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所谓的“四好”，是赵校长自己提出来的，当时上级并没有提倡老师创什么“四好”。

    “现在读书有什么用？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当农民，只要学生在学校不出事就行了啊。”有位朋友对赵校长抓老师的“四好”打破锣。

    “当农民也得当个有知识的农民啊。家长把子女送到学校来，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学点文化？他们送孩子进学校容易吗？不容易哟。虽说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就那么一两块钱，可对于农民来说，一两块钱也难挣到，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读书，那得养多少只免子？喂多少只鸡鸭？卖多少个鸡蛋鸭蛋？鸡鸭就是农民的小银行，学生的学杂费都靠从鸡鸭的屁股里去扣！学生在学校学不到知识，对不起那些肩挑背扛的农民啊。”赵校长这样回答那位“打破锣”的朋友。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对老师要求‘四好’？他就不怕别人反对？”有个老师平时教书不认真，私下发牢骚。

    “我这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有人要反对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认一个理，端了国家的碗，就得给国家做事，当教师不把书教好，既对不起学生和家长，也对不起国家每月发给教师的那几十个‘壳儿’。”

    赵校长不信那一套，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真的开展起对老师的“四好”检查。

    “给学生一碗水你自己得要有一桶水，你那课就是这样备的呀？课都备成这个样子，在讲台上又怎么去给学生解惑？如果下次我发现你备的课还是这样稀里糊涂，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把你没办法，撤不了你的职，降不了你的薪，上级对你总有办法吧？别的事我这个校长做不了，向上级打个报告的事还是做得了的。”那位私下发牢骚的老师备课草率，指头大的字还没写满一页纸。赵校长把那张纸往桌子上一摔，像老师训学生、老汉训儿子，对那位老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大发雷霆。

    赵校长不仅要检查老师的教案，还经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老师讲课，检查老师讲课是否认真，观察老师的的语言表达能力。个别老师讲课不着边际，东扯葫芦西扯瓢，讲不到点子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像你这样讲课，连农村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婆婆都会，讲课起码不能脱离课文太远，既要放得开，还要收得拢，不能尽扯那些没用的。”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你一个小学校的校长，这样抓下去，不得把全校的老师都得罪完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你挨了那么多斗，还没被斗怕呀？现在这个年月，只要学校不出事故，学生老师都平平安安的，就行啦，何必把老师逼那么紧嘛。”一位教育界的朋友也劝他。

    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斗”，开始斗走资派，接着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再接着斗造反派中的野心家阴谋家，闹哄哄你方斗罢他登台。

    那时的斗争会离不开“重刑之下出罪证”，凡是不按主持者意图招供的就用蛮办法，把人往死里整。有些“打手”将破碗烂盘捡来砸碎，按着斗争对象的头跪碗渣子，膝盖被尖利的碗渣子扎得血肉模糊。还有些“打手”创造出一种把人“斗倒斗臭”的奇特办法——在挨斗的人脖子上挂个尿桶，桶里装半桶尿，再拿铁瓢撮半瓢红红的炭火，倒进尿桶，通红的炭火遇冰冷的尿，“哧”一声，尿被蒸发，白色的烟雾一下冲起多高，直接往被斗者的鼻子里灌，脸上扑，腥臭加上灰尘，把被斗者呛得嗓子直咳，眼泪直流，不倒也“倒”了，不臭也“臭”了。（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