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九）

□罗学闰

罗学闰：笔名“宕渠愚夫”。放牛娃出身，后读师范跳出农门，教坛六载，尔后为文吏，捉刀廿年。工作之余，潜心文史，虽攻读不辍，却愚而无见，偶有小文面世。喜抽烟喝酒，广结友缘，自说人间一小书生，亦有“烟酒生”之号也。

公元306年，李雄在成都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賨人）皇帝。这一年（306年），“傻皇帝”司马衷才从征讨前线回到帝都洛阳，刚刚恢复了“羊皇后”（羊献容）的“后位”，就“食饼中毒”而死（享年48岁）。史载:司马衷暴死。传说是被司马越“毒杀”，但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我想，作为“八王之乱”的“终结者”，司马越不喜欢“傻皇帝”，欲行“伊霍之事”，司马衷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晋怀帝司马炽“登基即位”，与“成汉帝国”皇帝李雄成为“皇帝老庚”。这个司马炽，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幺儿子”（第25子）。他的皇帝生涯也是“苦字当头”，内有“皇室权力”的“你争我夺”，外有“五胡乱华”的“春心萌动”。在皇帝的“龙椅”上才坐了五年（311年），就被“汉赵帝国”（刘聪）俘虏到平阳城，两年后（313年）被“生前好友”刘聪杀害。

也是在这一年（306年），“汉赵帝国”的刘渊，还行走在“称帝的路上”。公元308年，刘渊才正式称帝，成为西晋“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我们前面说的“新三国”格局，也就在这时全面形成。“永嘉”，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虽然，史书上把刘聪杀害晋怀帝的313年，记为“永嘉七年”，但这个“年号”真正终止在“永嘉五年”（被俘时）。“永嘉之乱”，是晋怀帝“永远的痛”，更是西晋王朝“最后的挽歌”。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称帝时（313年）才13岁。他出生那年（300年），“丑皇后”被赵王司马伦“废杀在金墉城”。晋愍帝这个“偏安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几乎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五年后（318年），又被刘聪“俘虏到平阳”，西晋就此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公元308年，是“新三国”的“底定之年”。“汉赵帝国”北方称雄，“成汉帝国”南方割据，西晋王朝“风雨飘摇”。也是在这一年（308年）的“上巳节”，建邺（今江苏南京）唱响了“东晋的序曲”。不过这个“序曲”有点长，唱了9年，琅琊王司马睿才走上“龙床”（那时还没有龙椅）。“上巳节”那天，南京官民到江边“修禊乞福”。琅琊王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大张旗鼓地列队出来观禊。而王敦、王导等“衣冠南渡”的中原名士，都“满怀敬仰”地作为“司马睿的跟班”。“王驾光临”，立刻吸引了万千“江南士民”（本土居民），当地豪族“惊讶得不得了”，纷纷“拜伏在道左”，以示礼敬。这场好戏，王敦、王导兄弟既是“编导”又是“演员”，而“男一号”就是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所以，我说“东晋的序曲”从此唱响了。至于东晋，我们后面再说。

回来说“成汉帝国”。李雄称帝，“国号”是“大成”，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那时北方的“汉赵帝国”，“国号”也是“汉”。从形制上看，“虚弱的西晋”身边有两个“彪形大汉”，这日子过起都有些“心虚”，甚而至于“冷汗直冒”。西晋身边的“两个帝国”，这时都在“茁壮成长”。李雄的“成汉帝国”，在追封了李特、李流兄弟后，又采纳“尚书令”阎式的建议，设立了文武百官，编制了典章制度，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賨人王朝”。

“建国称帝”之后，“成汉帝国”的主攻方向就是“开疆拓土”。在晋怀帝、晋愍帝觉得“日子难熬”的时候，李雄就消灭了西晋在巴蜀的残余势力，完全控制了“巴蜀地区”，还北上汉中，占领了“益州门户”。史载，“成汉帝国”全盛时期疆域控制范围：东到建平（今湖北境内），北达汉中（今陕西境内）、仇池（今甘肃境内），西到汉嘉（今四川彭水）、沈黎（今汉源、越西、甘洛等地），南到宁州（今云南境内）、安州（今贵州境内）。这个帝国，地理方位跟“三国”时的“蜀汉”差不多，其势力范围比“蜀汉”还要大。这些“地盘”，都是从先前的“西晋王朝”和后来的“东晋王朝”手中抢过来的，也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当然，这些“地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边界州县，上演的往往都是“得而复失”的历史大戏。

