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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澜
中国教育的历史曾有一个独特的存在，那就是“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是“体制的边缘人”,但同时又是农村教育的“半边天”。这一群体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虽已消失，可他们无私奉献的身影理应得到历史和人们的敬重。李铭的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而耗时三年为他们树碑立传。
这部长篇以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辽西农村为背景，以马志远、马大志父子两代民办教师的生活为主线，生动地书写他们即使条件再艰苦，也都没能动摇他们执着的坚守故事。小说采用回望追叙的第三人称视角，用朴实简洁、饱含生活质地与生命温度的语言，从父亲所住那个村的地名马耳朵沟的由来及沟口的季节河写起，很自然地引出村小——“向阳红小学”，从而为小说搭建起物质的、演绎父亲一生悲壮而伟大命运的舞台。
小说开场戏的“亲子冲突”就先声夺人。“向阳红小学”只有爷爷一个民办老师，几十个娃娃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课程，都是爷爷一人包揽的复式教学。身患绝症的爷爷拎着烧火棍追撵父亲，试图让父亲回心转意回乡子承父业当一个民办老师。可胸怀大志、心比天高、风华正茂的父亲，正投身于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又哪能听命于爷爷的安排呢？年轻腿快的父亲游过了沟口的河，任凭爷爷咒骂，一去不再回头。爷爷倒在讲台上，临终前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还是村长去火车站截回了正要上北京去的父亲。但父亲并不死心，安葬完爷爷后，仍想逃离命运的安排。在游过河对岸之际，父亲回头看到三十几个孩子齐刷刷一排跪在河岸边（这动人的挽留系村长一手导演），父亲一屁股跌坐在河滩上再也跑不动了。
当时只有16岁的父亲马大志，极不情愿地当了一个山村民办老师。他被村长的执着和孩子们未来命运所牵系，被赶着鸭子上架，开始了他民办教师的生涯。可他的苦闷、徘徊期长达几个年头，直到十四岁的学生秀锁被迫出嫁的事件出现才告结束。秀锁辍学被迫出嫁，深深刺痛了父亲，他深为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学生而自责。这种痛感与无奈，成了父亲突变的契机，坚定了父亲扎根山村教育的决心。父亲转变的心路历程——从不自觉而走向自觉的子承父业，就是源于对生活本真的领悟，源于对故乡孩子们质朴的爱，源于一种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的责任。
山村贫困生活造成秀锁辍学而过早嫁人的无奈，它所带来的疼痛成为父亲的一个心结。从此，父亲养成了护犊子的情结，爱学生胜过爱一切。父亲可以体罚学生，但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学校只有父亲一个老师，仍是一到五年级通讲的复式教学，他的体罚之一——扶黑板，创造了三年级的胡闹（胡栋梁）跳级考上中学的奇迹。在全乡声名大震的父亲愈来愈霸道，在自己的教育王国里，精心培育、照料着一茬茬学生。即便胡闹学成回乡成为父亲的上司，父亲也仍然按照自己的理念教学和管理学校。时代在前进，山村教育也随时代大潮而变迁，但无论怎么变化，父亲总是把学校和孩子放在第一位。为了胡闹及孩子们的脚不冻伤、为节省开支，父亲拿出爷爷留下的羊毛毡子，给他们做鞋垫、换黑板擦；为贴补学校老师，父亲可以去揽扎花圈的业务；为留住民办老师，让学生不至于失学，父亲多次让出转为公办老师的名额……这些举动，无不反映出父亲痴迷山乡教育的无私大爱和宽阔胸襟。
父亲马大志在情感生活上，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催人泪下的。当安心扎根山村教育的父亲，与关心、爱慕他的秋月之爱情就要瓜熟蒂落的时候，却被中学时代的战友、初恋过的吴彤彤，带着不明不白的身孕给搅黄了。父亲虽念旧情，但仍旗帜鲜明只答应带吴去打胎。天意弄人，胎没打下来，也架不住吴的寻死觅活，父亲只好答应和吴来个假结婚。村人、秋月及家人的误解，让父亲百口莫辩，只得身负冤屈，做了姐姐“民办”的父亲。但生下“民办”的吴，只给了父亲短暂的幸福时光，在将照顾父亲之“责”托付秋月之后，就不告而别、神秘消失了。
吴的神秘失踪，不仅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民办”，而且也给父亲留下一道幸福而疼痛的伤痕。既当爹又当娘的父亲的生活乱了套，教学水平及升学率也直线下降。幸好有秋月的照顾，父亲才得以重新振作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反对父亲与秋月婚事的秋月爹也过世了，他们有村长的支持与撮合，秋月娘也不计前嫌，眼看就要进入实质性的谈婚论嫁阶段，然而，父亲为了垮塌校舍的重建，却背叛了秋月，把秋月“转让”给了也爱着秋月的水泥厂厂长许耀飞（也就是“我”的亲身父亲）。为了能得到建材，重建学校而让孩子们能顺利上课，父亲又有什么误解、屈辱不能承受呢？
