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11-16 11:20
□罗学闰
据说，“太原王氏”有个最显著的面部特征：鼻子硕大。因此，“太原王氏”又被称为“齇王世家”。有史家说，“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期的王昶。王昶是名门之后，他的父亲王泽是东汉的代郡太守。在曹魏时期，王昶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先出任曹府（曹丕），后又被司马氏（司马懿）看重，最后竟然混到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地位。还是在三国鼎立时代，文武双全的王昶才走完了人生路（259年）。
王昶有三个儿子，一个叫王浑，一个叫王深，一个叫王湛。他们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王深一脉，少见史记。王浑因灭吴有功（280年），显达于西晋。儿子王济还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姐姐常山公主，成为皇亲国戚。但是，在晋武帝（司马炎）遣齐王司马攸回封国时（283年），王济派妻子常山公主会同京兆公主（甄德妻）到司马炎面前“以泪留人”，结果逆了龙鳞，被司马炎来了个扫地出门。这个甄德，也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姐夫，曾先后娶司马师、司马昭的女儿为妻。甄德原来姓郭（郭德），是郭太后的弟弟。这个郭太后，是司马氏废立曹氏皇帝的一张王牌。郭德先后娶了司马家的两个公主，足见司马家对郭太后的看重。但是，郭德的改姓，却缘于一桩“阴婚”。据说，魏明帝（曹叡）的爱女曹淑早夭（232年），通过皇家的安排，就与甄皇后（曹叡母亲）的侄孙甄黄（已故）举行了“冥婚”，郭德就“过继”给甄黄夫妇，所以就改姓“甄”，叫“甄德”了。
“长公主”的称呼是相对于“公主”的，“公主”是现任皇帝的女儿，而“长公主”则是现任皇帝的姐妹或姑姑。晋武帝（司马炎）对两个长公主是怎么处理的，史上无载。但对王济、甄德这两个皇亲国戚，就有点不客气。王济外放离京（徐州刺史），甄德虽然留在京城，但位置就很“靠边”了（大鸿胪）。他们从此开始放浪形骸，极度奢侈，因纵情酒色，不几年就都病死了（郁郁而终）。对于王济，史书上说他生卒年不详。但是，王济死时，他的父亲王浑还健在，尝尽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不巧的是，王浑又死于西晋八王之乱（297年）。永嘉之乱（307-311年）中，王浑后人的发展势头急剧衰减。到了东晋，王浑这一支更不见容于皇帝司马睿。因为，王浑这一支与匈奴刘氏（刘渊）是世交关系，曾经跟着成都王司马颖攻打东海王司马越。晋元帝（司马睿）移镇建邺，是司马越的有意安排，有了这个“隔夜仇”，东晋就“不与刘、石通使”，王浑一支的发展在东晋就基本画上了句号。
王湛一支因为“五世盛德”，与司马睿也没有前仇旧恨，就在东晋逐步“吃香起来”。先是王承（王湛子）见重于东海王（司马越），任职记室参军。司马越说他是“人伦之表”。“衣冠南渡”后，又见昵于晋元帝（司马睿），被推举为“东晋第一名士”。但是，东晋才刚刚建立（318年），王承就因病不治而亡。王承的儿子王述，到30岁时（333年）还不为人所知（未名于世），人们都说他像个傻子。后在王导、司马岳的提挈下，走进东晋的官场（334年）。先基层再重用，先武职再文官，最后官居尚书令（364年）。能够入朝做尚书令，是因为两年前（362年）的一件大事：桓温北伐后要求迁都洛阳，朝野都觉得桓温难制。时年64岁的王述挺身而出，劝住了桓温，因此特诏其入朝为尚书令。王述在尚书令任上不久（364年），就提出“致仕请求”。朝廷不许（夺情），导致王述累死在岗位上。
历史年代有些抽象，我们把右将军王羲之拿来做个参照物。王羲之一直看不起王述，但王述却声名鹊起，王羲之“羡慕嫉妒恨”。会稽内史王述的母亲逝世（353年）需要“丁忧”，朝廷诏令王羲之代领会稽内史。王羲之到任后，连日声称要去吊唁，王述就洒扫门庭等着。但是，王羲之到了大门口，当王述去以礼相迎时，王羲之却扬长而去。殊不知，王述好运又来了，丁忧后就升任扬州刺史，上任时不仅不去拜访王羲之，还命人检举王羲之的各种问题，逼得王羲之称疾辞职（355年）。王坦之是王述的长子，少而知名，几与郗超（郗鉴孙）齐名。当时有谚云：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嘉宾”是郗超的“表字”，“文度”是王坦之的“表字”。“独步江左”的王坦之，深得父亲王述的溺爱。及至他长大了，父亲仍把他抱在膝盖上说话，因此，又有“膝上文度”的谑称。王坦之也出在桓温门下（长史），也曾经是桓温的亲家：桓温女儿嫁给王坦之的儿子。但是，王坦之也有自己的鲜明立场：与谢安联合钳制桓温，坏了桓温的好事。在桓温“殡天”后（373年），与谢安同掌朝政。两年后（375年），王坦之病死（终年46岁）。后来，王坦之的儿子们，都身处文武要冲，尤其是第三子王国宝，还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一起玩弄朝纲。到这时，太原王氏王湛一脉，已逐步发展成东晋当红的名门望族。有史家说，太原王氏影响了东晋朝政约20年。这20年，以淝水之战（383年）为起点，以桓玄篡夺（403年）为终点。这个时期，也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衰落期。我们都知道，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是“王与马，共天下”。历史也真有点趣味性，东晋门阀政治起于“琅琊王氏”，终于“太原王氏”，首尾都跟“王氏”有关，让“王与马、共天下”几乎一语成谶，这是东晋历史最鲜明的特点。
