游太平已到达竹矿务局汽修厂修车,谭虹呢,到底是在达高中读书还是休学在家,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每次曾蒙进城,或是游太平从南城回老城家中,只要有时间,都会约上谭虹到我在报社的蜗居小聚。几个小伙伴,谈理想,谈人生,但更多的是谈诗歌,谈文学,常常是月上中天,意犹未尽。

然而,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现实的苟且。我刚进城,真正是身无分文,家徒四壁,很多时候是恩师李贵从家里端饭给我吃。谭虹见了,从家里拿来米、面和碗筷,亲自动手给大家煮东西吃。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谭虹拿了粉条和土豆过来烫火锅,虽然缺油少盐,但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最让我难堪的是曾蒙和赵晓梦。每次曾蒙进城,或是赵晓梦从重庆来达州,我最好的招待通常是请他们吃一碗面条,最多加点肉丝臊子,省钱省事。然而这两个家伙总会土匪似的吵嚷着要吃米饭,妈耶,吃米饭必定要炒几个菜,甚至还要喝二两酒,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一来二去,见我实在榨不出油来,几个人便一起来到谭虹荷叶街住家附近,由曾蒙或赵晓梦上前,在门外大声喊叫“游太平,游太平”,谭虹听到事先约定的暗号,准会出来,用自己的零花钱,请大家吃顿好的,打打牙祭。

清贫的岁月,因为有理想,有朋友,依然是那么天马行空,其乐融融。



时序流转,岁月不紧不慢,转眼就来到了1993年的春天。

因为愁苦淤积,也因为日夜工作,更因长期严重缺乏营养,这年春天,我生病了,十二指肠溃疡。这事曾蒙不知道,游太平不知道,甚至连我父母也不知道,但我有一次发病呕吐时,被谭虹看到了。当时我的处境,是不允许生病的,因为没有钱,即使生了病也只有拖,只要不死人,就会一直拖下去。

谭虹却不答应,无论如何也要我找医生看看。当时,她有个嫂子在通川区红旗医院上班,一天,她带我去医院见到了她嫂子,说了我的情况,也不知是谭虹还是她嫂子帮我付了医药费,总之,我带着一大包药回了家。

之后不久,谭虹约我和游太平一起去蒲家中学看曾蒙。蒲家的春天来得比城里早一些,绿草,野花,仿佛给大地铺上了厚厚的地毯。在蒲家火车站附近的稻田里,谭虹像只小燕子,奔跑着,欢呼着,像春风里飞舞的天使。

后来,曾蒙忙着升学,游太平忙着钻研修车技术,我忙着办报卖报,生活紧张但又异常平静。

大约是在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文华街,我见到了谭虹,由她嫂子扶着,往回家的方向走。谭虹看上去精神不振,但依然面带笑容,同我打招呼。我当时以为她只是头疼脑热,不以为意,寒暄几句便匆忙离去。

又过了不久,赵晓梦从西南大学来达州,我们一起去谭虹家里看她,才知她是真正生病了。但生的什么病,谭虹一直不肯说,只说过一阵子就会好的。女孩子嘛,她不说,我们也不便细细追问。但是很明显,躺在病床上的她很虚弱,很憔悴,眼神里甚至流露出空洞与迷茫。然而,她依然面带微笑,反倒一个劲地安慰我们,叫我们不要替她着急。

才19岁的姑娘,能有什么呢?

“她只不过生了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在心里,默默为她祈祷。



每一天,都有人到来,有人离去。世界就在人们的生离死别中,循环往复。

然而,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才19岁的姑娘,一个才华横溢的美丽女孩,会在19岁的春天里,停止了呼吸。

我是从曾蒙那里得知谭虹的死讯的。4月27日下午,曾蒙从蒲家中学匆匆赶到我报社的住处,告诉我谭虹走了。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不相信,平日里,调皮的谭虹就喜欢和我们开玩笑,谁知道,这又不是一则作弄人的假消息呢?但看到曾蒙脸上悲伤甚至带哭腔的表情,我明白,谭虹可能是真正走了。

我们来到谭虹家里时,她已经躺进冰凉的棺椁里,四周摆满了花圈,哀乐一声一声地,撕扯着每个人的胸腔。谭虹的遗像摆放在灵堂,微笑着,面对每个前来吊唁的人,面对着这个她无比热爱的世界。

谭虹的家人告诉我们,谭虹得了尿毒症,这些年,家里一直在给她医治。但是,她还是走了。

除了悲伤,我们能做什么呢?

当天夜里,从重庆赶来的赵晓梦,连同游太平、曾蒙和我,还有谭虹的同学,大家一起相约为她守夜,陪伴她,度过她在人世间最后的日子。然而,第二天晚上,我再也不敢去了,我怕看到她那微笑的面容,我更怕看到她最后的遗容,我选择逃避,我不见她最后一面,她留在我心里的,永远是活着时的样子。

她出殡时,我不敢去相送。

如今,她葬到雷音铺公墓几十年了,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她。有一次,成都的龙郁老师来达州,约游太平和我去雷音铺祭拜谭虹,我也找了个理由推辞没去。

在我的世界里,谭虹一直活着,满脸的笑容,银铃般的声音,一直活在我们中间,活在1993年4月27日之前。

后来,有好几次,我悄悄走到谭虹荷叶街的住家附近。驻足,耳朵里似乎传来曾蒙和赵晓梦的喊声——“游太平,游太平”,过一阵子,谭虹好像真的从家里跑出来,像只小燕子似的,带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找个饭馆打牙祭。

再后来,曾蒙保送到西南大学上学,毕业后去了攀枝花,赵晓梦扎根省城成都苦心经营,游太平进了机关,我也侥幸拥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再后来,听游太平说,谭虹的父母因为伤心,搬离了荷叶街。

再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谭虹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其实早就得病了,只是她没有告诉我们,她不想大家为她担心,她选择快乐地度过自己剩下的人生。

天地无义,命运无情。

谭虹之前从家里拿给我的碗,我一直保存着。是一个白色的瓷碗,后来搬家时,不小心碰出了一个小缺口,但我一直保存着。

是的,如果谭虹还活着,我们不仅多了一个朋友,更多了一个亲人。我坚信,凭她的才华,早已著作等身。就是对于我们,无论写作还是生活,都可能比现在要健康得多,亮丽得多,幸福得多。

谭虹,我们一直替你在人间活着,你安息吧!


来源:达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