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块“敲门砖”

□刘秀品

1981年我35岁，在190师炮兵团宣传股长的岗位上已干了6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年纪不小了，不能总占着茅坑不拉屎，挡着年轻战友进步的路啊，我提出了转业回地方工作的申请。领导考虑了我的实际情况，批准了我的转业报告。

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摆在“头版头条位置”的无疑是工作安排，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军队干部回地方谁不想找个理想的工作单位呢。

部队对每个转业干部的安置都很重视，要求每人都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填报三个到地方哪个部门去工作的志愿，如同现在考大学填报志愿那样。当时地方上搞经济工作的单位最吃香，不少转业干部都想转业到经济部门工作，商业局、粮食局、物资局、供销社等是首选。但当时全国正在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部队领导动员转业干部到公、检、法、司工作，因而我们那批转业干部大多数都志愿到了政法战线，逐渐成为公、检、法、司的骨干力量。

而我呢，既不愿到地方的经济部门，也不愿意到公、检、法、司，填的第一志愿是达县地区“创办”，第二志愿还是达县地区“创办”，第三志愿仍然是达县地区“创办”。志在必得，心无旁骛。

所谓的达县地区“创办”，全称是“达县地区文艺创作办公室”，就是将达县地区能写小说能写诗歌能写散文能写剧本等等的文化人放在这个办公室里，一天的24小时全由自己支配，工资由国家发放，创作所需的办公场地以及文房四宝由国家提供，发表了作品稿酬由自己得，搞出了成绩还可以得奖。我可是尝到了创作的小小甜头的，因为不断地有文章在报刊发表，也就隔山岔五的收到汇款单。虽然那时的稿酬极低，是象征性的，在《半月谈》杂志上发表《走纵队还是走横队》的议论文才10元钱，在解放军报发表一篇杂文才12元，最高不超过15元，一般的报纸还达不到10元，最低的甚至只有一两元，听说那时通川报上的简讯稿才给5毛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稿酬低，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稿酬也不高。我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才得45元钱。可蚊子肉也是肉，一分钱也是钱，要是一个月能得那么几张汇款单，加上工资，我一个营职干部的实际收入比团首长还高一节！能进创作办公室工作多好啊，不但时间由自己掌握，还能得稿费，恐怕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创办”这么好的单位、这么好的工作了。所以，我三个志愿都填的是“创办”。

最重要的是，我进创办工作还有所谓的底气——从1965年参加团报道骨干集训开始，我就一直从事写作，先是写通讯报道，十几年间，在解放军报、前进报、辽宁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至少有300篇，是解放军报的特约通讯员，多年在师政治部任新闻干事。而且从1978年开始，我已不满足于写新闻报道，沉睡多年的作家梦又从遥远的记忆深处缓缓走来，开始蠢蠢欲动，不停地向报刊投递杂文和随笔。或许是报刊刚开始恢复刊载文学作品，编辑部收到的勉强可用的稿件太少，而我却无知者无畏，不停地给报刊投递不栽花只栽刺的杂文，这可能正契合了编辑部的需要，让我这样的半罐水捡了便宜，投寄的杂文竟一篇接一篇地在本溪日报、辽宁日报、前进报、解放军报、《百花园》《半月谈》等报刊发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出版的《中国青年杂文选》，从全国的杂文作者中，选用了230篇作品，我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外国的“陪同人员”一议》和《有感于触泰山一草一木者斩》两篇文章入选。

在杂文一篇接一篇发表的同时，我开始写短篇小说，向《溪水》《前进文艺》《解放军文艺》投寄，也不断地变成了铅字。1979年，沈阳军区政治部举办第一届文艺奖评选，我写的《肠子生锈的故事》获得短篇小说优秀奖，全军区获此奖项的人只有刘兆林、张正隆和我。前两位后来都成了知名度很高的军旅作家。刘兆林的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被拍成电影，张正隆有关解放战争的系列小说影响遍及全国，只有我在文学创作上永远是耗子尾巴长疮——有脓也没几滴。

在向驻地文学杂志投稿的同时，我又从辽宁向家乡的《巴山文艺》投稿。那时，以李祖星、李星、张建华、黎增树、崔志中为编辑核心的《巴山文艺》，是当时全国公开发行的最负盛名的地区级文艺杂志；以谭力、田雁宁、李贵、杨贵云、宋小武、陈官煊、王敦贤为核心的“巴山作家群”正如日中天，在全国光芒四射。《巴山文艺》助推“巴山作家群”，“巴山作家群”抬升《巴山文艺》。我向《巴山文艺》投稿，一方面是练笔，另一方面也是投石问路，想通过在故乡的杂志上“露脸”，为将来回地方工作搭一个台阶。我与《巴山文艺》编辑部的哥们虽未谋面，可他们对我倒关爱有加，从全国各地的自由来稿中，选用了我投递的《“农莾儿”结亲》《“李老转”的罗曼史》《“铁拐李”下凡》《“小邋遢”亮相》等多篇稿件，陆续在杂志上推出，并占了好几期的头条位置，使我人还没有回到大巴山，却在故乡文学圈里混了个名字熟。而《“农莾儿”结亲》还评了小说奖，发了40元奖金。现在获奖得40元奖金，别人一听或许要笑掉大牙，而那时得40元奖金，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相当于公社党委书记一个月的工资。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文学创作的底子薄，进“创办”干起来可能很吃力，但坚信只要拼命干，勤能补拙。因为我太迷恋这个岗位了。

三个志愿都瞄准达县地区“创办”之后，为了达到目的，我还采取了一条重要措施——将在各地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小说、杂文剪下来，装订成厚厚的一大册，用挂号信邮给中共达县地委组织部，并附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请他们能根据我的特长和志愿，将我安排到达县地区“创办”工作。那时社会上已刮起了“盒子炮”（烟）“手榴弹”（酒）的不正之风，我不相信“盒子炮”“手榴弹”的威力，只相信自己的所谓“实力”，想让发表的作品证明自己的创作潜质，用这块“敲门砖”叩开理想工作的大门。

填报好志愿后，开始了将近一年的等待。

我填报的三个志愿都是达县地区“创办”，但接到的转业通知却是中共达县地委的机关报——通川报社。

为什么我的“敲门砖”没有敲开“创办”的大门呢？回到地方工作后才弄清楚：地委组织部和地区人事局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原本是将我分配到“创办”的，可根据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的程序，文化局归宣传口，我的档案得先交给地委宣传部，再由地委宣传部转给地区文化局，就在我的档案交给宣传部时，宣传部分管人事工作的副部长兼通川报社的党组书记、总编辑刘云杰看了我的档案和我邮给组织部的那一大册剪报，当即拍板：“把刘秀品放到报社吧，他才三十多岁，在部队就写了那么多稿，报社正缺记者呢。”刘社长的一句话，打破了我到“创办”的梦想，阴差阳错，没当上专职创作员却当上了记者。

记者虽然也是耍笔杆子，但与进“创办”搞专业创作毕竟是两回事，当时心里有点疙儿鼔瘩的，可也没敢提出调换到“创办”的要求。我可没那么大的胆子——人还没有回到地方，工作就挑挑捡捡，你还有没有点“革命军人是块砖，党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政治品质？我安心到了通川报社，并从此牢牢扎根，一直干到拿退休证。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