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马克思在图书馆博览群书时，有人问他：涉猎那么多门类知识，以后用得上吗？马克思反问道：“你愿意只在自己的一块草地上赏花吗？”在我的朋友中，以著书立说欣赏别人草地上“花”的，刘家藜先生算第一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早年服过兵役，从部队转业复员后，终身以教书育人为业，在达县管村中学从事语文教学。他是达州市教育界的名人，桃李满天，学生中文有诗人，武有将校。最近，他拟出一本新著《达县吴德潇父子与上海〈时务报〉》，并嘱我为序。我看完全部书稿后，一种内疚、钦羡和感激的复杂心情涌上心头。因为他赏的“花”不是别人草地上的“花”，正是我们报人草地上的“报花”。而且这朵“报花”就开在我的身边，开在平昌县白衣镇（1948年9月1日前隶属达县），离我供职的达州日报社仅百里之遥。我作为办地方报纸的老报人，实在是感到愧歉。
其实，我对上海《时务报》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任达县地区记协秘书长时，曾牵头办过三期新闻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我给学员们讲过新闻写作和新闻史的课程，其中就讲到《时务报》。
1895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时提出若干变法主张，其中就有“设报达聪”一条。1895年8月17日即“公车上书”发生后四个月，维新派在北京办了自己第一家报纸《中外纪闻》。时隔一年后，《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维新派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办了自己的报纸，如在湖南有《湘学新报》和《湘报》，在澳门有《知新报》，在天津有《国闻报》。其他在广州、香港、成都、重庆、福州、桂林等地维新派都办了自己的报纸。办报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形成了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最有影响者当数《时务报》，它是这些报刊中的楷模，是维新变法高潮中的一面旗帜。
《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是一本书式报刊，每旬一册，每册20多页，三四万字，用连史纸石印。以《时务报》为讲坛，维新派全面地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其中以梁启超撰写的长文《变法通议》影响最大。梁在该文中指出，中国的局势已经危急到“变亦变，不变亦变”。他希望朝廷主动变法，并提出了系统的变法方案，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以《变法通议》为纲领，《时务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提出变法的具体主张。
这些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其翻译的国外消息，也使读者大开眼界。出版不久，就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报刊。第一年销数达8000份左右，第二年“传播至万二千通”，代售处达109所，遍及全国70个县市。购看《时务报》成为当时官场的时髦作为。据说，《时务报》也是光绪皇帝案头的必备读物。当时真是“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有些文章还成为课堂教材。连胡适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中国近三十年（1898——1928）有三种划时代的刊物：《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又说，“这个时代是《时务报》的时代了”。总之，尽管《时务报》只出版了两年时间，但为中国新闻史书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据家藜先生考证，其创办人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潇、邹凌瀚五人。
就是这么一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在创办过程中，达县籍的吴德潇父子也参与其中，这是鲜为人知的史实。不仅我孤陋寡闻，不曾知晓，就连《辞海》的《时务报》条目和我手头的《简明中国新闻史》（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未作记载。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刘家藜先生退休后，从1997年开始就以研究吴氏父子为旨归，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跑白衣，访名人，自费到有关省市考察。这其中包括广西、湖南、浙江、上海等地知名高校的图书馆和当地档案馆。他搜集的资料和手稿有3尺多高。家藜先生言之凿凿，以翔实的史料证明，颇具维新思想的吴德潇和长子吴铁樵，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无论是办报宗旨、出版方式、筹款和解决内部矛盾等，都提出过中肯的建议。正如家藜先生所言，“在《时务报》的筹备过程中，无论是计划、决策、筹款、人选，还是获取官方认可、解决难题上，吴氏父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吴德潇的次子吴以棨，还在《时务报》主管发行、销售兼理资金筹措，时任总编撰的梁启超和经理汪康年称赞他“综核善治事”。