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知青

文曹文通

一

大姐当知青，阴差阳错，有些委屈。

政策很清楚：一九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大姐原本是民办中学初六五级毕业生，因没考上高中，邻居张家大姐姐劝她留级，复读一年重考高中。那时都认为多读书才有前途，于是大姐留级复读。哪知一九六六年正常教学制度被废，升学无望。

民办中学是半工办读，上午学习，下午做工，类似勤工俭学。达县糖果厂在荷叶街，一排老式木结构穿斗房，大姐就在此上班，一九六六年毕业时如不离开糖果厂，就可能转为正式职工。当时，还不兴上山下乡。

达县地区石板化肥厂偏偏此时筹建招工。

“化肥”，刚出现在人们话语中，是高科技新名词。在梦幻般年龄的女孩心中，生产化肥的地方自然是天堂：厂房高大，烟囱入云，身着白褂，按钮操控现代化机器。与手工作坊糖果厂相比，烟熏火烤，皆是体力活，换了谁也心动。于是，大姐和几个同学瞒过大人，放弃糖果厂，报名去石板化肥厂做了合同工。那时，达县城区到石板公社走汉渝公路，尘土飞扬的绕山土公路近三十公里。一群刚离校的学生第一次到现场，想象中的天堂，还是一个新动工的建筑工地。后来基建中的石板化肥厂因种种原因终于无限期停工，所有员工被遣散回家，当初满怀憧憬的大姐成了无业人员。当时各行业皆不景气，招收正式职工的单位微乎其微，大姐只得去建筑工地做小工。一晃两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临，大姐那时已与城关建筑社的一名木工结婚并生子。

二

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一九六八年末，轰轰烈烈。那阵，大街小巷遍布标语横幅，红色耀眼。大喇叭小广播震耳造势，街道学校单位各种规模动员会不断召开。

达县城关公社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在城关公社大院隆重举行，数十名胸佩大红花的少男少女，脸上洋溢着稚嫩的喜悦，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城市到农村去。

一九六九年三月的春风还带着阵阵寒意，送行的亲人强装笑脸，暗自抹泪。这群十五六七岁的半大人，此去，将独自面对农村的艰难困苦。

我那时十来岁，混迹在送行人群中看热闹。心智懵懂，体会不到骨肉离别的伤悲，反而非常羡慕被人群簇拥着离开会场的哥哥姐姐们。这是达县首批知青，分配在本县南外、西外、北外三个人民公社，离城区的家近。走出城关公社大门，在中心街上被各公社接知青的人分别认领，送行的亲人大手拉小手，千叮万嘱，语重心长。

三

一批批知青陆续离去，城里动员工作毫不松懈。大姐二十多岁，已婚，满以为借此能躲过下乡，她低估了街道干部的责任心。

母亲那时除了在群众大会上被街道干部明里暗里批评，知青动员小组的人还一次次上门“说服教育”。后来实在扛不住，才松口答应协助做大姐的思想工作。

内外逼迫，大姐终于顶不住，咬牙填写了“自愿下乡”申请书。

过了几天，街道干部一群人敲锣打鼓来给我们家报喜。在我们家门口热热闹闹举行祝贺仪式后，将一张半开纸的大红喜报贴在门旁木壁上。大姐下班回家见到那张刺目的喜报，怒不可遏，厉声叫骂，几把将大红喜报扯得粉碎。好在同院人家皆良善，没有人去举报。

一九七零年底，大姐带着两岁的儿子插队在达县赵家公社。

第二年暑假，我和弟欢天喜地去了大姐所在的乡下，母亲想我们去照顾外侄，减轻大姐负担。

四

大姐是生产队唯一的知青，队干部对她非常关照。

赵家公社相距达县城九十里路，很闭塞。生产队百分之九十的人没到过县城，绝大数中老年人不识字。比我们大得多的年轻人，见到我们城里人都非常“崇拜”。

城里小孩去乡下，最值得夸耀的事就是骑牛。我们遇到放牛的人，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提出要求，放牛人都会殷勤协助我们骑上牛背，小心翼翼牵着缰绳，把牛控制在较平坦的范围内走动。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弟不免怀念起家乡的州河。龙盘石，游累了可以休息，蛋子石可以“打姿势”——从上面做一个自认为很漂亮的动作，跳入水中。大姐的邻居说隔壁生产队也有一条河。我们大喜过望。趁大姐带着外侄午睡，我和弟偷跑出门。冒着烈日一路问询，汗淋淋踏过三五里山地阡陌，终于看到一条蜿蜒的小河，闪烁着粼粼波光，静卧在午后的阳光下。

其实那是一条小河沟，深深浅浅，最宽处不过五六米。我带着弟选了一段较深的水域，脱光衣服跳进水里。虽然水面不宽，但深水区纵向却有十来米。我们在水里忘情畅游，知了在树上长一声短一声地鸣唱。

游得尽兴了，我们便爬上河坎“打姿势”，模仿电影里日本鬼子或汉奸特务，被八路军一枪击中倒进水里。躯体快速沉入昏暗的水底，那种坠落的快感非常刺激。我们不知疲倦重复着这样的过程。寂静的旷野，白色的阳光下，我和弟在远离家乡的一条小河边，将无忧无虑的喜悦收藏进深深的记忆。

