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乡情家乡报

□喻钊文

第一次认识达州日报（当时它还叫通川日报），是1986年年底，那时我正在一所乡村中学初中二年级就读。一次，母亲在外面吃酒席回来，用一张报纸包回了几片蒸肉（那年头吃酒席给孩子带肉回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这张报纸就是一份八开四版的通川日报。当时我所在的乡村学校除了课本之外，基本上看不到其他什么书籍报纸，这张浸满油渍的小报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几天时间里，我把上面的文字从头到尾不知读了多少遍。记得那上面正好有几首叫陈官煊的诗人（我在1982年就听我的小学三年级老师提过这个名字）写的诗，我把这几首诗翻来覆去地研究了个够。我惊异地知道，除了李白杜甫郭沫若之外，这世界上还有其他诗人，甚至就生活在我们达县地区。

这张油渍斑斑的小报，在我书包里躺了半个月后不知所终，但我从此记住了这份报纸，同时更牢牢记住了陈官煊这个名字。

再次与通川日报相遇是九十年代的第二个秋天了。当时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在一所村小任教，上级给每所学校订了一份通川日报，每周末从村小到乡场的邮政代办所领取这份报纸，就成了我的期待。在贫瘠而偏僻的山村小学，在没有通电没有网络的年代里，这份通川日报成了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窗口。

几年后，达县地区更名为达川地区，后来又设立地级市，通川日报也改为达州日报，扩版增容，黑白印刷变成套红印刷……我都一一见证了它的成长。特别是九十年代那几年的大周末专刊，每次报纸领回来后，几乎都是我抢先看完，等其他老师看了后，我又拿回来进行装订、收藏，几年时间里足足订了五大本。可惜1999年的寒假中我回老家过春节，村小的寝室门被人撬了。乡村教师本来没有什么家产，一大摞《今古传奇》和几本装订在一起的达州日报却被人拿走了，着实让我心疼了好一阵子。

当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对达州日报最关注的还是它每周的文艺副刊，从“巴山夜雨”到“西窗”，几乎每一期我都尽可能想法找来阅读。和中外文学名著相比，这些散发着泥土清香的本土作品，让我感觉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熟悉。从这里我记住许多本地作家的名字，也从他们的作品中领略到了我所不知道的本地风土人情，同时也学到了抒情叙事的写作艺术。

第一次在达州日报发表作品应该是2000年左右，当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从邮局寄了一篇散文《逝去的黑松林》给达州日报，没想到半个月左右居然见报了。这让我很是激动了一阵子。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兴起，我重新爆发了文学写作的激情，看达州日报上的作品，向达州日报投稿几乎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几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在达州日报发表了几十篇文字。特别是2019年8月24日，达州日报“教育周刊”刊发了我的文章《工地上的暑假——一名教师的暑假打工手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内各级网站、微信群被转载点击数十万次，许多相熟不相熟的朋友来电和我探讨教师的暑假生活和收入问题，让我有些应接不暇。

由于网络迅速发展，如今对于达州日报更多是用手机阅读它的电子版。在几年阅读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由于新媒体的崛起和冲击，传统的报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如今的达州日报，无论是稿子质量、编排版面还是印刷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它的文艺副刊版，编辑坚守宁缺毋滥的选稿原则，不保证每周都有文艺副刊存在，但只要文艺副刊存在就是精品。和一些国内大报相比，达州日报文艺副刊的作品质量并不逊色，本土气息、文化氛围扑面而来，更容易让人引起共鸣。每天午休时间看当天更新了的达州日报电子版，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本能反应了。

说来惭愧，认识达州日报35年了，和几位编辑通过电话，但我还从来没有跨进过达州日报的大门。一方面是我生活在乡村学校，几年难得去一趟达州。另一方面，每一次路过通川中路时，我又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生怕自己一副乡巴佬的模样贸然进去-望而却步了。什么时候能够进去看一看多好啊！

祝愿达州日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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