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六）

更新：2021-03-09 10: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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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庞岚月

□罗学闰

刘渊、刘曜的“汉赵帝国”（前赵），被石勒的“后赵”撵出了“历史舞台”，让人唏嘘不已。与“汉赵帝国”同年出生的“成汉帝国”这时还“活得好好的”，让东晋的统治者头痛不已。

十六国时期，这两个“老庚”有三个相同点：第一，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公元304年，“汉赵帝国”由汉化程度很高的匈奴人建立，刘渊是“开国皇帝”，刘曜是“末代皇帝”；也是在这一年（304年），“成汉帝国”由宕渠先民、古代英雄民族賨人建立。李特、李雄父子都可算“开国皇帝”，李势是“末代皇帝”（347年投降东晋）。因为李雄称帝是在公元306年，而刘渊称帝是在公元308年，因此，賨人李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第二，“国号”都是由后来史家“组合的”。“汉赵帝国”，先叫“汉”（刘渊创立），后叫“赵”（刘曜改），史称“汉赵”或“前赵”；“成汉帝国”先叫“成”（李雄创立），后叫“汉”（李寿改），史称“成汉”。第三，都因为“归还正统”的做法导致了内部动荡。“汉赵帝国”刘渊死后，刘和继立，后被刘聪斩杀；刘聪立刘乂为“皇太弟”，但后来被废杀；刘聪死后，刘粲继立，又被靳准杀死。“成汉帝国”李雄对“归还正统”是“说到做到”的，但从此拉开了“成汉帝国”骨肉相残的序幕，也成为“成汉帝国”由盛及衰的历史转折点（334年）。

“汉赵帝国”和“成汉帝国”也有三个不同点。第一，“汉赵帝国”（前赵）被石勒的“后赵”所灭，是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战”，北方的混乱“日甚一日”，这里不细说；“成汉帝国”是被“东晋大将”桓温所灭，是汉族帝国对少数民族的“征战”，实现了南方的“短期统一”。第二，他们的建国，都与“傻皇帝”和“丑皇后”有关，都是拜“八王之乱”所赐。“八王之乱”让刘渊“猛虎归山”；而“八王之乱”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惨景，才有了“流民潮”，给了李特、李雄割据益州“建国称帝”的机会。第三，他们的“寿命”也不一样。都建国于公元304年，“汉赵帝国”亡于公元328年，享国24年；“成汉帝国”亡于公元347年，享国43年。

在这里，我们把历史的眼光回溯到“三国时代”。张鲁的母亲（史书没载名），是“五斗米教”的“宗教领袖”，也是“益州牧”刘焉府上的“座上宾”。张鲁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被任命为刘焉手下的“督义司马”（驻汉中）。从后来“成汉帝国”把“五斗米教”当作“国教”来看，刘焉与张鲁母亲的交往，不是因为“男欢女爱”，而是因为“宗教信仰”。由此也可初步判断，道教已在益州地区“普遍流行”。我们都知道，“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是四川的“旅游名片”。这个青城山，是道教圣地。在李雄落难时期“出手相救”的人，正是青城山的“道主”范长生。正是他的帮助，李雄才有了割据益州的“兵马粮草”。我估计，张鲁驻扎汉中，其实是道教“向北蔓延”的一种趋势。史载，张鲁在汉中传播“五斗米教”，賨人“敬信之”，以李虎为首的宕渠先民“趋之若鹜”，有五百余家还“集体搬家”去了汉中。

这时，就该说到曹操这个“乱世奸雄”了。魏武挥鞭，兵锋直指汉中（征张鲁）。是不是“宗教战争”，史无所载，不妄说。但汉中是“益州门户”，史书上说：无汉中则无蜀。这样的战略位置，曹操肯定“要来抢”。张鲁战败，毫无疑问。有趣的是，张鲁逃到巴中（地属宕渠）“待价而沽”。他这一“待”，也“待”出了“好价钱”，曹操“一口气”给他封了个“万户侯”。这在曹魏历史上算是个奇迹，只有曹植“封万户”，但是封了两次，才达到了“邑万户”。或许，曹操也见识了“賨人的勇武”，又将“追随张鲁”的李虎等賨人迁徙到略阳，与当地的氐族人居住在一起。因为这些賨人都“来自巴郡”，于是当地人就把他们叫作“巴氐人”，以表示他们与本地的氐人“不是一路人”。就这样，《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史书，把这群来自“宕渠县”的“外地人”称为“巴氐”。有些读史书的人，就此否定这群人的“賨人身份”，这是不妥当的。

