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哥夜话——火塘

文/邓拥军

以柴禾为燃料的时代，在川东农村每家人的灶屋里都有一口用条石砌成四方形的火塘。我喜欢看电视里的考古节目，发现很多文化遗址都有火塘的遗存。不管是从部落还是到后来家庭的形成，火塘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最喜欢冬天的火塘。到了冬季，特别是农历冬月以后，就要开始杀年猪了，火塘上方挂着家里一年最好的美食——腊肉。那些肉经过烟熏火燎，等到乌黑油亮之时，“年”的味道就浓烈了。我不知道人们常说的烟火味，是不是就是这个味道？对于一个“好吃鬼”来说，之所以向往冬天的火塘，就是火塘有温暖，还可以用热炉灰炭烤红薯土豆之类的食物。当然，我心里还有个小九九，那就是迫不及待地想偷尝腊肉的滋味。

趁母亲忙农活，我会帮母亲生火做饭。在饥饿相伴的年代，我抵抗不了肉香的诱惑。在烧火之时，偶尔会从吊挂在火塘上方的腊肉上寻找一处容易下手的地方去撕扯一小块。然后用火钳把肉夹住，再伸进炉火里烤，烤得嗞嗞冒油的时候，快速地用手拿了火钳上的肉，一下扔进嘴里。这时会听到炙热的肉扔进嘴里那“嗞”的一声响。有时又因掌握不好火候，一小块肉会烤得黢黑。我想，现在有很多人依然钟情于烧烤，应该是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方法，能唤醒人们留存在记忆深处里的味觉记忆。

肉倒是偷吃了，黑亮的腊肉撕扯一块后，总会露出里面的猩红，这自然很容易被母亲发现。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她也有中华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口传心授，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好吃懒做。母亲经常对我说一个人要“穷得新鲜，饿得硬扎”。今天想来这就是母亲在教我“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道理。为了不被母亲责骂，当务之急是怎么去掩藏我偷肉吃的“罪证”？我灵机一动，就用锅烟墨去涂抹那些被我撕扯了的地方。嘿，你别说，锅烟墨真就掩盖了那些肉上露出的猩红，黑黢黢的大概和原样差不多。可是，在不经意间我的小脸糊得黑黢麻孔，像花野猫一样。那偷吃过肉的小嘴黑乎乎、油润润，又怎能瞒得过母亲犀利的眼神？有时，我甚至会主动告诉母亲是老鼠偷吃了肉。可是母亲早已在火担钩的上面用笋壳叶做了防鼠的处理，今天想来，那时我做的都是些掩耳盗铃的事。母亲很宽容，有时甚至会充满爱意地拧一下我的小脸蛋，抚摸着我的头顶说：“你哟你哟！啷哎这么好吃哟？我看就是你这只大老鼠偷吃的，你看都吃成了个花野猫。”

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坐火塘，跳动的火苗映红了一家人的脸，这才是最温暖最幸福的时光。那时电灯还没有照进我的家乡，围炉而坐，母亲要么是在给我们缝补衣衫，要么就是在为我们纳鞋底子，母亲要赶在大年三十之前为一家人做好过年的新鞋。火苗的暖色调为母亲有些蜡黄的脸补了色，火光如一部时光的相机，把母亲的剪影映在墙上。那在头顶磨针和拉动麻线的动作如同上演着一出好看的皮影戏。母亲手指上的那颗黄铜顶针偶尔也会在火光的照耀下，闪过一丝如钻戒般耀眼的光。

围炉而坐，母亲虽然讲不出《司马光砸缸》之类的历史典故，但也会给我们讲些“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故事。父亲在家的时候，火塘就是家里的“议事中心”。“儿他娘，大娃大了，给娃绣个书包吧，我看明年该送娃去上学了。”“等生产队分了钱还是给大娃买个书包吧，买的书包好看些，大娃爱好呢。”包括我发蒙上学、杀猪择日、修房造屋……以致后来我去参军，都是父亲和母亲在火塘边上定下的。

冬日里的农村相对清闲些，有时遇上邻里和亲戚来串门，母亲会把炉火烧得旺一些，在家长里短中度过冬夜的漫长。甚至有人会给母亲说，“你大娃也有十四五岁了，可以订亲了，何家湾何三娃家的二女儿既能干又漂亮，我看和你家大娃挺般配的，我想去给大娃说说媒。”母亲则回答：“那女子我见过，确实能干漂亮，只是我娃还小呢，等过两年娃不读书了我再请你去做媒。要是事成了，我一定谢你一个大猪脑壳。”

围炉而坐，母亲高兴的时候也会教我们唱一些童谣。火塘里总有生烟的时候，烟会随着风向弥散在火塘的任一个方向，我们有时被烟熏得泪眼婆娑，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教我们唱“烟子烟，莫烟我，我是天上的梅花朵，猪劈柴狗烧火，猫儿洗脸笑死我……”之类的童谣。我不知道最早的“围炉音乐会”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好想母亲再为我们唱出她记忆中那些好听的童谣。

记忆里，爷爷六十多岁就已是老态龙钟。那时，火塘边上的旮旯里还有爷爷坐的专用座位——草椅子。椅子全是用稻草编织而成，因此才叫草椅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坐起舒服又暖和。草椅子一般都是为家里的老人专门准备的，蜷缩在草椅子里打瞌睡也不会觉得寒冷。爷爷不坐的时候，我们几姊妹还会去争抢着坐一坐。今天，再好的沙发也坐不出当年坐草椅子的那种舒服感觉。

不知不觉中我也是离六十岁不远的人了，在这个冬日里我想起了留在故乡的那口火塘。火塘温暖，炊烟升起，这是最有人间烟火的画面，在我的记忆中经年不熄。

来源：达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