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27 15:31
祖逖“拜表而行”，毅然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带兵渡江北上。船至中流，祖逖击楫（敲打船桨）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意思是：（我）祖逖如果不能扫清中原、复兴晋室，就像这大江一样，一去永不回。
说到“立誓”，“最有温度”的是《汉乐府·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指天为誓”，表达了一个女子对男人彻心彻肺、忠贞不渝的爱情。在关汉卿元杂剧《窦娥冤》中，也有“指天为誓”的情节。窦娥被冤杀，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绫、六月降雪、大旱三年。窦娥冤屈感天动地，“三桩誓愿”一一实现。三年后，冤案得以重审，“窦娥冤”终得平反。后来的“平反昭雪”这个成语是不是来源于此，我不敢肯定。
古人一般不轻易立誓，立誓多以天地山川为誓言，因为这些东西亘古不变，才能够做到“恒久远”。在我的印象中，童谣“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也是一种“立誓”行为。两个人，先勾上小指拇，再用大拇指相对扣合（盖章）。在民间，双方争执不下，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或正确”，往往要“点油杯”发愿，也有的说是“发死儿绝女愿”（发毒誓）。在官场，则往往借鉴军令如山而立“军令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立誓行为”。
像祖逖一样“江河为誓”的，在西晋开国前，司马家族就搞过一次。这是“高平陵事变”时（249年），司马懿“指洛水为誓”：不会伤害大将军曹爽。曹爽“信以为真”，交出了“大将军”印绶，还奢望着做个“富家翁”。哪知道，司马懿却“爽约了”，还是要了曹爽及其同党的“身家性命”。在这些“断头族”中有个桓范，曾经建议曹爽“拿起武器、挟持皇帝、坚持战斗”。结果曹爽却选择了“放下武器、束手待毙”，曹爽被诛杀，桓范作为曹爽的同党也被“族诛”。据说，这个桓范，就是“衣冠南渡”的桓彝的曾祖父。这个桓彝，在东晋把“桓家”发展成“四大家族”之一，他的后代桓温曾觊觎帝位，桓玄甚至还让东晋“改旗易帜”（改称“大楚”）。这是后话。
祖逖“率兵北伐”，朝廷“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没一兵一卒，没兵器铠甲）。他渡江以后，暂住淮阴（今江苏淮阴区），打造兵器、招募兵勇，居然招募到两千多人，俨然是一支成建制的“北伐军”了。但是，他北伐的主要敌人，是“前赵帝国”的石勒，而且拥兵十万。祖逖这个人“勇武有谋略”，笼络和归并了一些地方武装，部队规模达到万人以上。但是，与敌人的部队相比，却只是“小巫见大巫”。正是在这样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祖逖却创造了“北伐奇迹”，收复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把司马睿给的“豫州刺史”由“虚封”变成了“实领”，把“豫州”纳入了“东晋的版图”（317年），还吓得“前赵帝国”的石勒不敢“窥视南方”（挥兵向南）。更有趣的是，为了向祖逖“表达好意”，石勒还派兵去整修了“祖逖的祖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祖逖默认了“前赵帝国”石勒的“互市请求”。边境相对安静，而祖逖的军队也“获利十倍”，给养充足。与此同时，那个与祖逖“相约干一番大事业”的刘琨，也成为“北中郎将”，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坚持“保家卫国”的战斗，成为与祖逖交相辉映的“北方将星”。后来，刘琨的并州被石勒攻陷，刘琨投奔幽州刺史段匹。两入“约为兄弟”报效国家，结果段匹“另有所图”，把好兄弟刘琨给“秘密解决了”（杀死）。这一年，是公元320年。这一年，北方“乱中有静”，石勒几乎统一了中原和关中地区。南方呢？诞生了一个“重要人物”谢安。
祖逖还想剩勇追寇（继续北伐），“南望京师”（东晋朝廷）的支持。不曾想，司马睿给祖逖派来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上司”：“征西将军”戴渊（若思），还“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州军事”。其时（321年），并州已经被划出“东晋版图”，刘琨也已经“魂归西天”。刘琨的死，让祖逖“痛彻心扉”；戴渊的来，让祖逖“忧愤满怀”。因为戴渊是个文官（前面已说），虽有才干，却不知兵略，这样的人出任“北伐前线”总指挥，结果可想而知。祖逖担心“北伐事业”可能就此“黯然谢幕”，收复的大片土地，或将“得而复失”。历史的发展，也正如祖逖所料。祖逖死后，军队归了弟弟祖约。虽是兄弟，能力却有“天壤之别”，祖逖“打下来”并“治理好”的豫州，被石勒“轻易地拿走了”。
站的角度不同，对事情的看法可能“大相径庭”。司马睿任用戴渊（若思）的战略考虑是“佯备北伐，实备王敦”。而在“北伐有功”的祖逖看来，则是“佯备王敦、实备祖逖”，因而“心怀郁闷”。当然，也不排除朝廷采取“一箭双雕”的策略。据说，王敦提兵奔向建康，进军途中收到了祖逖的“威胁信”，让王敦“滚回老巢去”，王敦也就“逡巡不前”。史载，祖逖“威压王敦”。王敦畏惧祖逖，不敢轻举妄动。看到“北伐事业”将前功尽弃，祖逖“壮志未酬泪满襟”，很快“忧愤而死”。得到祖逖的死讯（321年），加上前一年周访的死（320年），王敦“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再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了”。于是，肆无忌惮地发动了“王敦之乱”。
