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子，稻子

文/张淑清

一棵稻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和责任——不仅要生儿育女、延续命脉，还得照顾父亲的心情、村庄的风水以及城市的喂养。

多年前，我熟悉的稻子，活在父亲母亲的手掌心。白雪皑皑的季节，稻子盘腿坐在粮仓里，或者庞大的囤子内，把自己沉淀下来，眼望人间风雨变幻，天上云来云去。春暖花开时，睡了一冬的稻子纷纷醒了，伸伸胳膊练练腿，在一个容器里待久了，该出来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父亲将稻子留出一部分育秧苗，把其余的小心地放在一个一个麻袋里，让稻子泊在堂屋的立柜上，成为温暖一家人的一盏灯。

日子紧巴巴的，那会儿，稻子显得无比珍贵。一盘碾子卧在房东头，父亲给盖了棚子，搭了高粱秸秆和木板子。每次碾稻子，母亲执意自己推碾子，不好意思借前院三叔家的毛驴，三叔对他家毛驴十分疼惜，不会轻易借出去。那年晚秋，稻子割完后，在玉米地晾晒，快干了，天上来了一块积雨云，乌黑乌黑的，父亲一看，不好！要下雨。两亩稻子一旦遭遇雨水浸泡，必定发芽霉烂。父亲急眼了，平时不张嘴求人的他，这阵也豁出去了，请了四个劳力，很快将稻子捆扎好，扛到道路边，父亲又赶到三叔那里，借黑毛驴拉稻子。三叔坐在院子的椅子上，正用剪子剪脚趾甲，没等父亲说话，三叔猜出父亲想干什么，立即说，驴怎么能随便借？一旦累坏了谁赔得起？

父亲吃了闭门羹，只得跑到一河之隔的后屯，雇崔老二的四轮车，才把两亩稻子拉回家。

借不到三叔的毛驴，母亲选在上午抑或黄昏碾稻子。我和弟弟不想推碾子，死沉死沉的，我一转圈圈就头晕。母亲有办法，承诺我们，推完碾子，奖励五角钱，随便我俩买吃的。那年月，五角钱不是小数目。钱激发了我俩的动力，推就推呗，很简单，就是一圈一圈地转。稻子在一个簸箕里，母亲趁着风儿，扬一扬空壳稻子，那些鸡鸭鹅一股脑儿聚拢来，抢空壳稻子吃。经过筛选的稻子，金灿灿、黄澄澄，母亲动作熟练地把它们摊在碾盘里，待稻子脱了壳，碾盘上白晶晶的米散发着浓郁的米香！我忍不住捏一撮米放进嘴里，咯吱咯吱嚼，那叫一个爽！咂吧咂吧嘴，满嘴米味儿。

碾完稻子，母亲继续用簸箕扬出稻壳，将白花花的米装到布袋里，唯恐生虫子，找一只大的塑料袋套上，系紧袋口，搁在阴凉干燥处。平常日子吃粗粮，过节家里来客时，母亲才舀一瓢米，煮一锅红豆焖饭。

三叔的毛驴，到底还是借不来。父亲窝着一肚子气，第二年去乡农贸大集，买了一头骡子回来，又配了一辆架子车。父亲套上骡子赶着，从田间地头到家里，再从家里去稻田。哪怕有时车上什么都没有，父亲也赶着骡子。闲时，牵着棕色的骡子，途经三叔家，遛几下骡子，也遛一遛心情。

我读小学六年级的那个秋天，三叔的毛驴不知得了什么病，突然倒下了。祸不单行，三叔骑自行车去县城办事，被一辆三轮车刮了，命是保住了，但左腿落下残疾，走路一颠一颠的。三叔腿不好，别人都把稻子收回家了，他的一亩稻子还杵在田里。邻里关系紧张，没人肯主动帮他。

父亲收完家里的稻子，拉了满满一车，回家晾晒在墙头。三叔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往稻田走，和父亲碰头了。父亲本不想搭讪，但看三叔那可怜样有些于心不忍，便吆喝住骡子，三叔也停了下来。父亲说：“老三，不嫌弃的话，我赶车帮你收稻子？”

“唉”，三叔叹息一声，“大哥，我……我没脸求你啊！”父亲突然眼眶就湿了，“啥都别说了，我把这车稻子卸了，回头就来。”

三叔“哎哎哎”地答应着，头如捣蒜。父亲不计前嫌，母亲更是没话说。那天，我们一家齐上阵，将他们的一亩稻子割了捆好，上车运回院子，晒完。一气呵成，三叔眼睛红红的，吩咐三婶炒几个好菜，他和父亲兄弟俩抿一杯酒。

我去城里读书，像一棵稻子被移植在城市，与稻子、田地渐行渐远。白米饭司空见惯，对稻子的感情疏离了，但看到学生将吃不了的米饭倒进垃圾桶，我的心就像被刀子戳了般疼痛，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父辈们在烈日炎炎、酷暑难当时，弯着腰在大地上劳作的身影。我没能力阻止所有人挥霍大米，却可以严格要求自己，饭桌上落一粒大米，也要捡起来塞入嘴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坦荡地打包桌上的剩饭剩菜。对每一粒米，保持永远的敬畏。

参加工作后，每年插秧季节，我都请假回老家帮父母插秧、拔草、喷施农药、捉稻棵上的虫子，秋后下霜前，回去收割稻子。现在是机械化收稻子，给稻子脱粒。原始的人工劳动方式，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家的大黑骡子、架子车，早已成为往事。我们一家三口，以及弟弟一家，吃的大米基本是父母的两亩水稻供应的。

七十多岁的父亲母亲，一直坚持种水稻，他们有着一份对粮食、对土地的厚重情怀，那种情怀是人世间任何山峰都达不到的高度。父亲母亲在村庄、在大地之上，把自己活成一棵稻子，低着头，垂着沉甸甸的乡愁。

来源：达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