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二十）

有道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成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李雄，在执政期间的“最大失误”，就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成汉帝国”开始走起“下坡路”（由盛及衰）。李雄是李特的次子，他的长兄李荡，也是一个“英雄人物”。李特在绵竹设立“流民军”大营，他就跟父亲（李特）“各领一营”。父亲（李特）兵败身亡后，“流民军”退保“赤祖”（今绵阳东），李荡又带着弟弟李雄，与叔父（李流）“各领一营”。不曾想，公元303年，也就是李雄称王（304年）的前一年，李荡在乘胜抵近成都的战斗中身亡。如果长兄李荡不死，按照“立嫡立长”的封建传统，后来“称王称帝”或许就不会是李雄了。

李雄出生于公元274年，刚满“一个花甲”就“驾崩”了（334年）。有趣的是，这两个年份都“属马”。从“成汉帝国”的创建，到“成汉帝国”的治理，我们可以看出，李雄确实是飞腾在两晋之际的“一匹骏马”。公元315年，也是一个有趣的年份。这一年，“成汉帝国”的皇帝李雄，册立任氏为“皇后”，“汉赵帝国”的皇帝刘聪纳靳准家的“姐妹花”（月光、月华），册立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为“左皇后”，月华为“右皇后”。西晋琅琊王、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在这一年（315年）也有“好运气”，得到了一连串的任命：丞相、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

抛开其他的不忙说，专说“成汉帝国”的事儿。不知道什么原因，李雄册立的任皇后“终身未育”。史载，李雄有10个儿子，皆侍妾所生。这就像我们平时“开玩笑”：责任不在男方。也就是说，李雄的儿子们都是“庶出”的。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庶出”的皇子，可以“拜将封侯”，但不能立为“皇太子”。任皇后虽然不能生育，但是身份高贵。于是，那些“庶出”的儿子，都被李雄放在任皇后身边，作为任皇后的“养子”。“皇后养子”可以册立为“皇太子”，这在三国历史上也有先例。但是，戎马倥惚的李雄并不喜欢这些儿子，认为他们都“不堪大任”。或许，这正是李雄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久拖不决”的原因。

李雄也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本该“称王称帝”的李荡（李特长子），却又“英年早逝”。基于“归还正统”的考虑，李雄就把目光聚焦在“李荡诸子”身上。首先“进入视线”的是李荡的长子李琀。李雄认为李琀“颇有武略”，是李家的“千里驹”。可惜“天不遂人愿”：公元323年，李琀奉命率军讨伐“仇池国”杨难敌，不幸身亡。李雄为此“伤心欲绝”（数日无心饮食），心中增添了对长兄的愧疚。于是“下定决心”：立李荡儿子为太子。他遍观“李荡诸子”，最终选定了李班。公元324年正月，新年的“第一次朝会”（正月初五）。顺便说一下，我们都在感叹“春节假期短”（初七上班），而古代的“春节假更短”（初五上班）。在未实行“公历纪年”的古代，还没有“星期”这个概念，他们计算日子的单位是“旬”，一个月分为上中下“三旬”。旬日，就是每旬的“最后一天”，作为“假日”，叫作“休沐假”（沐浴更衣）。

李雄在“第一次朝会”（收心会）上，不顾后宫与廷臣的“强烈反对”，“态度坚决”地册立李班为“皇太子”。李雄的理由是“我兄李荡，是先帝的嫡统，可惜早逝。况且李班仁孝好学，必能承担先帝基业”。也就是说，在李雄的心目中，李班已经是“皇太子”的“不二人选”。其实，李雄的想法也不无道理，这样的事在古时也有先例，就是要“归还正统”。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日常的用语中，我们喜欢把“心目”和“嘴脸”连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心里有”，是“心仪”；“眼里有”，是“入了法眼”。前不久，一个网友发“朋友圈”：疫情期间，戴上口罩，我们渠县的美女更多了。虽是一个笑话，却也蕴含道理。仅从“一双眼睛”，是无法真正判定美女的。要想看到“真美女”，还得看她的“那张脸”和“那张嘴”。李雄遍观“李荡诸子”，却将目光聚焦在李班身上，说明李雄已经“暗下决心”，所以，他要“执意而为”。

但是，“成汉帝国”的文武百官却集体投了“反对票”。司徒王达就说：“先王立嗣必立亲子者，是明身份而防篡夺。”如果“执意而为”，“成汉帝国”难免会有“专诸之祸”和“宋督之变”。但是，李雄不管不顾，就真正地“执意而为”了。于是，太傅李骧（李雄叔父）哭着说：“祸乱从这里开始了”。从后来“成汉帝国”的兴亡历程来看，确实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李班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储君”。李雄的儿子们，是什么态度？史书上没有记载。但肯定是心中“点儿都不安逸”。尤其是李班跟随李雄左右，参与朝政又多有建言，李雄又总是对他“言听计从”，心中简直是“羡慕嫉妒恨”。但是，有父皇（李雄）在那里“压着”，李雄的儿子们也“不敢妖艳”（造次）。