有趣的是，公元340年，后赵皇帝石虎对东晋有了“觊觎之心”，命人打造水军，学学昔日的“王濬楼船”（西晋灭吴）。折腾来折腾去，石虎发现“后赵”没有“训练水军的地方”。于是，遣使“成汉帝国”，给皇帝李寿送来一封“邀请函”：联兵攻晋（东晋）、中分江南。李寿见信，龙颜大悦。一面遣使回访，以示“就这么高兴地决定了”；一面大修船舰、练兵聚粮，燃起“吞噬江南”的激情，还在成都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但是，当时的“成汉帝国”经过多年内乱（骨肉相残），综合国力已“大不如前”，成汉军民皆“无心作战”，文武百官都“跪求停战”，皇帝李寿也“只好作罢”，城外士兵都“高呼万岁”。一场闹剧，就这么草草收场。不知道李寿是否给石虎作了通报，不知道“狂妄自大”的石虎是否有“深深的失望”，历史没有记载这些情节，我也就不妄说了。

“成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李雄，还可以算得上一个好皇帝。史载，李雄称帝之初，“成汉帝国”发生了“财政困难”（用度不足），采取了一项“卖官措施”，诸将多有“献金银得官”的现象。这时，中书令杨褒“犯颜直谏”。还好，李雄“愧而止之”。乱世英豪，都有“狂喝滥饮”的坏毛病。一次，李雄喝得“眼中有重影子”，竟然手推“中书令”，杖击“太史官”。还是这个“好直言”的杨褒，讲了“喝酒误国”的一堆“远古往事”。这个“以案说法”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李雄居然“戒酒”，直到“一命归西”也真正“滴酒不沾”。李雄善于“纳谏”，导致“言路大开”，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都得以集中起来，作为“治国方略”。当时“海内大乱”，而蜀地单单“平安无事”，被时人誉为“世外桃源”。

有史家总结说，李雄治政31年（304-334年），采取宽政、慎刑、薄赋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创了“政治清简、政风务实、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常璩在《华阳国志》称赞说：“闾门不闭、路不拾遗”。李雄有好学精神，听政之余“手不释卷”。还兴办学校，推行教化。有一次，有人把我称为“文人”。我说只是个“文化人”，是被别人文章教化了的人，这样来解释“文化人”就比较好懂了。说到李雄的宽厚，《晋书》上也有一个故事：氐人苻成、隗文投降李雄后又背叛，还伤了李雄的母亲罗氏（刺瞎一只眼）。这事搁在我们一般人身上，一定会“仇恨满腔”。但是，待到“这两个家伙”再次归降时，李雄却“宽宏大量”，不仅高兴地接纳，而且优厚地对待。这要好大的胸怀和格局才能做到啊！正是这样的“大格局”，取得了“好效果”：归附的人一批接一批。

每次去成都，我都要去游览武侯祠。个中原因，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个武侯祠跟“成汉帝国”有关。据说，“成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李雄，是诸葛武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血粉）。从后来李雄“治蜀模式”分析，也可看出“诸葛亮的影子”。但是，武侯祠究竟建于何年，没有找到历史记载。从“李雄治蜀31年”来分析，武侯祠，当初建于公元306—343年间。不过，那时的武侯祠还在成都“少城”内。到南北朝的时候，开始从城内迁出。我们都知道，成都又称为“锦官城”。所以，为避“安史之乱”来成都“结庐而居”（茅草房）的杜甫，才会吟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武侯祠，是中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的寺庙。早先，武侯祠和刘备庙只是一对“友好的邻居”。约在南北朝时期，武侯祠外迁时，庙（昭烈皇帝庙）、祠（武侯祠）才“合二为一”。

说到武侯祠，我最喜欢说“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是清朝人赵藩撰写的，用来“劝诫”他的“门徒+上司”的岑春煊。这个岑春煊也是一个“硬角色”，素有果决实干之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偿还高昂的债务，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引发四川数十州县发生农民暴动。有白莲教、义和团，还有抗捐、抗税的农民，义军数万，两次围攻成都，甚至打到“督抚衙门”。这时，清王朝紧急把“山西巡抚”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此时的赵藩，是岑总督手下的“四川盐茶使”。

岑、赵之间有这一层关系，理应该成为“亲密的伙伴”。但岑春煊将义军全部归为“乱民”，一味采取“武力镇压”。为了增强“政府军”的战斗力，他又对官兵施行严厉的“连坐法”，致使“政府军”镇压农民义军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在四川官场，岑春煊有“惩治贪官”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政见不合者，动辄“寻找由头”罢免裁撤。“圈内人士”，人人自危。赵藩看不惯岑春煊的“强硬作风”，又对其中的隐患“洞若观火”，就“苦口婆心”地劝谏这个昔日的门徒、今日的上司。不曾想，岑春煊是个“官痞”，想的是借“镇压义军”和“纠察官吏”而“一显身手”，甚至还想“借梯上楼”、官升一级。对赵藩的劝诫“充耳不闻”。当年（1902年）11月，赵藩听说岑春煊要陪客人游览武侯祠，便决定实行“笔谏”，这就是那副挂在武侯祠静远堂前的“攻心联”。不曾想，岑春煊一见此联，就拂袖而去，弄得客人“一头雾水”。赵藩与岑春煊的“师徒关系”，也就因为这副“攻心联”而彻底破裂。

（待续）

来源：达州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