有好事者说，平定“王敦之乱”的晋明帝（司马绍）跟太阳有“密切联系”。其母荀氏梦见“太阳入怀”而有了身孕。这个说法，肯定有些虚妄，因为一般史官都喜欢给皇帝编造“非凡的来历”。但是，晋明帝去王敦军营刺探军情时，王敦做“白日梦”，梦见“太阳绕了军营一圈”，惊起而得到军士报告，有“金发碧眼”的人在营外搞侦察。说明晋明帝真是“跟太阳有缘”。当时的王敦“条件反射般”地认为：是黄花鲜卑奴（司马绍）。这个记载，说明了两点，一是司马绍或跟太阳“有一定的联系”。在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称帝时，硬要拉王导“同坐龙床”。王导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把皇帝比作“太阳”（天无二日）。我认为，把皇帝比作太阳，是人类自然崇拜的产物。上天“深不可测”，而太阳却能经常见面，于是人们就把“太阳”作为“上天”的代表，后来就形成了人间的“天子说”（太阳的儿子）。二是说明晋明帝（司马绍）有鲜卑血统，跟东吴的孙权一样，都是“金发碧眼”。史载，晋明帝母亲（荀氏）出生在“燕代之地”，从地望来看，这是鲜卑族的聚居区，后来的“慕容家族”还建立了“燕国”，在东晋的北方“扰乱中原”。
晋明帝“少而聪慧”，也有故事。这个故事，与“太阳”也有关系，被后人概括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番父子之间关于太阳与长安“孰远孰近”的讨论，被记载在《世说新语》里。原文是：晋明帝数岁，坐元帝（司马睿）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司马睿）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司马绍）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司马睿）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便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司马睿）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晋明帝数岁”流传了好多年，其实是以讹传讹。从原文分析，“有人从长安来”，应该是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称帝后派出的使者。司马邺是在获得晋怀帝死讯后，才在长安称帝（313年）的。“元帝问洛下消息”，应该是问的晋怀帝（司马炽）洛阳陷落的事，洛阳陷落在公元311年。晋明帝生于公元299年，所以有“使者从长安来”时间，应该在313年。而这时，晋明帝已经14岁了，也不可能“坐元帝膝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的是，这位使者是传达晋愍帝诏令（北伐救国），而就在这一年，民族英雄祖逖开始了“北伐的征程”。
晋明帝是个有良知的皇帝，知道大晋的江山来路不正，竟然“掩面长泣”。史载，王导与温峤一起去拜见晋明帝（司马绍）。司马绍问：我一直好奇司马氏是怎么样一统江山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两人一听这个问题都“傻眼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司马氏祖孙三代走过的“铁血夺权路”。王导沉默良久说：温峤年轻，不熟悉那段往事，我来为陛下“说个明白”。“那段往事”前文已说，这里不赘述。司马绍听完“那段往事”，觉得羞愧难当，就掩面长泣，边哭边说：诚如君言，晋祚何以长久？这个问答，或许影响了晋明帝的“执政纲领”：笼络士民，励精图治。可惜的是，晋明帝英年早逝，东晋的中兴也只是“昙花一现”。
晋明帝（司马绍）死时（325年），北方的“前赵帝国”与“后赵帝国”正在“战火纷飞”。晋明帝死了，但儿子司马衍才4岁，按照父死子继的正统观念，年龄再小，哪怕“还在襁褓中”，也要登基继位（晋成帝）。这时东晋还比较安定，没有出现“皇位抢夺战”。司马衍的生母庾皇后（文君），年纪轻轻就变成了“庾寡妇”，也变成了“庾太后”。这个庾太后出生名门，貌美而性纯，临朝听政，虽无治国理政之能，也没有闹出什么“桃色新闻”。
晋元帝司马睿驾崩（323年）后，司马绍继位称帝（晋明帝），庾文君变成“皇后”，不到3年，“皇后”又变成了“太后”（325年）。据说，庾文君生下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当了皇帝（晋成帝司马衍、晋康帝司马岳），这在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庾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的皇亲国戚，走上了“家族兴盛路”。不过，庾氏兴盛好运不长。执掌朝政的庾亮（庾文君兄），强行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引发了“苏峻之乱”（328年）。苏峻带军打入建康，舅舅庾亮却丢下小皇帝（晋成帝）自己跑了，幸得王导等老臣护卫才得以保全。而叛军冲进后宫，大肆抢夺宫女，惨叫声不绝于耳。年轻貌美的庾太后，担心“被叛军所辱”，自杀身亡（328年），时年32岁。东晋建立才十年光景，竟相继遭遇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日子“不是一般的苦”啊。（罗学闰 待续）
来源：达州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