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年少的时候，曾有过许多幻想，求学入仕，精武卫国，悬壶济世，但压根儿未想过要当裁缝师。

    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很保守很家长制作风的爷爷，出身大家闺秀但多病的婆婆，这就注定了我爸爸一生只能困守乡村，跳不出农门，许多可以改变自己命运和人生的大好机遇，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错肩失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个艰难的时代。我和四个妹妹如一根苦藤上的瓜，相继出生，成为爸爸感情和精力的双重负担。起早摸黑，日子仍难以敷衍，就连区区几元钱的书学费，也常常愁得我爸爸眉头皱起鸡蛋大的疙瘩。

    我八岁那年秋天，爸爸从石桥镇赶场回家，途中听到嗒嗒嗒的缝纫机声，从路边竹林掩映的木壁青瓦房中传出，时急时缓，时响时歇。他心有所动，循声来到这户人家，见一位中年裁缝师，正操作忙碌着。家有万金，不如一技在身，我爸爸想，遂主动上前攀谈，继而提出拜师学艺的请求。那师傅审视了他片刻，问，学艺最要紧的是啥？我爸爸随口应道，要得手艺精，虚心细心加恒心。师傅满意地点了点头，遂收他为徒。

    求亲告友，四处借贷，专程去百多华里外的县城，买了台蝴蝶牌缝纫机，我爸爸便开始了裁缝生涯。从此，嗒嗒嗒的缝纫机声，便响彻祖传老屋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伴随着我由蒙童长成少年又长成青年，至今，仍时常在我梦里回响。

    初学时期，我爸爸接师傅来家，好吃好喝好侍奉，收入全归师傅，自己分文不取；一本缝纫裁剪技术书，差点没被他翻烂，连吃饭时也书不离手；几件旧衣服，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前襟后背衣袖衣领，比划着依样画葫芦；所有的报纸，都被他剪得破破碎碎无一全报。就这样，他的处女作终于问世了，那是一件用浆糊粘成的纸衣，挂在堂屋的壁上，招徕左邻右舍，大人小娃，济济一堂，啧啧评说不休。一个月后，我爸爸便出师，独立裁剪、粘折、熨烫、上机，靠缝纫赚钱养家糊口了。

    那时，方圆十里八里，也难找到一个裁缝师，很快，我爸爸便成了一方名师，顾客盈门，衣料成山，生意红火。我家里里外外逐渐换了样，以前嫌我家贫寒故意疏远了的亲友，又主动上门走动套热乎了。

    我爸爸却更苦了，成年累月地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夏天，汗流浃背长一身痱子；冬天，手脚冻成了红萝卜一般；晚上，嗒嗒嗒的机声深夜不歇。一到腊月，我爸爸更是忙得晕头转向，饭顾不上吃，觉顾不着睡，还硬拉母亲和我充当他的助手，折边、熨烫、锁扣眼、钉纽扣。大年三十晚上，家家围着火塘，剥着瓜子守岁，唯有我家还在忙活，没拿到新衣的顾客，三三五五地守候着、催促着。一拨未走，另一拨又来。待他们都高高兴兴拿到新衣，一个个终于走尽，已是新年和旧年交替之时。这时，爸爸起身用凉水冰冰额头，活动几下手脚，又回到缝纫机前，才开始制作我们自家人的新衣。正月初一早晨，当我和妹妹们被炒豆般的鞭炮声唤醒起床，母亲正在煮汤圆，爸爸却揉着熬得红肿的双眼，迷迷糊糊地爬上床去睡觉。而摆在桌上的，是我们的一套套新衣。

    赚钱如同针挑土，是很不容易的，但爸爸却把钱看得很淡。新衣做好付工钱时，有的差三角、五角，爸爸摆摆手，没得就算啦；有的一时没钱，爸爸说，等有了再给吧；有的新衣穿成破衣旧衫了，还欠着工钱，甚至早忘了，或是有意赖账，爸爸也很少催问，并不计较。我们一家人对此都很有意见。爸爸总是说，相信人家有钱时自然会给的，都是邻里乡亲，催人家就是逼债嘛，实在给不出来，就当做了件好事，帮人家一回。很有些菩萨心肠加雷锋精神。

    爸爸原本想培养我成为乡村新一代裁缝师，接他的班，但我志不在此，遂又在四个妹妹中物色接班人。1979年我考上大学后，妹妹们也对爸爸的事业不屑一顾了。爸爸并不勉强，他说，人各有志；他还说，鸟儿大了，总是要飞的。当我穿着一身爸爸连夜赶制的新衣，离开乡村去远方的城市上大学时，发现依依送别我的爸爸，背明显地有些驼了。那时，他才而立有三，正该是昂首挺胸的年纪啊。

    后来，我爸爸陆续收了五个徒弟，有年纪和他比肩的，也有和我一般大小的。再后来，我爸爸就不再当裁缝师了，因为裁缝师多了，因为买衣服穿的人多了做衣服穿的人少了，也因为我和四个妹妹都相继有了工作自食其力了。爸爸不当裁缝师后，便挎上药箱，走乡串户，救死扶伤，普渡众生，实现他少年时的梦想。

    但我却总是忘不了乡村祖传老屋那缝纫机声，它不仅给予过我温暖，还使我学会了刻苦耐劳，真诚处世，善良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