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女红军：英名永不泯灭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入川，开辟川陕苏区。川陕苏区在发动工农群众参军参战的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的川陕苏区，妇女有200多万，而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年妇女，多达30万人。一大批女红军，在革命斗争中，机智勇敢，英勇顽强，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川陕苏区掀起妇女解放运动

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旧社会的川陕地区妇女，一直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其地位之低下，劳动之繁重，生活之悲惨，较之男子尤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她们均受封建礼教束缚，一切屈服于男权社会，含辛茹苦，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川陕民谣“只有男州没有女县”“马有笼筒猪有圏，婆娘有个男子汉”，就是对当时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川北农村还普遍有娶童养媳的习俗，更使妇女遭受翁婆虐待，挨打受骂。川陕苏区的妇女处于哀告无门，走投无路的境地。红四方面军的到来，对川陕地区广大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

中共川陕省委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并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和蓄婢制度。各级宣传部门还利用报刊、歌曲、戏剧等形式，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比如《妇女歌》里这样写道：“数千年来压迫深，犹如落进陷人坑。男人女人不平等，政治经济没有份。婚姻不能自作主，一切听从父母命。嫁鸡就得随鸡走，嫁狗随狗伴终身”。其他还有《童养媳歌》《婚姻歌》《放足歌》等等，这些歌谣对推动妇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先后在通江、巴中召开了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川陕苏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还普遍建立了妇女工作机构。为培养妇女干部，省苏维埃还办起了妇女学校，先后培训了数百名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中坚力量。

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34年，在川陕苏区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除张琴秋以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张延福、聂焕林，省委妇女部部长姚明善、肖成英，省妇女学校校长吴桂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达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雷明珍，营山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王定国，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长李开芬等，均是川陕边妇女中的杰出代表。

巴山妇女有着特殊的历史境遇。1932年底以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互相鲸吞，为聚敛财富，扩充实力，强令人民种植鸦片，竟使大部分男人吸毒成瘾，完全丧失劳力，繁重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许多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被迫做了童养媳。那时大巴山有句俗话：“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站”，它真实地概括了妇女的劳动强度和悲惨处境，激起了她们刻骨铭心的仇恨。她们要飞出牢笼的欲望，盼解放求生存的迫切心情，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

晴天春雷响，红军入川来。当她们听说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看到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她们就像笼子里的鸟儿，飞出牢笼，不顾一切地朝着解放的道路展翅飞翔。她们为红军带路、送信，同红军一起开仓放粮，打土豪分土地，冲破层层阻扰，报名参加红军。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20名代表中，妇女就有30多人，第二次大会1160名代表中，妇女就有340余人。第三次大会1440名代表中，妇女占360余人。

妇女参加红军，对整个“扩红”运动促进很大。她们向自己的亲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自己在红军里享受到的自由平等，动员丈夫、兄弟和姐妹参加红军。在她们的带动下，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夫妻双双参加红军的场面比比皆是。有的县一天之内就有五六百人参加，有的一家几口同时报名。红四方面军由进入巴山时的16000余人很快扩充到80000余众，这功劳与大巴山的妇女是分不开的。

“妇女革命歌”宣传材料

走遍巴山搞宣传

巴山妇女历来有唱山歌的习惯。红军来后，她们曾用对歌的形式，为红军通风报信，传递情报。省委和总部针对妇女这个特点，把大批女红军编成宣传队、歌咏队、跳舞班和新剧团，到群众中去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歌唱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颂扬苏维埃运动，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与土豪劣绅斗争，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了起来。

女红军闵红慈的一次经历被传为美谈：1933年初，经过竹峪关初战和空山坝决战，红军彻底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省委决定要大力宣传这一胜利，以推动苏区各项工作。一天，由外号叫“小嘴巴”的闵红慈带着一个宣传组，当她们走到磨子崖一棵皂角树旁，看到田颂尧的部队在坝子里抽烟的抽烟，烧饭的烧饭，乱得像一锅蚂蚁。闵红慈便果断地派人回去向省委报告，其余的人，选好地形，在她的口令下，朝坝子打了一排子弹，敌人吓破了胆。这时省委警卫营两个排赶来，一齐向敌人冲去，敌人乱成一团，只好求饶投降。一个团的敌人就这样被歼灭了。闵红慈带领的宣传组立了一大功。她把这件事编成新的材料，在根据地到处宣传。