家藜先生还考证，吴氏父子的办报活动比创办《渝报》的宋育仁更早，应该是四川办报的第一人。家藜先生为中国新闻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提高了达县的知名度，而且对于达州市报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都是一个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据家藜先生考证，吴德潇的家乡达县白衣古镇建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逾二千年。曾在光绪甲申年被焚，后皇上下令重建，准于取样皇宫，耗时10年，建成六庙三宫和吴氏官邸。吴德潇的府第就坐落其间。白衣吴家是巴蜀的名门望族，盛极一时。曾出进士2人，举人8人，七品以上官员10多人，是封建社会的成功家庭。吴德潇的父亲吴铣，是道光进士，知府；他叔父吴镇，是咸丰进士，翰林御史。曾联合京官，多次上奏，为以东乡县（现宣汉）民袁廷蛟为首的“东乡血案”昭雪，深得民心。吴德潇是举人，知县。吴家为官者极具廉誉。所以家藜先生说白衣吴家上得皇上嘉许，下得百姓拥戴，是言之得当的。
对于白衣古镇和白衣吴家，我也不陌生。1990年6月23日，我和本社的一位同事一道，在平昌县考察自办发行时，慕名前往白衣古镇采访，值雨，在此住一宿。曾两次拜访年逾七十的罗大荣老人，当时古镇的六庙三宫和吴氏官邸已荡然无存，家藜先生在书中所描述的盛况不再。但罗大荣老人所口述的一些精美楹联使我品尝到了古镇百年前的一些文化品味，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如郑板桥的楹联：扫来竹叶烘茶叶；辟碎松根煮菜根。白居易的楹联：远瞩高瞻，赏不尽海阔天空波光云影皆诗画；凭古论今，争道是地灵人杰文采风流越宋唐。
书中，家藜先生还列出专章，对吴氏家族的家风和优良传统进行考证，以探索吴氏家族的兴盛之源。他列举大量史实，如舍药施棺、建立义冢等，说明吴氏当官不忘百姓，亲民爱民，乐善好施，深受民众拥戴。特别是吴氏家族以孝道为先，以慈善为本，以诗书立家，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这对当代很有教育意义。我当年在平昌采访时，听民间广泛传说，白衣吴氏家族在外为官者，凡发现善本、孤本书籍，都不惜重资购得，雇滑杆抬回。以至于吴家藏书甚富，可惜在“文革”中散失殆尽。吴氏远祖吴鸣琳妻张氏，夫死时年仅29岁，子家泽、家淳皆幼，适值教匪之乱，携家避难。人皆废学，张太夫人却课读更严，深夜母子纺声与书声相应。吴德潇为了教导培养儿子，择师、荐书，或耳提面命，或书信教诲，家教甚严。与汪康年、梁启超通信时，常以教子、购书相托，致使他的三个儿子都有过人之才。梁启超这样评价吴德潇：“先生至德纯孝，而学识魄力迥绝流俗，尤邃佛理”。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谭嗣同评价吴德潇的三个儿子时说：“三吴，蜀中之龙也。吾国有此等人才，岂是亡国气象”。“铁樵于学，无所不窥”。“不惟学而已，又多智略”。“遇疑难数语而决”，“极中国之所谓通人，或无以过。”总之，吴氏家族有家学渊源，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且课读甚严，有良好的家风和优良的传统，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英才。这些治家经验，即使在当代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家藜先生退休后，不安于闲适的退休生活，为研究吴氏家族，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历经千辛万苦，花了10多年时间，写成了十六七万字的书稿，无论对当代、对后世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纵观全书，史料翔实，议论精当，文笔犀利且富有感情色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为他的家乡达县献上了一份厚礼。
家藜先生不仅书教得好，学问做得好，而且宅心仁厚，感人至深。每次见到家藜先生，我都不禁往事如影历历，不胜酸楚。那是43年前的1969年春天，即是我与妻子腾芳（于1977年春病逝）被分配到达县地区的第二年。那时“文革”余波未尽，武斗不息，炮火连天。达县和宣汉的交通隔阻，信息断绝，致使我与腾芳无法往来。她被分配到达县管村中学执教，和家藜先生同一个办公室办公。我被分配到宣汉报社工作。那年春节我们都无法团聚。这时腾芳已怀孕数月，我们分处异地，都焦急万分。当家藜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凭他在部队练就的胆量，主动提出护送腾芳到宣汉和我团聚。从管村到宣汉近百里之遥，一路上，披星戴月，历尽艰辛。他们爬山沟，穿战壕，冲破重重关卡，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生命危险，艰难地跋涉到宣汉。当我见到他们时，又惊又喜，两人都蓬头垢面，俨然是从战场上归来的勇士。家藜先生这种忘我助人的精神，使我永志不忘。从此，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时有文字往来和电话问候。值家藜先生新著出版之际，在此我谨表示深深的谢忱，并致以衷心的祝贺！
拙文行笔至此，该打住了。最后，我以一首市井小诗献给家藜先生，诗云：，立言理足赛时翁。苦心修炼成正果，迹著青史不老松。 是为序。
□李明荣
老树着花别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