父亲对秋月虽有事出无奈的残忍一面，可对吴彤彤却有博大无边的宽容。当吴彤彤在弥留之际，把写有“民办”身世的纸条，交给父亲马大志时，父亲虽然极想知道吴抛弃他们父女俩的秘密，但父亲却只停顿了片刻，瞅了瞅不能得到“民办”宽宥的母女俩，在她们惊讶的神情中，毅然地把纸条塞进了嘴里。父亲笑了，就为得到了吴最后的信任；父亲哭了，就为得到了没有承诺的执着坚守的最后胜利。这信任对父亲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是多么的残忍。尽管吴试图以巨额的遗产来弥补对父女俩的亏欠，但父亲与“民办”都拒绝了。父亲把信任看得重于一切，“民办”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原谅亲生母亲吴彤彤的无情。父亲的笑与哭，无疑彰显出一个男子汉博大无私的情怀。难怪“民办”会跪倒在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就是我的亲爸爸啊。这是全篇最为闪光的高潮之一：一路泪水，痴迷教育，忍辱负重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朝我们一步一步走来，让我们知道信念所带来的力量之壮观与伟大！
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在56岁就去了，中断了他一生演奏的马耳朵沟的教育诗篇。
父亲把他的一生都无私地熔铸在山村教育的事业之中，以其自身散发的人格魅力，不仅赢得了山乡远近村民的敬重，也赢得了“我”把他作为亲生父亲的感情。父亲是朴素的：他一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教会了孩子们做人的道理。父亲继承了爷爷“子承父业”的情结，也重演过拎着烧火棍追撵民办，让“民办”报考师范的一幕。虽然“民办”恨透了父亲，但“民办”最后还是到大西北支教当老师，选择了父亲指给的路。她写回的家信，把沟口无名的季节河深情地叫做父亲河。这不仅是对父亲最为深刻的和解与理解，而且是对父亲最高的礼赞。而“我”正是因父亲的人格魅力的感召，才于新年后自愿回到家乡子承父业当起了“大志小学”的校长，同时“我”从母亲手中接过残缺不全的羊毛毡子，那些不规整的窟窿就是父亲对孩子们无言的大爱啊。无论时事如何变迁，但马家人扎根山村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传统没有变。传统的沿袭和光大，这正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
《民办教师》不仅写活了父亲马大志无私奉献的一生，还写活了生活在辽西马耳朵沟这方水土上的人：秋月、村长、胡栋梁等，更写活了他们的疼痛、温暖和希望。这不能不说得力于作者精巧的构思，以“我”的视角借第三人称来展开灵动的叙述。“父亲马大志的一切都是母亲秋月和姐姐马民办告诉我的”，这才让“我”的叙事有了坚实的基础。作者铆足劲贴着人物写并将人物的命运与他所从事的事业紧紧扭缠，让人与情、人与事、人与环境互为作用、互为推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该小说产生强烈审美效果，打动、震撼读者的成功要素之一。作者不是诗人，但《民办教师》的字里行间，无不闪动着可贵的动人心弦的诗情。它不仅书写了父亲马大志的悲壮、辉煌的命运，而且父亲痴迷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无疑是民办教师这一独特群体的缩影。它不仅是一首见证乡村教育兴衰与变迁的教育诗，为民办教师这一在历史长河中逝去的特定群体，在中国特定时代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弹奏出一曲动人的颂歌，而且更是一首深沉博大的父爱之诗。
林佐成的中篇小说《孩子王》也是一首书写民办教师无私奉献的诗篇。小说名源于民间俗语“家有三担粮，不做孩子王”。虽与阿城《孩子王》同名，但重在书写高考失利回乡做代理民办教师的舒云峰，一生坚守基层教育却未能转为公办教师的悲情故事。舒云峰是一个留守村小的人，也是一个被时代、亲人抛弃的人。他的悲伤委屈、七情六欲和身处时代困境的尴尬，虽有鲜活的再现，但对牺牲精神之社会属性挖掘不足。从小说整体来看，舒云峰这一人物仅以委屈地趴在奖证上号啕大哭而让小说走向高潮——他没有瞎子牵瞎子。其付出未得到社会认同的悲叹也好，或自我安慰也罢，终成为只有他对个人价值孤独无助的自我认同的巨大悲伤。虽有悲剧意味，但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力量。原因在于，舒云峰这个人物虽写出了平凡中的七情六欲，但他坚守的说服力尚不足，没有马大志的坚守曲折和有说服力。只有现实而无超越现实之上的现实感——小说赋予舒云峰的理想性写得不够，其人物的价值也就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说，对他的精神成长写得尚不够深广。对舒云峰和汪小芳的爱情曲折和夭折，也处理得少了波澜，仅以舒云峰信发出无回音而中断了这个人物。虽小说结局有勾连和呼应，反映了二人天各一方，人事沧桑，以及价值观相背离，却并没有更有力地增加小说的内涵。如果在小说中间穿插舒云峰与汪小芳“爱情”悲剧色彩的勾连（不是正面书写），那么对人物内心和精神挣扎的刻画就会更有纵深感。小说虽留有不少遗憾，但仍不失一曲温暖、动人、给人力量与希望的诗篇。
由上观之，两部小说的歌吟并非歌舞升平、回避现实的赞歌，而是直陈生活深处、涌动着温暖与希望的歌谣。他们的写作是以故乡为依托的有根的写作，是脚踏大地竭力与世界建立广阔联系与观照的写作，是以感恩之心发掘故乡的诗意与温暖的写作，是“想起疼痛”更“想起温暖”、旨在传递温暖与希望的写作。正因有此葆有创新与活力的写作姿态，才完成了对民办教师在文学中的复活与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