时光演进到公元334年，李雄已经“年满花甲”。头部伤口化脓，其臭无比，后妃“掩鼻走”，亲子“无孝意”。或许李雄的庶子们，因继位无望不但没有孝意，而且还很仇视，“理所当然”地不再关心李雄的死活。只有其兄之子李班（已早为太子）昼夜侍奉，不脱衣冠，还亲口吸脓。至纯至孝也还“感天动地”，被戏称为“成汉王莽”，给李班继位找到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李班的继位，拉开“权力争夺，内部残杀”的序幕。李班还在李雄灵前“哭丧”，即被李雄的儿子李越刺杀，后推“多才多艺、贤而有能”的李期（李雄庶子）为帝。李雄的儿子们，用刺刀表达了“心中怨恨”，还给了李班一个“哀皇帝”的“谥号”。确实有点让人哀伤。李雄精心培养的“储君”，才刚刚继位，就被杀身亡。

李班是一个好人，所以被李雄立为“储君”。儒学的耳濡目染，教化出李班的“好人要素”：知礼节、纳贤言，为人至善。若是在太平年间，李班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守成之君”。然而，“五胡乱华”导致天下动荡、群雄逐鹿。在这个“狼性十足”的年代，李班就显得“温文有余”，而“勇武不足”。不仅如此，李班对诸皇子“来京奔丧”的危险“毫无知觉”，而且对“明眼人”提出的“遣散离京”的建议也不采纳。说：父皇还没“入土为安”，就遣散皇子“有违人伦”。也真是“好人命不长”，李班才刚刚“坐上龙椅”，就被刺杀在“哭灵现场”（李雄殡宫）。那时，李班才47岁。

杀了李班的李越（李雄庶出长子），也还算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因为弟弟李期聪颖好学且“善属文”，被时人称为“文曲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抑或就像李雄认定李班一样，李越也认定李期“必能承继先帝基业”。李雄“不按规矩出牌”，李越也想“模仿一把”。于是，李越这么凶残的人也有了“礼让之举”，把李期送上“皇帝宝座”。那时，李期才20岁。要说，李期也算是个“能人”。据说，李雄在位时，曾让诸多儿子“以恩信合众”，比一比谁“笼络的人才多”，结果“多者不至数百”，而（李）期“独致千余人”。李雄认为李期“出类拔萃”，心中对李期也“有了好感”。

有史家分析，发动政变（刺杀李班），李越是主谋，也是操刀者，李期只是同伙；再者李越是李期的兄长，无论是看功劳还是看次序，李越最有资格当皇帝，李期和众人也想立李越为皇帝（众欲立越）。但李越不干，“越奉期而立之”，李期就白白地“拣了个皇帝座位”。

《晋书》说：班以宽爱罹灾，期以暴戾速祸，殊途并失，异术同亡。李期即位改“年号”为“玉恒”，“杀人凶手”李越，也得到了实惠（封为相国）。李期毕竟只是“一介儒生”，他居然把“军队大权”交给了李寿，给自己“埋了个地雷”。由于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难堵“悠悠众口”。李期排除异己（党同伐异），而且不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重用的都是“奸妄之人”。致使朝政黑暗，纲纪紊乱，“成汉帝国”形势“江河日下”，逐步露出了“衰败景象”。据说，李期继位前后“判若两人”。史载：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李期还有个“坏毛病”：嫉贤妒能。一旦发现有强过自己的人，定要“设法除掉”，甚至给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给自己杀人一个“充足的理由”。到了后期，李期搞起了“白色恐怖”（多所诛杀），甚至还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杀掉文臣武将，籍没其资财、妇女，用来充实后宫。除了杀旧臣、杀能臣，李期还把毒手伸向“亲兄弟”。《晋书》说：雄子霸、保都“不病而死”，世人都说“期鸩杀之”。

杀这个、杀那个，李期想杀汉王李寿则“千不该、万不该”。李期的“擅杀”，引起了朝野的恐慌，汉王李寿是“三朝元老”。李雄患病，急诏李寿入朝，命其为李班的首席“辅政大臣”。说明，李寿在堂兄李雄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地位的。李期被李越“拥上皇位”，又改封李寿为“汉王”，命令他去“镇守涪城”。朝野之间，对李期擅杀的“恐慌程度”日益高涨，李寿也早有所闻。因此，李期诏令朝见时，李寿总是以“边防有事”来推脱。尽管如此，李期还是“诱杀”了李寿的“养兄弟”（李攸）。

李寿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公元338年，李寿召集文武官员，一起喝“鸡血酒”（盟誓）。大意是：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振之。于是，带着部队“直扑成都”（偷袭）。兵临城下，李寿的儿子李势（末代皇帝）趁机“打开城门”。攻克成都后，李寿、李势“两爷子”又纵兵抢掠，甚至强奸了李雄的女儿们。不知道李寿、李势这“两爷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知道的是，攻克成都三天后，李期就被李寿废为“邛都公”，自己“即位称帝”。李寿不仅改了“年号”，还把“国号”改称“汉”。李寿的这个“汉”与李雄的“大成”一起，被后世史家合称为“成汉”。李期被废，心情郁闷，说：“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不如死”这句话，说明了李期的郁闷程度。于是，他也就自寻短见，自缢身亡。李期在位仅4年，死时也才24岁。（罗学闰）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