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石板路

五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87岁的父亲走了，照他生前遗愿我们将他埋在了老家石板路附近的小坡上。父亲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手稿，字迹歪歪斜斜，时现错别字，显然是忍着病痛写下的。五年后再次捧读手稿倍感亲切，那些发自内心的思虑、留恋、苦闷与挣扎扑面而来。父亲为何要留下这些文字不得而知，但绝不仅仅为了回忆。

“石板路”一词在手稿里出现的次数最多，虽与命理无关，却与他缘分非浅。父亲比新中国年长二十岁，生活在动荡与困苦中的父亲犹如泡在苦水里的秧苗，有着生不如死的成长经历，但父亲以苦为命，面对贫穷、饥饿、灾祸和生死见怪不怪。

手稿以时为序，娓娓道来，读书、挑力、迎红军……与石板路有关的故事跃然纸上。手稿间夹着感叹，令人身临其境、亦梦亦真，却也不乏有“东墙西补”的“乱码”现象，足显故事的真实性。读罢良久，陡然想起，这不正是长辈们口中常摆的龙门阵吗？

石板路，又称“大路”，也许是与乡间小道相比较而得名，它的规格档次是这个地方经济繁荣的标志。石板路可追溯到农耕时代，是人们为摆脱泥泞困扰想出来的“洋办法”，在南方地区较为普遍，凝聚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改革开放以来，硬化了的乡村公路让石板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曾经的繁华喧嚣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记忆里。

1940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十四岁的父亲拾起一个碗底，怀揣半截毛笔，身着单衣单裤，沿家门前的那条石板路向15华里外的考场走去。这时，读过私塾和国文的父亲已停学三年，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参考，却不料考得全乡第一名，获得了两刀纸、两支毛笔和两筒墨的昂贵奖品后，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每天朝发夕归、神采飞扬，欢快的脚步伴随肚子咕噜的响声，穿梭在梦想与现实的石板路上，那是他最快乐的少年时光。第二学期因家里缺乏劳动力，父亲只好辍学，承担起家务农活重担，便忍痛与石板路作别。

1942年一个盛夏的凌晨，十六岁的父亲光着膀子，脚穿草鞋，背挎箩架，跟爷爷去80华里外的碗厂沟。碗厂沟，顾名思义，产碗的山沟。他挑着四副大碗和小碗，好不惬意行进在在络绎不绝的队伍里。可快到麻柳时就走不动了，两肩肿得像馒头，脚上打起汤圆大的血泡，走一步歪一下嘴……爷爷见他要死不活的样子，心疼地说：“你跑起来嘛，等脚和肩膀麻木了就不痛了。”当他得知离磐石还有一百里路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他们在磐石、罗江二场上将碗全卖了出去，心生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从此，父亲对石板路有了新的认识，他说：“那条路简直不是人走的。”深夜时分，他俩带着疲惫回家，可爷爷刚跨进家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一病不起。父亲十六岁的天塌了，石板路成了独一无二的“单选题”。

1946年，二十岁的父亲已是一家之主，犁田耕地、栽秧挞谷，样样能干样样干，家虽一贫如洗，可生活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时，爷爷病逝，全家人手足无措一筹莫展。经过一番借钱租粮、东拼西凑的折腾，一个多月后才将爷爷入土为安。那年秋天，见家里穷得叮当响，要债的人纷至沓来，有人还扛着拌桶到我家田里挞谷抵债，一家老小悲愤交加欲哭无泪。无奈之下，父亲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闯万县。“闯万县，鬼门关；一去一回三十天。”这是当时流传的一句口头禅，父亲回忆说：“把人都逼到鬼门关了，没啥子可怕的了。”那年冬天，他挑着百来十斤清油去300余华里外的万县，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石板路上，翻葛马梁、过双河口、走牌立垭、翻鹰嘴岩……天天极限运动，夜夜喊爹叫娘。到达万县码头后，父亲吃完两个“冒二筒”（白干饭）后一头钻进窝棚美美地睡了两天两夜。回程时，父亲挑着与身体同等重量的盐巴，日行三四十里，宿桥亭子、歇双河口，到达葫芦乡时体力严重透支，于是请人挑了保命的一程。这趟力资剩下两斤盐巴钱。

1949年秋，达县即将解放，石板路上时常上演前逃后追的“战斗片”，二十岁的父亲加入给解放军送水和食品的行列。一天傍晚，躲在草丛中的父亲看见一个身着军装的人从垭口跑过来，就立即递上水和红苕。不一会又来了两位穿军装的人，他又递上水和红苕，这两人问道：“你看见有人跑过去吗？”父亲笑着回答：“有。”来人严肃地说：“你不怕死呀，那是国民党逃兵。”父亲被惊得目瞪口呆，然后拍着脑袋说：“早晓得，老子一扁挑砍翻他。”父亲生前，一直对此事深以为憾，耿耿于怀。（王崇地）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