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故事

文文猛

酒半仙

酒半仙没有生命，他把生命溶解在酒中。

方圆几百里，只要有人家办喜事或丧事，他一定前去。他不为贺喜或吊丧，他就是去喝酒，他的痛苦就是没有醉过。

他自然送礼：红布包袱中装着半升玉米。家家一个样，回回一个样。早上，红包袱挎在肩上，兴高采烈。傍晚，背着双手，把红包袱捆在腰间，唱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歌儿，让红红的脸辉映着红红的霞色……

半仙同人家坐席，酒碗在八个人中闪出一条粗白线条来，酒碗经过半仙手中，白线条就断了——酒没了。那时的主人家都是一桌一瓶酒，不像今天能够敞开肚皮喝，于是客人们只好闷闷不乐地吃饭嚼肉叹气。到后来，等到该开席时，瞅准半仙往哪席走，那席准无人敢去。半仙也不客气，独自一桌菜一瓶酒，傍晚回家照样歌响步大脸更红……

半仙能喝多少酒，无人试过。那穷饿之年谁家有更多的酒让他试。但是半仙喝酒倒是喝出些风光，半仙能在哪家喝醉，哪家就会因为酒足大方显得很有面子。于是大家都想半仙去，都希望半仙能在自家喝醉。不管是办红事还是白事，主家都暗暗比赛谁能让半仙脸更红，大家都专门为半仙备一小桌菜一大瓶酒，以致成为乡村酒席上一道风景。如果半仙不光顾，主家就会既没面子也不快乐，这便是山村人情哲学中的深邃之处！

倒是有一次乡里酒厂厂长祝寿，厂长抱了一大坛酒，让半仙喝个够。半仙感激万分，又是给主家挑水，又是劈柴。活儿干完了，半仙坐在院中，坐在人群好奇的注目中，折了一截翠绿的南瓜叶管，插进酒坛喝了起来，直到酒坛中空。那次，半仙回家无歌……

今年五月，回到故乡，路遇半仙，他一身笔挺西装，系一条红领带，正提着两瓶好酒喜滋滋地走着。忆及当年喝酒之事，且说愿请他到酒家喝个够，他脸一下红了，话也含糊不清——他总算醉了！

阮老师

阮老师本不姓阮。他是儿时随母改嫁到队上的老单身汉阮青云后，便姓阮啦！

阮老师读书很用功，从启蒙班一直读到初中，考入煤矿学校时，阮家穷得只剩下半边瓦屋没拆来卖。不过阮青云舍得为他花钱，万般无奈时背了家中那盘祖传的石磨上街卖了，以凑足儿子上学的钱。可惜的是，阮老师没有读完中专，学校就关门啦，回到家中成了一个不伦不类之人。说是庄稼汉却无膀圆腰粗、勤耙苦耕的样子，薅玉米草必将杂草连同黄豆苗一起“薅”掉，犁田必会扶不住犁铧，让犁铧东倒西歪把一块田啃得怪模怪样；说是读书人又无一纸半片儿来证明，也没哪个单位来招聘……

于是，阮老师便成了队上用来逗大家乐的人。比如队长见大家干活干累了，便让暂作记工员的阮老师出来挖一段地、犁一块田出出洋相，逗大家乐乐。比如安排阮老师牵牛拉猪去配种，让他因不得要领而使唤不了牲口开展活动，让大家笑得开心极了……

后来，村上办一所小学，公社点名让阮老师去教书，村里还给他买了一个小闹钟。从此，阮老师讲课的声音便响彻在青山绿水之间。

然而，不到一学期，村里人就受不了。一是没有人逗乐子，劳动时死气沉沉；二是阮老师爱打学生，他每天放学都要安排一个学生回家做一支教鞭，以致于把离校不远的小竹林砍光了。本着这两条理由，外加村支书的女儿初中毕业也想当老师，便着重以第二条理由为名请回阮老师。

从此村里人又有乐子了，只是从这以后，村里不管谁悄悄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不一会儿就会传到支书和村长那里，并受到及时查处。张万福在后山砍了一棵树用来上草垛，他扛回家还未来得及埋进灰堆，村长就揪住了他；杨大全挖了屋后队上的几个红苕回来煮早饭，红苕烧得半熟时，让村长捉住了……村人感到不解，犯事的几家就凑了钱请支书和村长喝酒，二位经不起“酒衣肉弹”的攻击便说了实话。

原来这一切全是阮老师告的密——

第二天，村上开大会，社员们一致要求阮老师去教书，从此村里又太平了。阮老师在学校照样打学生，不过再没安排学生回家带教鞭了。同他一起教书的村支书的女儿上街给他打了一把铁尺，也买了毛线给他织了一件毛衣。

第二年他俩就结婚了，山梁上有了夫妻学校。

听说现在他们都退休啦，教出来的学生逢年过节还去看他们哩！

土记者

“土记者”真名刘大富，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初中毕业那年，本地日报培训通讯员，他背着铺盖卷刚回到家，村长就在喇叭中叫他的名字，通知他到市里日报社培训。报社并没封他为记者之类，只是发了几本书、一本精致的印了报头的笔记本，可大富一回到家，大家就喊他“土记者”啦！

