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那年，外婆很权威地对母亲说：“我看风儿也不小了，该找个妺妹管管他了，免得他一天到晩像个野人一样到处乱跑。”母亲对外婆的话很是赞同，忙问：“有合适的人选没有？”外婆说：“有哇，就是我队上王富贵的幺女，人品好，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烧得一手好茶饭；家景又好，他爹还是生产队的会计，呼风唤雨，来势得很哩。”一番话说得母亲很是心动，当即拍板，择日相亲。

    那天，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路翻沟过梁，山歌野调信口吟唱，很快就到达了外婆所说的王家。房子是农村典型的三合院，屋檐上挂着一摞摞玉米高粱，左猪圏右牛舍，看起来是个殷实人家。走进大门，屋里坐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在刮洋芋。

    外婆说：“风儿，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王姑娘。”那姑娘闻言朝我望了一眼，我顿时如遭雷击，妈呀！简直是大白天撞到鬼，那姑娘的脸半边黑半边白，出门绝对影响巿容，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逃出来的。

    跑到外婆家，外婆还一个劲地问我：“风儿，看上莫得？你看那闺女多好啊！”我说：“外婆，我年龄小，胆子也小，今天你弄个演鬼片的出来，差点连魂都吓落了。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或者落下个什么后遗症，这就是你老人家的不对了。”一番话把外婆气个半死。

    转眼又是当兵第三年，获探亲假。探亲的首要任务，就是回家物色一个对象。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老百姓的生活还相当苦，农村尤甚。山里人由于穷，有了姑娘便早早地随便嫁个人家，也算是找了一条生路。我回家时，该出嫁的姑娘都出嫁了，没出嫁的也早已名花有主了。农村婚姻巿场形势是如此严峻，又是如此低龄化，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眼看探亲假就快到了，我八字还没有一撇。正在着急之际，有一位贫下中农老大妈前来说有一位姑娘愿意相亲。全家喜出望外，母亲忍痛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宰了，父亲把院子扫了一遍又一遍，全家人站在地坝边迎候客人。

    当时的情景至今难忘：那姑娘来了，哪里是一个人哟，简直就是一座山嘛。虎背熊腰，牛高马大，真正一副好身架好劳力。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怎么样？风儿，瞧上没有？”我对母亲说：“我就是一辈子打光棍，也不愿意跟一头河马生活在一起！”

    母亲生气了，训道：“亏你还是一个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这么没见识？你看人家那身架那劳力，连山都背得回来，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再说脸蛋又不能种庄稼更不能当饭吃，生儿生女是靠脸蛋吗？”母亲左劝右劝，我横竖不答应。那女的见我死活不愿意，也就不勉强，吃过午饭，拿着母亲送的一截布料和10元钱，悻悻回家去了。

    转眼从军营到校园。在那个正瞧女人一眼也要被视为小资情调的荒唐岁月，我们在校园相识了，从此开始了秘密接触。我们偷偷摸摸地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地下活动”，毕业那年暑假，女友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她的父母要见我。虽然我和女友早已心心相印，但她的父母没有明确表态。到了周末，我诚惶诚恐地来到了女友家里，屋里早已坐满了女友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几个戴盘盘帽儿的。一看那阵势，我心里先就虚了场合。

    在众目睽睽下，我开始一一回答他们的提问。一位戴盘盘帽儿的首先问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看样子像是公安局查户口的。我脱口而出：“我爸是种秧委员。”“什么，你爸是中央委员？”一屋子的惊诧。我忙说道：“是种秧委员，不是中央委员。种秧委员是生产队评的技术职称，相当于学校骨干教师。生产队有五大员，除了种秧委员，还有饲养员、记工员、保管员和计生员。”“哦！”屋子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尔后，我便一一回答他们的提问，包括籍贯、姓名、简历、社会关系、有无前科等。

    几个小时过去了，综合考评的结论是：这小子虽然其貌不扬家境贫寒，但忠厚老实不轻浮不奸滑。特別是那一米八几的个头，又是当兵出身，倒也给人一种安全感。之后，是女友父母的“廉政”谈话和工作勉励，内容无非是热爱家庭、忠于老婆、勤做家务、工资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得私设小金库等。

    考核顺利通过，我作表态性发言，郑重承诺：今后，我一定紧密团结在以老婆为核心的小家庭周围，找准坐标，摆正位置，不争权、不揽权、不越位，遵纪守法，不断开创家庭建设的新局面。岳父母满意地点了点头，女友脸上早已开满了灿烂的笑容。短短的几个小时，她就取得了未来几十年的领导权、指挥权和财政大权。我犹如签订了《南京条约》一样，顿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壮。不过很快释然，在那个荒唐的岁月，是我的女友不嫌门第枉驾屈尊，在众多男人中选择了我。

    不过，在此后的生涯中，这些条约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时时禁锢着我，使我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不敢越雷池半步。也幸亏有了这些条约，方能使我能够精心构筑爱的小巢，营造出幸福温馨的生活。

    □胡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