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13 15:17
王导不敢享受晋明帝（司马绍）特许的“三项特权”，坚决地推辞掉（固辞）。据说，固辞一般都是三授三辞，最后皇帝就只有“打个收条”（不题）。“王敦之乱”时，晋元帝（司马睿）也特许王敦“三项特权”，他却连假心假意的辞让之举也没有搞一下，当然就更没有什么谢恩之举了。
“三项特权”，是指皇帝特许权臣“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礼遇。这“三项特权”中，最高级的是“剑履上殿”（佩剑穿鞋上殿）。在这之上，就只有“加九锡”了。如果权臣“加九锡”，那就是等同皇帝待遇（正国级）。“剑履上殿”，是权臣特权。这样推断，其他朝臣上殿既不能带剑，也不能穿鞋。历史事实表明，“三项特权”既可以一次到位，也可以分次授予，还可以单独享受某项特权，主要看权臣对国家的贡献和在朝廷的威望。“加九锡”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到了要“加九锡”的地步，权臣早已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加不加“九锡”都只是个形式上的东西，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这时，当朝的皇帝就基本是个“草树桩桩”（傀儡）了。无论是曹氏对于汉献帝（刘协），还是司马氏对于曹氏皇帝，既享受过“三项特权”，也享受了“加九锡”的崇高待遇，最后也都玩过“禅让”的把戏。
“三项特权”的具体意思是：“赞拜不名”，是臣子在拜见帝王时，赞礼官不再直呼其名，只称官职；“入朝不趋”，是大臣上殿时，不用再“小步快走”，以示礼敬君王；“剑履上殿”，就是“带剑穿鞋”上朝。没有获得“剑履上殿”的大臣，在“戟门”（保安室）就要解下佩剑，脱掉鞋子，“唯著袜而入”。据说，官阶更低的人，连袜子也要脱下来，只有跣足而行。你还别说，在遥远的周代就有了登堂入室的“脱鞋之礼”，这是公众场合的礼节。私人见面，“脱鞋”也是一种礼节。一般贫贱者先脱鞋，高贵者为还礼也要脱下鞋子。当然高贵者也可不脱鞋，这样显示出“尊与卑”。但是，在士大夫层面，见面双方都要脱下鞋子，如果有一方不脱鞋，则被视为轻慢无礼，脱鞋的人就“纳履而去”（穿上鞋子，扬长而去）。总体来看，历史记录里“纳履而去”的多是“谏官”，谏议不成就“纳履而去”。当然，能“纳履而去”还是好的。很多人因为谏议不成，“逆了龙鳞”而掉了脑袋。如果放在明代，还会有“廷杖侍候”（打屁股）。这就比新加坡的“鞭刑”还要厉害，轻者皮开肉绽，重者丢了性命。
有史家说，“王敦之乱”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内战。虽然王敦也死了，乱子也平了。但这次乱子的历史影响不可低估。王敦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敦之乱”其实可以算做“琅琊王氏”对皇权的争夺。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后，虽然原谅了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而且还重用了王导，那其实是司马绍为稳定局势的权宜之计，“琅琊王氏”就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后来，“琅琊王氏”在东晋的威信，也悄然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书法世家”，还培养出了被后世称为“书圣”的王羲之。说来也怪，后世说到东晋，书圣王羲之、田园诗人陶渊明、诗人谢道韫（王羲之儿媳）成为“文化符号”。而当时大名鼎鼎的王敦、王导，却都隐进历史烟云里，不再为世人所熟知。这说明文化的生命力远远强过政治的生命力，只有文化才可以得到“千古传承”。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把“三个自信”（理论、制度、道路）扩展为“四个自信”，加上的就是“文化自信”。有理论学者阐释“四个自信”的辨证关系时说：文化自信是自信之根，理论自信是自信之魂，制度自信是自信之本，道路自信是自信之用（表征），这个阐释是“深得其中之味”的。
我们在说东晋时，往往不自觉地把“建康”说成“金陵”或者“南京”。我想在这里，把“南京”的来历跟大家说一说。历史上，南京一共有过44个名字。有趣的是，“建康路”“集庆路”这些道路的名字，居然都曾是“南京城”的名字。因为元朝实行“行省制度”，行省下一级行政单位的称呼就是“××路”。据说，宋代也推行“道路制”，而这来源于唐代的“道”。“路”是宋朝“最高行政区划”，相当于明清的“省”，而元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府”（现代的“地区”）。南宋罗泌的《路史》，还被收进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
“南京”最早的名称叫“金陵”，得名于战国时代楚国设立的“金陵邑”。有望气者说：金陵有天子气。这个说法，让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闷闷不乐，“金陵”就换了名字，改称“秣陵”。史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归至金陵时，几个望气术士说：金陵有天子气。秦始皇大为不悦，命人凿开方山，使淮水流贯金陵“泄散王气”，并将“金陵”改为“秣陵”（牧马场）。两汉的统治者们也忌惮“金陵的天子气”，让“秣陵”这个名字又叫了好几百年。到了“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改写了“金陵的耻辱”。公元211年，孙权把首都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迁移到“秣陵”（今江苏南京市），并把“秣陵”改为“建业”，表达了建立“王业帝业”的良好愿望。之前一年（210年），孙权为强化东吴的国防建设，还派兵在“秣陵”修建“石头城”。“石头城”也成了南京的代名词。
