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店子，隐藏着成都人的文化密码

文/梅万林

成都，作为正在打造的一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遍布社区大大小小的各类茶馆便是市民惬意生活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既是时代沧桑的见证者，也是市民生活变迁的记录者。

据《成都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都有地名茶店子。”据此推断，至少150年前成都便有了茶店子这个地名。

茶店子地名的出现，必然与茶馆密不可分。其实，从全国来看，湖北、重庆、山西等地都有叫茶店子的地方，然而在茶馆的数量上，成都却是全国茶馆最多的城市。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有街巷516条，茶馆454家，几乎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有茶馆。在民国时期，不到60万人口的成都，常年茶客达12万之众。现在的成都，茶馆数量之多，已经不计其数，保守估计也有上万家。不仅如此，茶馆还在向小型化、家庭化、民宿化方向发展。

然而，茶馆的出现，却是远远早于茶店子地名的出现。我国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民国时期，因茶马互市而形成了独特的交通要道，茶马古道分三路途经川藏、滇藏和青藏等地区。其中的川藏线就是以今天的雅安为起点，进入康定后又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分别对应着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无论是南线还是北线，成都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枢纽和集散作用。一方面通过成都大大小小的驿道，把西藏和其他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通过成都与巴楚茶马古道相连，把下川东三峡地区和鄂西地区丰富的物产聚集起来，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于是，在茶马古道的沿线，各类茶馆便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客不再局限于过往的客商，当地居民也逐渐成了常客。因此，茶店子不再专指某间茶馆，而逐渐成了一个地名。

据《方志四川》考证，金牛区的“茶店子”，清同治年间已有上百户人家在此经营。茶店子成为场镇，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一些政府机关也纷纷来此避难，由于人数众多，成都县政府扩修了茶店子，使原来半边街有了店堂，形成三街四巷。于是，茶店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场镇。教育家叶圣陶曾避居于此，画家张大千还在附近购地修建了税牛庵。有一段时期，茶店子曾被命名为“子路场”。当年成都县县长陈子路认为茶店子之名较为土气，就把“茶店子”改名为“子路场”，确定1941年5月20日为第一个赶场日。岂料开场之日，茶店子便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百姓遂纷纷要求恢复“茶店子”之名。于是，陈子路只好颁布通告恢复。

流水前波让后波，芳林新叶催陈叶。今天的茶店子早已成了城西的繁华之地，催生了成都市第一个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公园。不仅有茶花、茶树、茶山、茶仙等与之相映衬，地板上还镶嵌有精致的茶壶图案，一景一物仿佛都在诉说着与茶有关的故事。

从成都茶店子地名的形成过程来看，必然隐藏着成都人的文化密码。茶馆里面的茶客本来就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既有耄耋老者，也有中青年人士，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社会的集中反映。正所谓：茶馆小舞台，舞台大世界。一些文艺家还以茶馆为背景，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比如老舍的《茶馆》，还有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故事情节也围绕茶馆来展开。因此，茶店子在成都的形成，首要的文化密码——待人接物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论南来北往，大家一视同仁，互敬互尊，谦让随和。

茶店子在成都的形成，隐藏着成都人第二个文化密码——豁达的处世哲学。经常光顾茶馆，茶客们大抵奉行“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的处世态度。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不与人计较，更不会为一桩琐事而争得面红耳赤，说话总是慢声细语，即使天塌下来也不皱一下眉头，显示出从容淡定的君子风度。

茶店子在成都的形成，隐藏着成都人第三个文化密码——温柔敦厚、品位高远的人生素养。一杯热茶捧在手中，内心立刻有了温柔的情愫，或清幽淡雅，或芳香溢远，显示出个人与众不同的情操和修养。身在茶馆，三五好友既可打牌下棋，还可摆龙门阵，一些男女青年甚至把茶馆列入了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多少美梦好事便在袅袅茶水的氤氲之中得以成全。

茶店子在成都的形成，隐藏着成都人第四个文化密码——聪慧、高效的办事风格。最初的茶馆大多聚集在十字路口的繁华之地，这里既有大量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也有天南海北的闲聊神侃。聪明的茶客往往可以在看似无用之处敏锐地捕捉到大好的商机，从而开辟出一方新天地。当然，为了满足不同茶客的需求，一些茶馆也专门在隐蔽场所寻得一方宝地，从而提供一个安全幽静的环境。

茶店子在成都的形成，隐藏着成都人第五个文化密码——喜欢交朋结友的宽广胸怀。每每有外地客人前来拜访，成都人总是首先约到茶馆见面，宾主坐定，慢叙缓聊，渐渐进入佳境。一时间相谈甚欢，没有什么是一杯茶不能化解的。

应该说，茶店子地名在成都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也有其地理的必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成都人对茶的喜爱，已经深入骨髓之中，体现出情感上的情有独钟。但在它的背后，却是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成都人精神人文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成都人血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达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