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3岁时，过继给她不能生育的姑父姑妈，15岁的时候，拜师学医，师傅姓袁，母亲只知道他叫袁鲫壳。此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苏区的战争年代，师徒二人忙着为红军伤病员疗伤治病。师傅医术高明，深受红军的爱戴和尊敬。长征离开之时，外公外婆见她要走，整日哀叹流泪，万般不舍！母亲见状即刻心软，留了下来，与老师洒泪分别，此生再未见面，竟成永诀。

    母亲有姊妹4个，但很早就先她而去。其后人虽有浓厚的血缘，却少有来往，她常叹娘家亲人实为缘薄。

    上世纪40年代，父亲殷实富裕，但首婚未育，娶了母亲。当第二个孩子诞生时，父亲因川东“焚粮大案”而被当局逮捕入狱。时过3年，叔父又因参加中共地下党被叛徒出卖，不幸逮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成为永垂不朽的革命烈士。

    这是家中最痛苦、最困难的时期，夫家两兄弟均遭牢狱之灾。上有70多岁的公公婆婆、养父养母，下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女婴儿。为了互相有个关照，只好搬到三里坪乡下与公婆一起居住，因此后来就成了农村户口。

    爷爷买了些田地，土改之时被划为地主成分。50年代, 母亲的公婆及养父母相继去世。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和我们在农村。此时，家中既是烈属，又是地主家庭, 政治面貌十分复杂。

    生活中的艰辛，地主婆的身份，使瘦弱的母亲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多少个艰难、屈辱的日子啊。就是这个倒霉的地主成份啊，12岁的我就失学了，与母亲在农村生活了13年。

    6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有一次，年仅15岁的我与同伴不经意开了一句玩笑，就因这句玩笑话，可给母亲撞了大祸。站在旁边的民兵排长,说我恶毒辱骂贫下中农，是一种阶级报复，是我母亲唆使的。当天，就召开斗争大会，把母亲弄到台上批斗。年逾半百、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低着头，弯着腰，一个人站在台上，任一群人慷慨激昂地上纲上线，把母亲说成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此时的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痛苦极了，这个大祸可是我闯下的啊！台上的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毫无表情，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双眼木然地盯着地面，十分淡定。这种情境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在我少年的心中第一次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情感，埋下了奋发的种子。我眼含泪水，暗下决心，此生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有出息的人，一个有能力保护母亲的儿子！

    体弱瘦小的母亲，肩上背着比她体重重得多的红苕、洋芋……一双被缠过的小脚步履蹒跚地走在崎岖的小路上，像一叶扁舟，超负荷地行进在风雨飘摇的洪流之上，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被压沉的危险。自从那次斗争会后，我坚决不让母亲再做这些肩挑背磨的重体力活了：让我来吧，仅管我才15岁，但却是一个男子汉！

    生活的磨难，使母亲常患疾病，多次入院治疗。但她就像是一颗苍劲的青松，任凭风吹雨打，却挺直了生命的脊梁。

    母亲的脾气，和蔼善良，她虽有不满的人和事，但绝不埋怨记仇。对人情世事则显得豁达淡定，她常说的一句就是“管他的哟”，从不计较，也从不患得患失。

    一米五的个子，三寸金莲，终于走进了时代的春天，从80年代起，年届七十的母亲每天早上都要到滨河路去跳广场舞，不论天晴下雨从不间断，老年大学学完一届，又从下一届开始……

    母亲，一个非常平凡的女性，做什么事都像她走路的速度，慢慢腾腾地快不起来。但在这平凡之中却有着很不平常的因素。她常说，一个人存善心、做善事，必有善报，相信因果报应。因此她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乐于助人、知足常乐，粗茶淡饭、从不挑剔。也许就是这些优点让她达到了人生长寿的目标。

    老人能够长寿，必需的条件就是：一有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二是自身要有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三是子女们一定要争气、孝顺；四是要加强身体的锻炼。

    母亲快成百岁老人，作为子女的我们也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但我们还有娘、还有妈，这多幸福啊！所以从内心深处我们首先要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自然法则虽然公平，但又是多么地无情啊，父亲在天堂等了母亲30多年，她现在已是神志不清、卧床不起了。我们也知道，母亲毕竟年事己高，终将离我们而去。假若有一天她真要去见父亲，用她的话说“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就走了”，在肉体上，没有病魔缠身的痛苦，在精神上，不知生离死别的悲伤，无疾而善终，是人生最好的结局。但我们还是万般不舍啊，母子情深！子欲养而亲不待哟，父亲再耐心地等她几年吧。

    病危之时，子孙后代们从遥远的远方赶了回来，病愈过后，母亲笑着说：“真是对不起你们了，这一次我又扯了你们的谎，让你们白跑了一趟空路。”

    多么希望母亲的这种美好谎言，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