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福文昌宫

□肖仁杰 文/图

“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古时科考，士子文章好坏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只要入了主考官的眼，自然是榜上有名。朱衣于此指主考官，主考官是主天下文运科举的工作人员，而主文运科举的神则是文昌帝君。

神是用来崇拜、祭祀的，自然祭祀文昌帝君的载体便是明清时期随处可见的文昌庙、文昌祠、文昌阁、文昌宫等。贵福文昌宫是目前渠县境内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祭祀文昌帝君的场所。

文昌帝君的主职是主宰文运科举，科举制度又与中国老百姓最为直接相关。宋明以来，科举是世人为官的唯一途径，于是文昌帝君在民间的普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渠县文昌庙是阁、祠、宫等各类祭祀文昌帝君建筑的主场所，是清代渠县官府对文昌帝君举行祀典的场所，具有主庙的性质。

渠县文昌庙建于宋，位于“城西石子岗”上，渠县文庙建于北宋，位于“城西石子岗”顶，不知是否因文庙、文昌庙都有主文运的职责，便选择了相同的位置修建。无论如何，文昌庙因主文运科举、司禄赏功进爵，自宋以来便被人们重视已是无争的事实。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县尹王脱脱重修文昌庙，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邑人王翰臣加修。清康熙六年（1667年）县令刘梦饶重建，继之雍正、乾隆、道光年间都有补修，民国仍有修葺，称衙神祠。

如今渠县县城只存渠县文庙，文昌庙却是雨打风吹花落去，再无踪迹，只见于故纸文字间了。还好，贵福文昌宫的存在提醒着我们，渠县不只有文庙，还有文昌庙、关岳庙、火神祠、龙神祠等各种人们信仰的神灵寄身场所，这些不仅是祭祀神灵的场所，亦是当时人们的信仰所在。

渠县除县城祭祀文昌帝君的主庙文昌庙外，各乡多建文昌宫。清光绪末废科举以来，主职文运科举的文昌帝君没有了工作对象，国家与地方对其举行的祀典便也自然停止，各府、县、乡文昌庙、宫、阁等建筑也只能进行职能转换，渠县各乡镇文昌宫于民国多改作小学校舍。民国版《渠县志》记民国年间渠县共369所小学，多为祠、庵、寺、庙、宫原址利用，其中由原文昌宫改作小学用的有15所，涉及土溪、三板、静边、青龙、中滩、宝城、有庆、李馥、涌兴、流溪等场镇，可知当时各大场镇都建有文昌宫，亦可佐证文昌宫类祭祀文昌帝君的建筑在当时的普及，对文昌帝君的信仰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程度。

人们不只在文昌庙、阁、宫、祠等特有场所祭拜文昌帝君，普通民家的神龛上也都有文昌帝君的神像，文昌帝君已不止主文运科举，与家族神龛中的先祖等同，还管着子嗣昌盛、家族绵延。清嘉庆朝，川、楚、陕三界处的白莲教起义是清走向没落的转折点，但人们将“荡平匪教，归功蜀神文昌帝君”，可见文昌帝君又管着天下太平。每年的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生辰，渠人于当日“肆筵畅饮”，举办文昌会，文昌信仰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中国帝制时代“分科考试，举士任官”的科举制度为中国独有，主宰文运科举的神的功能和神格自然本土化。当然，这场造神运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根据人们的现实需要而随之演化的一个漫长的神化过程。

文昌帝君是文昌信仰的主体，是由先秦时期对星宿中的文昌星信仰与东晋时期四川梓潼帝君信仰于唐宋时期结合而成的。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先秦时期认为是司禄主文运的星宿。梓潼帝君则于东晋时期因对母孝或于战乱时以武保家国被人们神化，唐代帝王两次加封，宋代肯定了梓潼神是主宰文运科举职能的神，道教于此时主张“文昌星明，文运将兴，上帝命梓潼神张亚子执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代文昌星信仰与梓潼帝君信仰合二为一，“文昌梓潼帝君”信仰遍及世间，文昌帝君崇拜全国普及。

国人自古重文，隋唐之前，世家大族以族学为基绵延千百年者有之，隋唐之后因科举之制多少拆了世族的根基，社会不再以世族为主要组成。科举制多少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构成，主文运科举的文昌帝君重要性便随之加重，于是渠县才会有了宋代建文庙及文昌庙的历史，才会有清代各种祭祀文昌帝君的建筑普遍出现。“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清嘉庆六年，帝下诏将文昌帝君的祭祀列入国之祀典，咸丰六年又列入国之中祀，仅次于大祀，国人自造的神的祀典终成为国之大事了，不枉造神一场。

贵福文昌宫位于渠县贵福镇寺垭村六组柏林水库侧，建于清乾隆六年（1741年），主体建筑为三层楼阁，砖木混合结构，是渠县境内仅存的两座楼阁式古建筑之一，曾为红军驻地、学堂等，1959年后为柏林水库管理处办公室，这亦是它能保存至今的原因。建筑整体肃穆庄严，三层飞翼延展于蓝天白云下，当地文昌沟的小地名便源于此文昌宫，可见此建筑在当时当地的影响力。

相传贵福文昌宫为当地之大族贾氏所建，嘉庆年间贾氏之贾咨托、贾咨询兄弟二人先后任山西平定州孟县知县，贾咨托之子贾秉钟则为清代渠县十二进士之一，于山西盂县任知县，深得时人爱戴。如今贾氏后人亦是成才者众，广布南北。

宋明以来，科举是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它关系到世间万家灯火的亮度与广度，与社会各阶层息息相关，是家族崛起与没落的方向标。于是，文昌信仰作为国之众多信仰之一，以它的实用性与现实性进入千万百姓家，文昌体系建筑便也成为普遍建筑。只是历经社会洪流冲刷，总是会冲走这样那样，各种实体不堪世之变迁，或不存，或仅存，于是文昌建筑如今也是零落难依，再无当时之全貌。唯信仰可堪世之百态，今虽无具体的文昌崇拜，但文昌信仰所凝结的儒、释、道三家重文、重孝、重家国之情感已是国之记忆、国民信仰。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