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与青山冢

文/杨柳

生命总是要消散的，区别只在于方式的不同。

平民出身的我，虽然后来官至“内阁中书”“总理衙门章京兼军机处行走”，面对国运动荡，我怀揣一纸“广饶、九南兵备道”的任命圣旨，日夜奔走。但是，我依然难逃厄运。

当刀光凛凛劈头而下时，那些走过的路，行过的事，念过的人，如闪电霹雳，呼啸而过。

我看到那位彪悍的士兵拎着我的头颅去请功邀赏，收刀上马，绝尘而去。

后人哭泣着找到我的尸身，托一位面人师傅用面粉塑造了假首级，小心翼翼合在颈上，千里劳顿送我还故乡。把我的任命帛书、随身玉佩和一方玉石官印与我合葬，安埋在大竹城西川新店后的茅店子。

这是两座小山峦，凸起在植被蓊郁、盘根错节的茅店子，人们俗称它们叫鹅公岩、鹅母岩。远远看去，一大一小，遥遥相对，它们陪着我目睹日月轮转、光阴流逝。我静静地躺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回忆过往的四十一年时光。

我想起了师父廖成骏亲切地叫我“升甫”，说我颖敏好学，将其女儿许配给我。我相信爱能澄清万浊，战胜一切障碍与物质。我不以家贫而悲怨，白天为生计奔波，协调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入夜则闭门攻读，手不释卷，勤心披览，晓钟夫报，即披衣起，拈题撰作以为常，因此学业精进。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恩科，经殿试列二甲及第。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虽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大竹士子的科举之路却不顺畅。其间150余年，大竹竟无一进士登第者。江国霖于道光十八年高中鼎甲22年后，我会试中式，列二甲第27名。进士登第后，在家乡广为传颂。我的族人至今仍炫耀：只江国霖和毛鸿图二人衣锦还乡，过州州迎，过县县接。

我的后人告诉我，我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里被记载：毛鸿图，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恩科，二甲第27名，由户部主事转任郎中、给事中。任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兼军机处行走。

民国《续修大竹县志·选举志·进士·清》载：“毛鸿图，咸丰庚申科，钦点内阁中书”；在《举人·清》载：“毛鸿图，咸丰己未科”；在《优贡》中载：“毛鸿图，咸丰戊午科”；在《文秩》中载：“毛鸿图，甲子顺天乡试同考官，户部主事，转郎中给事中，兼总理衙门章京，军机处行走，特任广饶九南兵备道。”

民国《续修大竹县志·人物志·宦业》载：咸丰戊午，郑九丹学伟拔取优贡，己未顺天乡试举人，庚申成进士，钦点内阁中书，旋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由户部主事转郎中给事中。咸同之际，清廷以各国缔约日多，通商事繁，始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用人士，均极一时之选。鸿图时为总理衙门章京，兼军机处行走。性尤开敏豁达，为各方取信，人多乐为助力，鸿图亦喜为人尽力。同乡遇有需要及困难，无不倚以集事，相需之殷，有如左臂。屡清外用，为慕邸挽留，后简任广饶、九南兵备道，未及履任，卒，年四十一。北京当道及四川同乡皆悼惜之。次子绍濂，光绪己丑举人，雷波、邻水教谕，浙江盐大使。

我想起了自己入仕之初即被授职内阁中书。进士经朝考后以内阁中书任用者，并可充任乡试主考官。因此任内阁中书不久，即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再由户部主事转郎中、给事中。

我想起了我作为大竹仅有的18名进士之一，又在京就任，同乡来京莫不找我一叙，而我天性豁达，喜为人尽力，同乡遇有需要及困难，无不倚以集事，相需之殷，有如左臂，同乡皆涕零感激，美名传乡。

我想起了我的曾祖毛世镇，祖毛太兴，父毛裕隆，后均因我而“诰封”或“貤赠”“荣禄大夫”。

我想起了高高在上的慈禧，她说我的才华让人惊叹，让我进入了朝野，选入总理衙门，出任章京兼军机处行走。

咸丰和同治年间，清政府为处理外交和通商事务，始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多方网罗人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处理洋务和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一个中央机构。官员为大臣、章京两级，规定由亲王一人总领。章京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名额逐渐增多。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的官员，亦称章京。

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人员，称军机大臣，即“大军机”。任职时按各人资历分别称为军机处行走、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学习行走等。我兼军机处行走，资历已属不浅，品秩已属不低。

我想起了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与两宫太后发动政变，授议政王，确立垂帘听政，亲王辅政体制，他极为赏识我，且深倚重之。草拟章则，多出我手。没想到也正因如此，为我最终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觊觎侵略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我想起了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登基之后，更是内忧外患，国力式微，满目疮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

我想起了同治皇帝清穆宗载淳，在两宫皇太后主政后出现的“同治中兴”局面，他却年仅十九崩世。

我想起了四岁续位的光绪皇帝载湉，我偶遇载湉在后院玩投壶，一时兴起教小皇帝把四支矢都投进了丈二壶，平素难展笑容的载湉开心地称呼我为“投壶师父”，旁人戏言“帝师王佐、鬼使神差”。

我想起了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我忧心忡忡，借病不愿做辱国条例的起草者，又因同情新进派的新思想，和革新派接触密切而屡次被老派弹劾，面对一片疮痍的神州大地，我日思夜想远离那团腐朽之地，多次称病请朝廷放外任，后朝廷终于下诏，派我出任“广饶、九南兵备道”。

我以为我远离了腐朽不堪的朝廷，远离了尔虞我诈的京城，自会“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却忘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不知道宿命的脚步已向我呼啸而来，我只记得一声大笑裂帛停云，来不及呐喊与呼救，一道血光模糊了来路。

我已经离世一百五十多年了，而且身首各异，尸骨无存，早化成了尘，飘散如风。只有我的灵魂日夜在墓穴地鹅公岩上边徘徊游荡。在这里，我甚至已记不清生前的仇敌，那些被权力、贪欲俘虏而迷失了人性与本真的人。

莫谈成败事，寄与青山冢。

来源：达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