从此，我们的土记者背着军用挎包，别着一支钢笔，在浦里河畔那方青山绿水间，成了一处流动的鲜活的风景。

“土记者来啦！”“土记者写一段给我们看看！”之类的话语就像一朵朵浪花，开放在他所走过的田间村落，开放在他人生岁月里……

究其实，土记者在报纸上也没登过多少文章，乡亲们并不计较，看重的是他是村上自己的记者。大集体时，队上给他评工分，他四处采访，采访了就写，写了就给别人看，讲给别人听。至于寄给报社，登不登在报纸上无所谓，反正张家儿媳把从娘家带回来的糍粑煎得香香的给公公吃、李家把自家菜地的大南瓜送给五保户、刘二毛偷树罚款等山村新事全村都知道了。他自己就成了一张报纸，一张有声的报纸。土记者也把报纸上登载的事情给乡亲们讲述，仿佛成了山村的一扇窗口，乡亲们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通过这扇窗口亮出去，外面的世界又通过这扇窗口透进来。

土地包产到户后，乡亲们你种一块田，我种一块地，很难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土记者又成了针线，在他四处奔忙中，把一块块家庭缝在一块。这不，周青云家请乡里农技员指导种西红柿致了富、龚仁国上街买回一颗假珍珠受骗等，土记者就把这些记下来写出来。即使报纸不登，可乡亲们却很清楚，该学习的学习，该吸取教训的吸取教训。

不久前，报社破天荒地通知农村通讯员开会，土记者也应邀来到。当这个满头白发的驼背老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土记者走上讲台，从背包里几十本笔记本中取出那本精致的印有报头的笔记本，翻开有些发黄褪色的纸，他喃喃地对同样头发花白的老社长说：“我想讲一讲这个！”老社长接过一读，才知那本上记载的是他四十年前那次培训班上讲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准则……

狐狸竹

村里人最初见到的狐狸应该是两只，金黄色的皮毛，颈下再现一片三角形纯白的皮毛，像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很有些洋绅士的味道。它们生活在村前的山林中——那时应该叫森林，树高林密，林涧叮咚。

山林和我的村庄连着一道山梁，那两只绅士般的狐狸不时从森林中走下来，蹲在山梁那块大青石上，悠闲地望着我的村庄。后来人们到森林里砍了很多树木来炼钢铁，就把森林砍成了山林，那两只狐狸下山的时候就更多了，依然蹲在大青石上，茫然地看我的村庄。再后来，有一个工作队长到村里来，见到了大青石上那两只狐狸，对它们那金黄色的皮毛艳羡不已，动员了几个年轻人提枪带棒走进山林，让其中一只狐狸那身漂亮的皮毛披在了工作队长身上。

工作队走了，剩下的那只狐狸有一天在大青石上蹲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走过山梁，走进村庄，对黄土屋前一只大红公鸡张开了大嘴……村庄开始丢失第一只鸡。这以后每隔一两天，村里人家的房前屋后就会出现一地带血的鸡毛。

村里开始出现少有的担忧，在那穷困的岁月，谁家丢一只鸡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小小的银行。村里人不敢再把鸡放出鸡窝。那只狐狸蹲在大青石上，仰头一叫，村里的鸡们鸭们就恐慌惊叫。我们再看这只狐狸，感觉它颈下纯白的皮毛不再像绅士的衬衣，而成了一张白色的餐巾。村里人就鸣锣，就放鞭炮，就紧紧地关上栅栏，让大青石上少了那团恐怖的金黄色的狐鸣，给了鸡们一个安全的白天。

但没过多久，村里的夜空出现了一种更为恐怖怪异的叫声。上年纪的老人说，是那只狐狸嘴里含了尸骨进村。村子的鸡，又开始一只又一只地减少。

村里人终于激怒了，大家发誓要打死那只狐狸。村长组织人带了几杆猎枪走进山林，搜寻了好些天也不见那抹恐怖的金黄色。而一到晚上，在一串怪异的狐鸣之后，依然就有一阵鸡的哀鸣和一地带血的鸡毛……

还是村里的老猎人出了个好主意，叫人在那狐狸下山必经的大青石附近挖上陷阱，又叫人在竹林中砍些新竹，削成尖尖的竹剑插在陷阱泥土中。村庄的山梁上就再没有了那些让鸡们不安的狐鸣，村庄的夜晚就消失了那恐怖的鬼哭一般的嚎叫……

几年过去了，在村里人早已忘记为那只狐狸设立的那方陷阱时，那埋葬狐狸的陷阱里，居然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长出了一丛茂盛的毛竹。春荒时节，村里人到大青石边砍些新竹回家编竹笼，想装上鸡鸭到乡场上换钱买粮，谁想那些鸡们鸭们一见到那竹笼就浑身羽毛耸立，满地扑腾，死活不进……

村里人叫那片竹为狐狸竹。由于没有人再去砍竹回家，那里很快成为一片竹林，格外的青，格外的绿。

来源：达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