建立起妇女武装组织

大批妇女群众，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提高，逐步地建立了武装组织。1933年2月，长赤县首先成立了约250人组成的妇女独立营。继后万源妇女独立营成立。在粉碎“三路围攻”期间，为加强后方警卫，川陕省委在各区、县妇女独立连、营的基础上，在通江正式组成妇女独立营。由于妇女参加红军越来越多，1934年3月，川陕省委决定，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成立了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参谋长陶万荣。

妇女独立团直属军委领导，从编制训练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与正规军一样，这些十七八岁的女战士，个个体格健壮，英姿勃勃。她们学习出操、射击、劈刺、投弹，还学习侦察等军事技术，军事素质提高很快。

妇女独立团成立不久，就配合红军打了一次漂亮仗。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军决定集中力量反击刘湘的“六路围攻”，把原三十一军防守的西线，交由地方部队和妇女独立团扼守。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到苍溪之间的铺子岭一线构筑工事，那里是茂密的森林，山间只有一条小路。刘湘所辖的罗泽洲部一部分调往东线受刘湘直接指挥，一部分在铺子岭与红军交手，企图牵制我三十一军东移。

妇女独立团派出侦察队抓来“舌头”，详细了解敌军情况，适时组织出击。她们机智勇敢，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敌人还以为是和红军主力三十一军作战呢！当得知是些女兵时，肺都气炸了。罗泽洲立即动员说：“兄弟们，上面防守的全是女兵，只要你们冲上去，谁抓到就做谁的小老婆。”士兵一听，高兴得发狂，准备过足烟瘾再发起进攻。这时，红三十一军在东线消灭了刘湘主力后，立即撤回西线归位，正好与冲上来的敌人接上火。当敌人发觉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女兵，个个吓得呆若木鸡，只好束手就擒。这一仗，敌人的两个团被消灭，一个团在旺苍坝起义，由于妇女独立团阵地守得好，作战机智勇敢，受到军委嘉奖。

当好部队的好后勤

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近3年时间，有两年多的时间都在进行战斗。这需要有良好的后勤保障，才能坚持下来。

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总部决定将刘存厚开办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全套设备和大量武器弹药，搬到通江苦草坝。省委组织了上万名民工，其中不少人是各县妇女独立营的战士，日夜不停地搬运机器和物资。

在这些机器中，最难搬的要数石板制的造币机，稍不留心，碰坏一处，便不能再印。而达县距苦草坝约300余里，途中大山连绵，道路崎岖，抬着沉重的机器，实在步步难走。但心灵手巧的巴山女红军，为了红军能有自己的工厂，不惜用衣服包机器，在遇上险道时，不顾一切跪在地上扶着机器一步一步往前挪。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将机器运到目的地。红军有了自己的工厂，大批女红军在厂里不分白天黑夜地生产。票子房女工班印出的票子，比油印的美观大方。

此后，政府在苦草坝设立了银行总行，除行长一人是男的，三个副行长全是女的，下设的几个分行，绝大多数也是女的当行长。被服厂和兵工厂也随之扩大。被服厂全是女的，她们生产出的大批衣服鞋袜源源不断送往前方。随着战斗日趋频繁，各级医院也随之扩大，团有卫生队，师、军有医院。这些医院，从主任到医生、护士，几乎全由女红军承担。

1933年5月的竹峪关战斗，敌人来了8个团，要和红军决一死战。这一仗，把敌人5个团吃掉了，我们的一个妇女大队，先后抬下800多名伤员，她们先是给伤员喂开水、包扎，然后抬送100多里到洪口医院，还把缴获的几百支枪，搬运到通江苦草坝。许多同志衣服磨烂了，双臂出血，泥水和鲜血糊满一身。有的由于饥饿和劳累昏倒，甚至为救伤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5年1月，红军准备渡嘉陵江西进，省委把各机关的女同志组编起来，在旺苍成立了独立团第二团。原来妇女独立团为一团。后勤任务全落在两个团的女战士肩上。她们抬的抬，背的背，把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机器和几十万人的吃穿用全部运走。妇女独立团的部分同志，在广元、苍溪一带征粮，历尽千辛万苦，用10天时间，征集了14万斤粮食。从中坝出发，妇女独立团除了背粮食，还要背1000条枪去茂县。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组织渡江战役时，把从边沿地区撤到中心区来的妇女工作人员连同原来的妇女团，合编为妇女独立师，迅速随大部队西征……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巴山女红军的歌声仍回荡在大巴山巅。她们的血汗凝结在嘉陵江畔，她们的足迹深印在雪山草地，她们的丰功伟绩与世长存，她们的英名永不泯灭！（ 达州日报社社区记者　谯继 本文参考了《铁血川东》《党史博览》等文献。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