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己经十年有余了。

2006年的农历六月初四晚上11点多，瘫痪多年的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母亲指挥我燃响“落气炮”、烧起“倒头纸”的时候，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当随后从福州赶回的幺妹在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才明白，父亲之所以死了也不闭眼，原来是在等远方的幺女儿回来。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我们四合大队(现名石湾村)的民兵连长。因此，我才五六岁，就知道什么叫基干民兵、什么叫普通民兵。稍长些，我晓得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只身俘获过美军团长，也是志愿军中的神枪手之一，得到过金日成勋章（小时候被我们耍丢了）。那时，首长要把他由班长提为营长。可惜大字不识的他把作战地图拿反了，提干也就成了一个笑谈。这件事让父亲知道了“学而优则仕”，相信孔子所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然，我们有时把读书、写作业作为“躲懒”的一种方式，但长期这样“躲懒”却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从小学到中师毕业参加工作，我和哥哥成绩都保持着十分优异。直到现在，我还把读书作为一种“躲懒的理由”。父亲苦苦地攒下或一分或一角或一元，为的是让我们在开学时就一次性交清学费，免得老师在课堂上催收伤了面子。

据母亲讲，父亲还在卷硐山上大炼钢铁时当过伙食团长，享受过“坐吉普车”的待遇。据说那时全县只有两部吉普车，可以想象退役回国的父亲是何等的风光。然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父亲毅然辞官回家，用所有的积蓄买了几只兔子，想以此发家致富。结果被碰头鹞给一个个碰死了。好在父亲是个放牛娃，革命意识强，17岁就荣任过乡农会委员，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人处事又公道正派。因此，既当了大队的民兵连长，又被选为生产队长。哪知他居然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搞分田单干，他的“官路”自然也就戛然而止。

丢官之后，父亲成了生产队的管水员，这或许也是带点照顾性质的安排，反正父亲也没说啥。扛着一把锄头，在田边地角走来走去。有时也在田缺处搞点小修补。他喜欢带着我去认每一块水田，到现在，老家大部分山包、田块的名字我都能说出来。父亲默默地做着管水员，却在自家的菜园地里做起文章，培育蕹菜、辣子、茄子等幼苗，逢场去石梯、九岭、管村、达县城兜售，换回一些大米、面条，或者给我们四兄妹捎回一块比银元大不了多少的月饼。记得那时，如果要赶达县城，父亲吃了晚饭就要出发，第二天五六点才走到。为了防止父亲路上打瞌睡，母亲往往会给父亲预备一块“硬如顽石”的腊豆腐。就这样，父亲会攒齐我们的学费、攒齐我们过年打新衣服的钱和压岁钱。

父亲官复原职再度担任队长，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生产队已成了全乡闻名的“烂八队”，冬令春荒，外出借粮度日成为普遍现象。因为借谷要还米，形成恶性循环。领导要父亲“出山”，但母亲却反应强烈，坚决反对。为此，父母之间发生了一次“战争”，不仅动了手脚，还动了家伙，母亲拿着蒜水棒，父亲操起了炒菜的锅铲。我们几姊妹操起了定纷止争的“武器”——一起大哭，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次父母之战。我们兄妺帮了父亲的忙，都坚定支持父亲当“官”。父亲官复原职后，不久就受了一次大刺激。带领社员群众去乡上领救济粮，领到的却是霉变的苞谷，还有一堆干萝卜缨子。父亲流泪转身，说“我们回去吧，这些东西不要了，回去勒紧裤腰带干活”，社员们默默地跟着父亲回来，聚集在我家地坝里。后来怎么散去的，记不起来了。不过，当过兵的父亲还是有办法，不到三年，冬令春荒时节，再没有外出去借粮的人了。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打了件土白布的衬衣，买来了鞭炮，叫人自制了几个“火把”，在夜间，领着社员同志们来了个“大游行”。我们也在队伍中，随着父亲振臂一呼的口号声，喊着口号、举着拳头，鱼贯而行。随后，父亲的精神几乎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般要等我们睡下了，他才把几个“队委”请到家里来开会。先是研究生产问题，最后是开始吃喝。吃什么？泡萝卜。喝什么？老白干。听着长辈们蹦嚓蹦嚓地嚼着泡萝卜，间或有喝酒的推让声，对喝少了的人的责怪声。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一瓶酒很珍贵，那是队长的无私奉献。所以，嚼泡萝卜的多，酒一沾唇就推让给下家了。五六个“队委”，一斤烧酒怎么会喝到鸡叫头遍？有时我一觉醒来，还听见大家在嘀咕着生产队的大事。我想父亲能重振我们八队的雄风，多半是“队委会”的作用，不仅形成了共识，而且融洽了感情，班子有了整体合力，划分作业组、栽种双季稻、田坎站列子、荒山栽柑橘等等，我在“队委会”上偷听到过，后头日子就稍微好过些了。

队里开始在村里暂露头角，随后在乡上逐步知名，父亲也成了共和乡（现文崇镇）的“名人”。随着我和哥哥相继参加工作，父亲也老了。看到邻家那些书没有读出来就去打工的人，回来修了房子，把老年人的土地也退给生产队了。父亲和母亲都还是有些羡慕的。父亲有了想退休的想法，结果还总是撂不脱。一直到我在交通局做办公室主任了，他才通过我的“威信”，70岁才卸下了队长的“重担”。父亲在全乡出名还有两件事。一是德高望重，尤其是兄弟团结如一人，可以作为全乡学习的楷模。二是心肠太软，对那些没生出儿子的超生户同情加放任，使自己的本来微薄的报酬全部泡汤，没有领到过工钱。

不识字的父亲在有意培养我们。早晨，要让我去山头上给社员读报，晚上要我们给乡广播站写稿。我喜欢文学、书法、新闻，最后走上了“刀笔吏”的道路。记得1988年，我的微型小说《红笔蓝笔》在全国首届微型文学编辑出版大奖赛中获得了三等奖，《达州日报》把它登出来。父亲很高兴，觉得是罗家的大事，叫母亲给我奖励了一碗煎蛋面。然后，在油灯下陪着我回忆稿子，还要我读给他老人家听。我不知道父亲究竟听懂没有，反正他是啧啧称赞：幺儿的文章真是写得好！好像当时得了9元稿费，我给了父亲让他打酒喝。

我在县上很多单位工作过，看我逐步走向成功，父亲反而不是鼓励我，而是教育我一定要谦虚。他常说，不要以为你多能干，你咋个把飞机甩不上天呢？我对父亲一直心存愧疚：在他生前我总是在抱怨他没让我读高中考大学，因为考上清华大学是我启蒙老师罗开荣的一生宏愿；父亲总是过着清贫的生活，我们的孝道尽得不够好，没能让他享享清福。好在还有母亲，我就把母亲“像孩子一样宠着”，每周都会去陪她走路、陪她聊天，听她那清脆而爽朗的笑声。我陪她过85岁生日的那张照片，在《幸福渠县》“幸福一家人”的网络投票中遥遥领先，我们成了“网红”。我在一次给父亲烧香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不想，母亲也在次年6月也离我们而去。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但父亲一直“鲜活”在我心中。因为，他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他的养育之恩，他的人格魅力，值得我永生怀念和追寻。（罗学闰）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