唐朝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怀古抒怀诗，也把“石头”作为“南京”的代名词。刘禹锡，就是我们初中课文《陋室铭》的作者。虽然刘禹锡生活在晚唐，但他的《陋室铭》所写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却更像两晋时期的“名士生活”。两晋名士喜欢清谈，再加上严格的“门第观念”，自然会出现“有鸿儒、无白丁”的清谈场面。不过，刘禹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还是有孔子的“何陋之有”的价值取向，跟两晋的“名士生活”是格格不入的。那是一个竞相豪奢的时代，石崇与王恺（皇帝舅舅）“争狠斗富”，就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特写。
公元280年，“王浚楼船下益州”，西晋伐灭东吴，孙皓举手投降，结束了乱嚷嚷的“三国时代”，实现了天下一统。司马炎（司马懿孙）把“曹家的账户”来了个“转移支付”（265年），成了西晋的开国皇帝。他当然不想让“建业”这个地方再建什么王业帝业，就直接把“建业”改为“建邺”（282年）。西晋末年，遭遇了“永嘉之乱”（311-316年），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先后成为“汉赵帝国”的战争俘虏，被“汉赵帝国”先后杀害在平阳城（汉赵首都）。晋愍帝虽然是西晋的“末代皇帝”，但他的名字叫“司马邺”。于是在他称帝之时（313年），“建邺”因避讳需要又改为“建康”。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的首都都选择在“建康”。加上前面的东吴，故南京就有了“六朝古都”的美名。在隋唐时代，南京都“声名不显赫”，当时的通称以“金陵”最为常用。隋代常称“蒋州”，唐代常称“白下”“江宁”“升州”。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南唐建国后定都“金陵”，将“金陵府”改为“江宁府”。
北宋对南京的态度忽热忽冷，开始把“江宁府”升格为“升州”，不久又降州为府，复名“江宁府”。南宋跟东晋都偏安江南，虽然没有“定都南京”，但缘于同样肩负“北伐中原”的历史使命，又把“江宁府”改为“建康府”。南宋定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有“临时安家”的意思。元代将“建康府”改为“建康路”和“集庆路”。“集庆”的寓意是“汇集喜庆”。据说，图帖睦尔先封怀王（1324年）是“一重喜庆”，怀王出镇“建康路”后成为元文宗（1328）是“二重喜庆”。所以，“建康路”就改名为“集庆路”了。这个改名的办法，我们的山城“重庆”也如出一辙。这件事，发生在宋光宗（赵惇）身上，因与主题无关，就不细说了。
到了朱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自己是在“顺应天命”，公元1356年将“集庆路”改为“应天府”，又以“应天府”作为京师。不想朱元璋这个“平民皇帝”活得太久，在位时间太长（31年），把他的儿子们都“熬死了”。驾崩前，只有遗命孙子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这引起了燕王朱棣（朱元璋侄儿）的强烈不满。“帝位之争”的结果，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1398年）。燕王悍然发兵攻打首都（应天府），夺取了侄儿朱允炆的帝位，是为“明成祖”。这个朱棣因为《永乐大典》的编撰，成为名垂千古的“永乐大帝”。“燕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朱棣即位（1402年）七年后（1409年）就长期住在北京，让太子（朱高炽）留在建康监国。明成祖朱棣，或许还是更喜欢北方生活，或是出于“天子守边”的古老传统，于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南京”之名才正式“见诸史册”。也有史家分析明成祖（朱棣）的“迁都心理”：一是帝位是抢的，愧对“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愧对“建文帝”朱允炆，在南京住起“心有不安”，也怕到地下去见这两个皇帝。二是“抢来的”的帝位不具有合法性，名儒方孝孺连“登基册文”也不愿意写。所以，他要把当时的“北平”改为“顺天府”，搬到北京去“顺应天命”，增强帝位的合法性。三是中原王朝的威胁始终来自北方，“太子戍边”也是“正统观念”。所以，朱棣的迁都也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回来说晋明帝，他对“王敦之乱”的“善后处理”卓有成效，东晋又重新安定下来。据说，他的为政举措，让人们看到了东晋中兴的希望，被史家称为东晋难得的“好皇帝”。但是，不知道是“天妒英才”，还是“好人命不长”，公元325年，在位不到三年的晋明帝（司马绍）就因病死亡，时年27岁。有好事者分析，东晋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5岁，晋明帝（司马绍）还超过了“平均数”。也有史家分析说，如果司马绍不英年早逝，“东晋的中兴”也是可能的。但是，历史不容许假设，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罗学闰）
（待续）
来源：达州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