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通川报》创刊的时候，我只有10多岁，在达县高坪乡邮政代办所当邮递员。邮政代办工作，给我提供了阅读报刊的机会。每天看着整整齐齐的铅印字，觉得十分神圣；再看到文章的署名，更令我心生敬佩。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的“文章”和“大名”也能在报刊上出现。

　　我文化底子薄，要想实现当“作者”的梦想，必须加倍学习。于是，我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走邮路，投报刊，送邮件，晚上读报，也试着写稿。把身边的好事趣事记下来，把农民的欢声笑语写进去。认真地写，反复地写，一篇篇文章只敢放在自家的书桌前。终于有一天，选了几篇“得意之作”，工工整整地誊抄后，装进充满希望的信封，贴上邮票，投往了一些报社的编辑部，等到的结果是石沉大海。就这样写啊写，投啊投，忙碌了十多年，虽没有一篇文章见诸报刊，却依然没有泯灭我发表稿件的信念。

　　1965年3月，《通川报》的《通讯往来》第二期刊载了我写的《用无产阶级观点看待新闻的真实性》，“韦先锋”三个字终于变成了铅字！再细看变成铅字的文章，与自己的原稿判若两然，我知道，那背后凝聚着报社编辑们的智慧和心血，也让我写稿有了样板和规范。从此以后，我把投稿的方向瞄准了《通川报》，发表率日益提高。其中，《朱三千人老心更红》、《社会主义迷——朱三千》等系列稿件发表后，《通川报》还组织了讨论，并配发了编者按。数十年的努力，我连续数次被评为基层骨干通讯员。

　　我刚开始写稿子时，总认为越长越好，总想完整无缺，“黄鳝泥鳅一串穿”，把收集到的材料，不加分析，全都装进去，可仔细一看发表的稿件，仅剩下一件事或一个人，说明写新闻稿，应一稿一事，突出重点。于是，我坚持做到“三对照”：原稿与修改稿对照，投递稿与发表稿对照，自己写的稿件与报纸刊登的同类稿件对照。特别是从发表稿与投递稿的对比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体会到编辑的用心。虚心向编辑老师学习，成为我写稿进步的捷径。

　　四十多年来，我把发表的每一篇稿子都剪裁下来，认真地保管。在我70岁生日那天，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我发表的两千多篇文章中，筛选了近百篇稿件，整理编辑成《韦先锋通讯文稿集》，当儿孙们把那本漂亮整洁的“专著”交到我手里的时候，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终于实现了“出书”的心愿！

　　回望我这几十年走过的邮路，再看看写出的一篇篇稿件，《达州日报》已成为决定我生命历程的重要一环。妻子由一个文盲变成了可以识字断句的“先生”，家里的几个孩子和孙子辈也受到了熏陶和感染，他们都比我更有出息。这些福气，固然离不开社会进步带来的机遇，同样实实在在离不开《达州日报》给力。在《达州日报》六十岁时，难道我不该由衷地说一声感谢？！在《达州日报》的养育下，我健康地步入了古稀之年，希望“年轻壮实”的《达州日报》明天更加美好！（作者系原达县高坪乡邮政代办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