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有一个怪象：有的人一天写几首诗、一年写几十万字，却很难见他上过像样的刊物；而有的作品不多，一出手大多不同凡响。从文字表面看，前者字从句顺，也不失为精雕细琢，原因何在？

    个人以为，在作者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弯”。

    这个“弯”，对于相对成熟的作者或作家来说，不是技巧问题，也非生活底蕴不够或文字功底差，是头脑欠清醒；除因没放下身架，差了份山外的冷静、井外的视野外，啥都不差！

    身架怎么放低？首先就得解决“盲视”问题，总觉得“自己的儿子乖”。这种人，如果能转变角色，冷静下来，去研究别人的优势，自然就会发现自己的弱项和平时一些致命的败笔。过了这个观念的“坎”，然后边写边学边总结，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其作品自然会“万花丛中一点红”。

    那么，前面说的“井外”在哪里？

    打个比方，假设一部长篇小说开头是“默言醒了。”若遇上只懂点老道的理论常识和只在小圈子内看了几部小说的人，就会轻率定义“进入太快”；同样是开头，如见识过、研究过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清晨，她走来了”，贾平凹的《秦腔》“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余华的《兄弟》“我们刘镇的李光头异想天开”，自然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貌似这么简单的常识，连“专家”都在严肃的“评审会”上出过洋相，普通作者不“警钟”常敲——走出“井”外行吗？

    “井外”怎么走？读多了，自然就有一双火眼金睛；一入目便知道，哪些是真名家，哪些是水名家。远的，从经典名著里和公认的名刊上去选读；近的，只要一低头，每个刊物、网站、论坛、群都有精品。只是很多时候，这类人狭隘地认为，某种风格、文体与己无关，于己无用，甚至觉得不喜欢的文体——比如几乎穷尽作家毕生心血、倾尽作家才气创作的砖头小说或历经数年才总结出的文艺理论，总认为与他都没多大关系，是奉承或高高在上的批评、说教。

    个人以为，作为一个想写出点名堂的作者，适当读点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老一辈理论家、评论家——比如对李准、汪曾祺、何西来、雷达……若都只停留在知道他们的名字上，连《读剧札记》《文学的理性和良知》《小说艺术探胜》都不愿去翻翻，家里像《文艺报》《文学报》《文艺理论》一类刊物都没订过或好好读过，总是痴迷某些纯娱乐性的影视剧和远离现实的所谓宫廷、玄幻、穿越题材，还会有闲心去研究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那些达到中国小说、剧本巅峰的作品？不会比对把握当下诸如白烨、王干、谢有顺、贺绍俊、朱大可、叶匡政一些评论大家的艺术观，又怎能发现当下作家的得失，防止自己少走弯路？

    再说小点，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当代》《北京文学》杂志上，那些看似没有多少“分量”的千字创作谈、短评，难道不是作家的肺腑之言，不是最令评论家、编者动容的亮点？只要用心，仅从一般报刊、网站、博客，都不难发现一些点评高手。如山东墨笼烟写的《女人的格局，决定其命运》（风情长篇小说《烂城》浅析）。评者为啥不分析小说的选材、布局、立意、民俗风情或时代背景？何以偏偏分析女人？而且超乎寻常的冷静，只集中笔墨盯住女人的格局及其派生出的命运分析，竟把人物间的纠葛、情感的起伏、女人命运的千差万别梳理得一目了然，剥离得纤毫毕现。

    说白了，这就是评者以艺术的眼光去对比当下小说的不同点，从而发现作品的艺术特点和于现实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墨笼烟出人意料地发现了小说写官商勾结是第一主题；写文化领域的蚀变为第二主题；写女人对人生和情感的态度才是隐藏着的第三主题。正是因为第三主题引起读者纠结最多最沉重，评者才发现，这是作者的构思初衷，才把准了作品的脉络，从宏观和微观发现某种幽微的指向。道理就像某些所谓的专家初读莫言的作品不一定喜欢，甚至投给刊物还吃闭门粥一样，那是因为没领悟出作者孤心苦诣所构建的寓意。

    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大多都蕴含着多重主题，有时连一篇“豆腐块”副刊文，都有许多幽微的指向，如果真能一读了然，谁都想去指手画脚当评论家了。这就是人们常说，大多评论家比作家清醒，是作家的“指南针”——貌似有些过，但不是没一点道理。

    总之，即便是名作家，不需要把精力过多地放在研读理论作品上，但若能静下心来经常去研究经典，偶尔读些文艺评论还是有益的。关键是不少人在这条线上还处于爬行状态，因为自满，无异于给自己设置了瓶颈，其作品岂有不平庸之理？

    个人以为，凡是写作者都当切记：树大易生虫，人有点本事爱自大。写作人不能瞧谁的作品都不顺眼，更不能以为有个“本本”就是“家”。写作要走得远，还得隔三差五看点评论，研究一些具特色、有个性的作品，多问几个为什么，才知道自己走到哪个“弯”，上了哪道“梁”。否则，南辕北辙太久，回头难,下山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