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元
为了一个人,我和堂弟“反目成仇”了。我们在山坡上打了一架,周遭的桃树遭了殃,枝条被我们当作武器,桃花纷纷,像雪花飘零。
我纯属狗咬耗子,只是好奇了一点。问堂弟,他是不是大爹的种?堂弟居然勃然大怒,直接想一拳把我撂倒。
那个“他”,那张脸,和大爹一模一样。但他却把另一个人喊爹。
那个被“他”喊作爹的人,还经常跑到大爹家,叽叽咕咕一说就是半天。来的时候,手里夹着一杆烟枪。那杆烟枪,一头有铜制的烟头,油光发亮。吸嘴的地方,乌漆麻黑。他鼓起腮帮子狠狠地吸上一口,烟叶的“火线”明显亮了一下,烟雾便浓浓地冒了出来。
我怕那个人,一是受不了叶子烟的气味,二是怕他“胡作非为”。我们家和大爹家,瓦连瓦,墙对墙,他到大爹家,就是到我家,我惹不起也躲不起。一般的情况是,他一过来,大爹对他挺热情,忙着端凳子。而我的父亲,也会忙着招呼。一般说法是:“何队长,你啷个这么早!”
他总爱捏我的耳朵。不是一般的抚摸,是使劲的扭转。我路过他的身旁,我只感到一阵风驰电掣,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控制住我的耳朵,像一把钳子,让我根本无法动弹。
想来自然是自己找虐,我可以不去他的面前晃,但是,好奇害死猫。我就想看看那个他,到底和谁像。
我告诉老爸我的发现,村里那个人好像大爹啊!父亲正在吃饭,端着的碗咣当一下就砸在桌上。一贯暴躁的父亲,突然一个耳光给我甩过来。
我被打得发懵。母亲拉起我,吼我,还不去读书,都快迟到了。
大爹于我,有点陌生而神秘。
别人都把他喊书记,见到他一脸笑容恭恭敬敬,而后他们关上门,说上半天都不见出来。也有人怀里揣了东西。最后,我看见大爹黑着脸出来,把人送走。来的人讪讪地笑,不停地说着感谢。我和堂弟吹牛,说你爹好威风啊。堂弟趁着阳光翻开棉袄找虱子,不理我。我又问,大爹今天又去哪里了?弟弟说,开会去了。
我是见过大爹开会的。他一个人坐在正中,四方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盅盅,盅盅上有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大爹声如洪钟,他的嘴唇四周,不断有白色的泡沫涌现。下面的一群人,女的拿着鞋垫,垫着顶针,边听边纳。男的呢,打着蒲扇,半天摇一下。
大爹似乎在说种树的事。这个事,他对母亲也说过,让我们家带头种。母亲说,地里种了树,以后每天早上起来就吃桃子?大爹一愣,有些不屑,你让兄弟过来和我说吧。
母亲顿时喋喋不休。母亲对大爹说,你作为家里的大哥,还是个当官的,不如一个外人,经常让自家人吃亏。父亲在一旁,既没帮着母亲,反而制止母亲不要说,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做法,让母亲更为恼怒。
大爹的口才自然非凡,他三下五除二,让母亲无言以对。大爹总结起来有四条,一是他不回来,早就是国家干部,哪会干这个活受这份气。二是如果没有他,我老爸哪能有工作,没有工作,哪有你们这个家。三是正因为是个干部,才不能让亲戚朋友占便宜。四是种树是件好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母亲一听就急了,口不择言,说,那让何家先种!
大爹脸色突变,黑青着一张脸,进屋,摔门。父亲一看大事不好,大骂母亲,上来动手,两个人抱在一起打成一团。
村里陆陆续续有人种树,大爹先把自家山头的杂树去掉,组织几个人,趁着阳春三月,把苗子栽下。何队长跟着他,一起挖窝子。我看见队长的额头,几颗豆大的汗珠。他招呼我过去,我怯怯地不敢动,隐约觉得耳朵在疼。
父亲也在,大爹笑着对父亲说,你看看我会不会饿死,看看我的锅里煮不煮桃子?父亲笑得极不自然。回去,借故又和母亲大吵一架。
似乎第二年,大爹家的桃树就开花了。我上学放学的路上,看见一丛丛盛开的桃花,像女人涂抹的腮红,乡间顿时多了一份生机和灵性,少了许多灰暗和沧桑。一些外乡人,竟然也跑了过来,在树边钓鱼,一脸满足。
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花书记”还是有几把刷子。我回来给父亲报告,父亲笑着说,他们都懂就可以当书记了。
等我真懂的时候,我已人到中年。从城里到乡下,又从乡下到城里,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干部一起战天斗地,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才懂得,大爹当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关于大爹的“桃色”事件,背后其实是无比的悲壮。农业学大寨时,大爹和队长一起修筑堰塘,队长一个趔趄,垒夯石倒了下去,直接砸中队长的要害,队长只有三个女儿,再不可能有儿子。大爹愧疚不已,把家里的长子连哄带骗过继给了他。
大爹病重快走的时候,我到医院看望,意外看到“他”也来了,在床头哭得语不成调,像一个孩子搂着大爹干枯的身子:爸,我其实不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