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模糊而又清晰、佝偻而又悲怆的背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已整整三十年了。

　　一个身材矮小、面色腊黄、不善言辞的中年男子，垮垮草帽下是一双有神的眼睛，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服兜里插着一支老气横秋的上海牌钢笔，露有脚趾的黄胶鞋糊满了泥巴和牛粪。他赶着学校配给他的那辆吱吱嘎嘎的牛拉车和与他同样瘦小的老黄牛，行进在学校和天兴寨之间，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他从山下拉上粮食、煤炭或者大粪，送往二十里外的校办农场——天兴寨。

　　有人说他是个哑巴，也有人说他是个聋子。上高中快满两年了，我没听到过他的声音，是聋是哑还真不好考证。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他是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优大生，因为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怪不得，连一个个老师也要与他划清界限哩！

　　没人说得清楚他是学的哪个专业，却有人看见过他从同学复习资料里抽出第一次全国高考试题，不到半小时的功夫，就用竹棍把数学、物理、化学试题的答案写在了操场上。我从没见过他进教室，更没听他讲过课。当然，那年头像他这样的人哪有那个资格呢？

　　清晨，我们班上五六十个人每人挑着满满一担大粪，迎着初秋的朝阳从学校大门口出发。大家争先恐后地朝前赶着，有的抄小路，有的走公路，有的唱歌，有的开玩笑。走到高粱嘴的那口农业学大寨修起来的堰塘边，一块鹅卵石跟我找别扭，我的左脚肿得像发糕。同学们一个一个地消失在我视线的尽头，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与无奈……

　　那辆再也熟悉不过的牛车在我身旁了停下来，牛嘴里喷出的粗气打在脸上火辣辣的。我还没回过神，他就把我挑的那两尿桶大粪搬上了车，将扁担还给了我，我把扁担当作拐杖。到了梁顶上，他把我扶到紧靠牛屁股的车架上。那坡不是一般的陡，他用力地抓住车的架子，脚用力地蹬着路面，身子朝后使劲地倾斜，几乎快与车平行，汗水从那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脸上滑落下来。我要下来自己走。“你坐到后边去帮我把车压住”，他头也不回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声音很有磁性。“能听他给我们讲一堂课该多好啊！”我心里嘀咕着，但心里清楚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家洞的公路边有一口凉水井，他取下头上草帽，跪在井沿上，双手撑在草丛中，把冒着热气的头伸了下去，咕嘟咕嘟的声音跟牛喝水的声音完全一样。喝饱后双手捧了几捧水浇到头顶，扯起衣襟就往脸上抹起来。

　　他说，他不是本地人，上面不许请假，好多年都没回家了，连婆娘娃儿下放到哪里的也不知道。他还说，听说要恢复高考制度，你们就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在我看来，他就像是用眼睛在给我说似的，那样的低沉、坚定、有力。

　　每当我想起当年的这一幕情景的时候，对他的理解似乎深刻了许多。我那吆喝着牛拉车的老师啊！我多想听您给我们讲一堂课哟……

　　□王崇地（达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