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新年夜未央

文廖天元

母亲来电话问我过年什么时候回家，我脱口说：“二十八。”

她一愣，一定没想到，这个年年几乎三十天才往家赶的娃娃，今年怎么会这么“早”？母亲还想问我，被我急切的声音打断：“妈，今年我想在老家住两晚。”

母亲十分兴奋。在电话这头，我其实有些忧伤。母亲自然轻易察觉不到。是的，我忧伤——清晰知道缘由而又只能隐忍。我要回家待两天，住两晚。这样，才能给内心的情愫寻找一个妥当的出口。

不能再在年三十回去了。每年的年三十，高速路上车流如织，短短70公里，有时得耗上两三个小时。回到老家，已是中午，山坳里不时传来鞭炮声响。我知道，那一两串节制而低调的声音，是新春愉悦开启的前奏。爸妈等在路口，待我们收拾妥当，父亲将早已放在石凳上的鞭炮点燃。青烟起，鞭炮无拘无束满地撒欢，父亲像个小孩，脸上露出极为纯真地笑容。

今年，我想亲自放一串鞭炮。不仅如此，我还想写对联、推豆腐、刮锅、洗碗……

想象中的活计，两个老人估计都做了。对联，这些年一到腊月，父亲早早就在逢场天“请”了回来，顺带还有门神和灶神。豆腐，年迈的母亲推不动那块石磨，多少年也不曾亲自打磨——市场上各种味道的豆腐倒也多的是。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天然气，老家的大铁锅积聚的碳灰越来越少，再也不用把它倒扣在地上，用一把锄头刮得锃亮锃亮。而碗，母亲用清洁剂洗得一尘不染，再也不见顽固不化的污垢，实在除不了，那一定会变成猫狗和鸡鸭的餐具。

早早回去，我依然是个看客。但是，我要这样。

去田坎找找童年吧。走在田坎，我一定会想起和父亲劳作的情景。当老师的父亲，周末会和母亲一起侍弄庄稼，地在半山腰，我和父亲一人一挑桶，一担一担把农家肥往地里运。为了省力，我们在中途换肩接力。刚刚上初中的我，被沉重的粪水压得直不起腰。我怨恨爸妈的“残酷”，却怎么也不敢反抗他们坚毅的眼神。母亲说，不好好读书就只有打牛屁股的命。我气得眼泪在眼眶打转，挑起近百斤重的担子头也不回……

那块山地，曾经荒芜了一段时间，前些年又被开发出来。只是上山的路，已被杂草遮蔽。

去走走，有没有野兔窜出来？一定会有一只美丽的山鸡，忽愣愣从脚边跑过吧。抬头，兴许有两三只山雀，划破宁静的天空，埋怨我惊醒它的美梦。

如果过年下雨，就好好在家静卧吧。这把年纪，外公外婆早已不再，儿时的伙伴天南地北。还是那架古朴的床上，温馨而干净，靠近，便有我青春年少时所有的梦香和梦想。

山乡寂静，适合洗心。但母亲养的猫狗和鸡鹅喜欢欢腾，它们会以慷慨高歌的方式与我亲近。

记忆里有一只鹅，脖长而灵活，鹅冠高凸嫩黄，羽毛洁白而干净，目光清澈而机灵……悠闲时，它摇摇摆摆踱步；疾走时，它扇着翅膀扑腾。每天早晨上学，白鹅都要送我，傍晚回家，白鹅都要来接我。我一到田坎，它似乎早就等在一旁，从竹林里突然冒出来，“嘎嘎”几声长鸣，张开双翅就朝我飞奔。它先用柔长绵软的脖子在我裤腿上磨蹭，然后站于我两腿之间，双翅微张。我知道它的意思，它想驮着我回家。于是，我轻轻环绕着它的脖子，像孙悟空一般腾云驾雾……

大约六年后，白鹅步入老年，它下不了蛋，脚步也开始蹒跚。母亲想卖了它，我死活没同意：“你要把白鹅卖了，我就不读书了。”我上初三，住校，每周才回家一次。有一天，母亲突然来到学校，她给我一包塑料袋和报纸包裹的东西：“娃儿，白鹅死了，我把它炖了，给你带了两只鹅腿来……”没等母亲解释完，我拿着那包鹅腿，哭着跑回了宿舍。那天下午，我谎称感冒没去上课。晚上，独自一人来到学校附近的山坡上，在草丛中刨了个坑，将那包鹅腿埋进草丛……那以后，我一直怀疑是不是父母杀了白鹅，便很少和他们说话，原本话不多的的我变得郁郁寡欢。

母亲很爱养家禽，老家鸡鹅成群。每到喂养时间，母亲一声召唤，那些可爱的精灵就会齐刷刷来到母亲身边，叽叽喳喳围成一团。那时的母亲，像一个凯旋的将军，也像一个出色的指挥，让这群家伙有了演出的激情。

很多年后，我非常感激这群家伙，是它们陪伴年迈的爸妈走过一个个孤独的日子。我相信它们转变成我的角色，成为一个个乖巧机灵的孩子。我也相信父亲当年给我的解释：白鹅是自然老去的。“每个东西终有消亡的一天，包括我们，最终也会离你而去。这个世间，有什么是永恒的呢。”

是的，一切都不可能永恒，所有的都可能失去、逝去和改变。比如老家的房屋。当现代化的高速穿透这块封闭狭小的空间，我知道，老屋在这个年后，只能矗立在我的记忆。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在老家，多住两晚。

肯定失眠，也会释怀。故乡依旧，根脉依旧。老屋换一种方式，是新生，也是传承。

来源：达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