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糖

□郭发仔

小时候，总感觉泉塘村的一切都是睡着的，平静得有些乏味。偶尔有一两只出来寻食的土狗，耷拉着耳朵，无精打采的，在路上遇到我的时候，都懒得抬头看一眼。

土狗遇到外人就会一顿狂吠。狗一叫，整个村子就醒了。进村的人肯定是生人，至少是半生不熟的人。

“叮叮打，叮叮打——”单调的风声里有了动静，熟悉的声音一会儿轻一会儿重，跳跃着，撞进我的耳朵。那时，疲软的我就像打了一针鸡血，赶忙招呼一群小伙伴，循声而去。

来的是一个外乡人，干瘦，脸上被太阳烤成黑褐色。他挑着担儿，一头的箩筐上放了一米筛，用发黄的白纱布盖着，里面是方形的一大块褐色的糖。另一头的箩筐也是盖着的，里面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仿佛藏着一个猜不透的秘密。卖糖的人一进村，就开始用一铁锤敲着手里的弓形铁条：“叮叮打，叮叮打——”

那时，我们都叫那种糖叫打糖。至于打糖是一种什么糖，起初我们谁也不清楚。只晓得那糖有植物的清香，黄褐色，切口处可见细微的气泡孔，粘稠的糖汁泛着光。后来才知道，打糖只是泉塘村的叫法，很多地方叫丁丁糖，是用麦芽糖制作而成的一种甜食。

卖打糖的人见到我们一群小娃，手里的铁条敲得更起劲了。我们跟在他的身后，闻着香，眼巴巴地盯着箩筐上的打糖，想象着这打糖究竟是怎么的一种人间美味。

准确地说，打糖不是用来卖的，是用来换的。锡质药膏皮、女人的头发、鸡毛鸭毛什么的，都可以换。村里的二哈拉就换过一回。二哈拉他妈有一头很浓密的长发，扎成两根粗辫子，黑溜溜的，一直搭到屁股上，惹得村里的老男人眼睛很不自觉，也不知道是看辫子还是看那圆滚滚的臀部。二哈拉他爹为此很生气，天天拐着弯儿骂骂咧咧的，最终逼着他妈把辫子剪掉了，二哈拉他妈为此一连哭了好几晚上。卖打糖的人一来，经过他家的时候，手里的铁条一顿猛敲。二哈拉最终没忍住，偷偷地把他妈的发辫拿出来换了打糖。那人用铁条刀对着打糖比划了一下尺寸，小锤子一敲，切下一条打糖来。二哈拉拿着打糖在我们面前炫耀了一上午，调足了我们的胃口，见我们不再热心他手里已经沾满了尘土和鼻涕的打糖时，他才往嘴里一塞，一边嚼着一边嬉笑，缺了牙巴的嘴里流出一串涎水来。

卖打糖的一敲铁条，我就想起家里的牙膏皮。奇怪的是，家里的牙膏似乎总用不完，鼓胀胀的还有一大半。每次刷牙我都尽量将牙刷挤满，希望牙膏能早日“正常”用完。老爹似乎发现了什么，叽里咕噜地叮嘱一家人：省着点，长日子是省出来的。看着老爹板着的脸，我心里拧成了一根麻绳，以后也就不敢在自家的牙膏上打主意了。不过，说来也巧，我在放学的路上，经过一个比较阔绰的人家门口时，居然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只牙膏皮。自然地，我换了一小块打糖。那时我没有到处炫耀，而是将其含在嘴里，闭上眼睛，让每一颗牙齿都轻轻地贴在打糖上，感受那个时代最甜的味道。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离开了那个少有生气的泉塘村，来到这西南大都会。在小区的周边，在城市的嘈杂声里，偶尔也会听见“叮叮打”的声音，衣着朴素的老农挑着小担，走街串巷，手里的铁条发出银白的光亮。不过，在繁华的现代都市里，他身后再也见不到一群两眼发光的小孩，只有他瘦削的影子，不紧不慢，不离不弃，为他坚守这落寞的时光。

人到中年，他乡毕竟不是故乡。都市里这种有些不合时宜的“叮叮打”声，仿佛千里之外故土的呼唤。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