其实，东晋末年朝堂的人物都“有点二”。晋孝武帝（司马曜）明明是个皇帝，娶个老婆，还要多方征求大臣意见，导致谢安和桓冲产生矛盾。最后，谢安意见胜出，太原王氏王蕴的女儿成为皇后（375年）。这又让太原王氏的王坦之一脉产生意见，急忙把王国宝（王坦之子）的从妹送去会稽王（司马道子）府做了王妃。这也就算了，本来谢安因淝水之战（383年）就阙功至伟（功高震主），晋孝武帝本来就有些疑忌，王国宝又来挑拨离间。这个王国宝，还是谢安的女婿。因为谢安不喜欢这个女婿，就抑而不用，让王国宝把岳父谢安“恨得屎流”。王国宝一挑拨离间，晋孝武帝（司马曜）居然就信进去了，导致谢安黯然出朝，声言“去广陵修筑新城”（385年）准备北伐。
司马曜的父亲是司马昱（简文帝），到简文帝驾崩时（372年），就只留下了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这两个同胞兄弟。为了守好司马氏的江山社稷，司马曜就叫司马道子入朝，与谢安兼领尚书事（383年）。明明是两个亲兄弟，度过短短的蜜月期，这两兄弟却明争暗斗起来，再加上太原王氏各为其主：王蕴女儿嫁给皇帝（司马曜），是绝对的“保皇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恭（王蕴子）；王国宝（王坦之子）的从妹嫁给丞相（司马道子），是绝对的“保相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国宝。皇帝和丞相“相持之争”，带来的是后党和妃党的“党朋之争”，后来演变为对重要方镇的争夺，皇帝（司马曜）与丞相（司马道子）所掌控的方镇，达到了犬牙交互的地步，最后形成了方镇对立，战事（内乱）一触即发。刚才说的“绝对”，也不尽然。在方镇对立中，太原王氏却并不坚定，左右摇摆。这种“主相相争”的局面，持续到晋孝武帝魇崩（396年）才算基本结束。
“主相相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袁悦之，他依附于司马道子，劝司马道子独揽朝纲，架空皇帝（司马曜）。不曾想，这个建议被晋孝武帝的舅老倌王恭（皇后兄）知道了，密告晋孝武帝。晋孝武帝怒不可遏，把袁悦之菜市腰斩（389年），算是给了司马道子朋党一个鲜明的信号。历史学家田庆余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把“主相相持”分为五个阶段：384年（淝水之战次年）到389年，以袁悦之被斩为分水岭，“主相相持”的主要表现是对“上下游方镇”的争夺，在这个阶段，主相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到了392年，荆州刺史王忱死去，激起了晋孝武帝抢夺荆州的热情，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中诏），不经过正规程序，把殷仲堪直接任为荆州刺史。在这一局中，司马曜抢先得手，略占上风。晋孝武帝死后（396年），方镇的王恭、殷仲堪连兵反叛，形成了两藩与中枢之争。后来，道教起义军参与其中，演变成了“孙恩、卢循起义”。晋孝武帝死后两年（398年），两支太原王氏都先后走向覆亡的命运，东晋门阀政治也就此走到尽头。这时（399年），也即将翻开五世纪的日历（400年）。
史载：司马曜和司马道子都沉迷佛教，各自的府上都有和尚和尼姑。据说，殷仲堪能为荆州刺史（392年），皇宫中的尼姑支妙音功不可没。晋孝武帝（司马曜）正是听了支妙音的“赞歌”，采用“中诏”的方式，出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的。据说，殷仲堪出任荆州刺史，桓玄（桓温子）也有一份功劳。因为原有荆州刺史王忱对桓玄“不感冒”，处处裁抑桓玄，让桓玄觉得很不爽。于是，桓玄就买通了支妙音“共襄盛举”，让殷仲堪出任荆州。所以，有史家说，殷仲堪出任荆州，晋孝武帝是胜利者，桓玄也是胜利者，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前面说到桓温入朝处理的“卢悚入宫案”（372年），其实就是一起典型的“宗教动乱”（道教）。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卢悚，自称“大道祭酒”，聚有信徒800余家，准备迎海西公(晋废帝）复辟。海西公（司马奕）还沉浸在被废的阴影里没有走出来。卢悚只好率众攻宫城广莫门，诈称海西公还，突入殿廷，夺取武库甲杖。后朝廷调兵抗击，卢悚与其部众“皆败死”。幸好海西公（司马奕）没有前来参加共同政变，让自己苟活到了386年。
晋孝武帝死了（396年），“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安帝司马德宗（司马曜长子）继位，这是东晋第十个皇帝。这个皇帝，比西晋的傻皇帝（司马衷）还要“傻”，连白天晚上、严寒酷暑都分不清楚。有这样一个“傻皇帝”，司马道子独揽朝政就当然不在话下了。（待续）
来源：达州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