小心啊！河里有“剪子”！

正当我们再次上岸往下跳，一位路过的农民大叔，站在不远处过河的石礅上，向我们摇手大喊。

啥子“剪子”？我大声问道。

好心的老农站在浅水处的河边，指着水中说，“剪子”会把你们肚皮划破的！

我们紧跑几步到他跟前，往水里看，着实一阵后怕。浅浅的河水下，无数大大小小的蚌壳，无序的半陷在河泥里。大的近一尺长，锋利的刃口全都朝上。幸好我们跳水的地方较深，否则，早已发生了流血事件！

我们穿上衣服，沿着河边往前走。浅水处的河水中，到处都是灰绿或黑绿色的蚌壳，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蚌壳的肉可以吃！我给弟说。

物资匮乏的年代，十天半月也难吃一次肉，看到这么多野生的蚌壳，首先想到的是饱餐一顿。于是，我和弟重新下到水里，从泥沙中选大个的拔出来，洗净后扔到岸上，一会功夫就一大堆。我们将蚌壳装进上衣，然后用树上的藤蔓捆扎好，一人提一包，光着膀子兴高彩烈走在炎炎烈日下，这是城里绝对没有的乐趣！

我们满载而归，原本生气的大姐，没多说啥，忙忙碌碌烧一锅开水烫死蚌壳，然后端到门口打理。路过院坝边的乡邻，用粗俗话跟大姐开玩笑，也有人不解，大声问“剪子”肉吃得吗？

粉蒸蚌壳肉我们吃了两天。长大后才知道生长在淡水里的蚌壳，学名叫河蚌，但始终没搞明白当地人为何把河蚌叫“剪子”。

五

大姐下乡的生产队不通公路，连机耕道也没有，但却和城里人一样烧煤。那年代，烧煤有一种地域优越感，足以自豪地鄙视那些还拿着吹火筒做饭的落后区乡。这里的村民用煤，自己到三十里路的乡办煤矿挑。大姐烧煤却是生产队一个“地主分子”负责挑送，队上给他记工分，大姐只付买煤的钱。这是知青独有的福利。

那“地主分子”四十多岁，清瘦，精干，中等个子，满脸短须。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那天，太阳快下山时，他肩上搭一条脏污的毛巾，大汗淋漓挑着满满一担煤来到大姐门前。我以为他走错了门，可他没理会我的疑问，径直进屋将煤倒在炉灶旁边堆煤处。感觉得到他已不是初次送煤。他把竹篓在地上磕几下，没说一句话，没任何表情，只用乌黑的毛巾抹一把脸，挑着空竹篓默默离去。“地主分子”身份，是大姐晚餐桌上才告诉我们的。

大姐所在的生产队是大队部所在地，大队长一家也住在这里。大队长夫人叫关芬，不到三十岁，虽有两个小孩，却依然很漂亮，气质和穿着打扮都像城里人。虽比大姐年长好几岁，但并不影响她俩成为好朋友。大姐让我和弟叫她关姐。关芬是全公社家喻户晓的名人，因为她扮演过“小常宝”。

在大队长的带领下，他们大队去年独自编排了《智取威虎山》，关姐在戏中扮演“小常宝”。春节期间在公社大院里公演后，几位主角扮演者一下成了社员心中的偶像，同时她也成了一些光棍鳏夫们的梦中情人。

关姐声音好听，清脆悦耳。我们没机会看到农村版的《智取威虎山》全戏，但听到过关姐唱的“小常宝八年前”唱段。那个夏夜，在大姐门前院坝歇凉，经我们一再要求，关姐放开了银铃般的歌喉，为我们唱了最拿手的那个唱段。

唱完后，关姐很谦虚地解释，虽有剧本和曲谱，但乡下人不会普通话，整部戏的台词都说家乡话，唱段都用社员熟悉的曲调替代，伴奏也是乡里常见的笛子二胡唢呐等民间乐器。这件事让我长了见识，原以为那些铁定的事，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当时我并没意识到一群农民，因地制宜能排演一部大戏是何等智慧，反而经常当笑话讲给小伙伴们听。

六

冬天到了，大姐带着大队的贫协主席父女来到我们家。贫协主席四岁多的女儿生了病，公社卫生院建议到城里医治。我妈把他们当作贵客，因为大姐的命脉握在这些队干部手里。贫协主席虽然在队上也是说话顶用的“高干”，但到城里，摸不到东南西北，走一步也是大姐带路，去医院就诊当然也是大姐全程协助。他们在家里住了几天，病情有所缓解便回了乡下。

大姐一直在乡下待了近三年，因眼睛高度近视，在政策允许下，办了“病残”返回城里。以后的日子里，关姐一家逢年过节也会到城里来看望大姐，像亲戚般走动。

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一代人的追忆。或许很多人在乡下的经历都不堪回首，但对我和弟来说，那年暑假，却是收获最多的一个夏天。当初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知青的老家几乎都成了偏远区乡的农民在城里的主要落脚点。

来源：达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