据说，“迁居略阳”的队伍中，有两个賨人“脱颖而出”。先是李虎，就是后来“流民领袖”李特的祖父，被曹操任命为“将军”。其实就是迁居略阳这群人的“领头人”，平时负责管理，战时才带兵参战。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平，他的“规整的仪态”也入了曹操的“法眼”，被任命为“都尉”，这就是后来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王平传》也说王平是“巴西宕渠人”（渠北七里）。这个王平，在曹操与刘备的“汉中之战”时，从曹操阵营“负气出走”，投奔到“刘备的麾下”，为刘备“夺得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受刘备的“器重与喜爱”。后来，马谡“错失街亭”，王平再次“脱颖而出”，成为诸葛亮身边的首席“军事参谋”，后来王平还拜将封侯：镇北大将军、安汉侯，现在的“南充市”是西汉的“安汉县”。

费了这么多的口舌，主要是为了证明“成汉帝国”的缔造者（李特李雄父子）的“賨人身份”。宕渠在历史上“有名”，缘于秦惠文王时“张仪和司马错伐蜀”。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史载，张仪“贪巴之富，浮江灭巴”。公元前314年，设立“宕渠县”（隶巴郡）。也有人说是“宕渠道”。因为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所设的“县”都叫“道”。这也充分说明，“宕渠”是“賨人聚居区”。那时的“秦”，还不是秦始皇的“秦王朝”，是秦始皇祖先统领的“秦国”，而且隔“秦灭六国”还有近百年（95年）的时光。而关于賨人的传说有“助武伐纣”（商代）、“射杀白虎”（秦昭襄王时期）、“平定三秦”（秦汉时期）。这些千古流传的故事，也组合成了“賨人勇锐”的历史形象，更让“賨人兵团”成为两汉时期的“政府雇佣军”。

我认为，能把賨人与“武王伐纣”联系起来的，是刘邦的“一句话”。“賨人兵团”帮助刘邦“平定三秦”，“又歌又舞”，所向披靡。刘邦欣喜地说：此武王伐纣之舞也。从此，“賨人武舞”进入西汉宫廷。有人说“賨人武舞”就是“巴渝舞”，我没有掌握“钢鞭材料”，在此不“乱发议论”。在“射杀白虎”的传说里，我们看到了秦国与賨国的“刻石为盟”：秦犯夷（賨国），输“黄珑一双”；夷（賨国）犯秦，输“清酒一钟”。这有点像盟约的“违约责任”条款。说明当时的賨国“种植业发达”，还有余粮用来“烤酒”。有人说，这就是“宕渠呷酒”，而且是“中国酒文化的活化石”。我想，但愿如此吧。

賨人聚居区，就是“宕渠县”，这是有“钢鞭材料”的。文献依据：常璩《华阳国志》在“宕渠县”名下说，“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文物依据：2018年在渠县城坝遗址出土了“宕渠瓦当”，说明了“宕渠城”（賨城）的存在。看来，常璩“没有说假话”。当时的史官常璩，就是“成汉帝国”（賨人王朝）的“散骑常侍”。把皇帝的家乡写清楚，也是史官最大的责任。

我突然想起了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说：賨，南蛮赋也。我们都知道，赋税，其实是两种东西。“赋”在古代主要指“田赋”（实物），“税”在古代主要指“捐税”（货币）。了解中国古代货币的发展流程，我们得知，“賨”实际上指的就是“賨布”。所以，渠县税务局在“税史陈列馆”里，把“賨布”作为“税的起源”，放在首要位置，很有道理。当代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校注《华阳国志》时说：巴人呼赋为賨，是为賨人。“賨布”作为“国家赋税”，也充分说明了賨国纺织业的发达。又能酿酒、又能织布，充分说明賨国“农耕文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位于城坝遗址的“宕渠城”，作为“古賨国都”，其历史上限，已追溯到了“东周”（还会推衍）。“宕渠城”的毁掉，也跟宕渠人有关。“成汉帝国”皇帝李雄的兄弟李寿“引僚入蜀”，其实无异于“引狼入室”。据（宋）郭允蹈《蜀鉴》，因为战争和天灾，蜀地人口锐减，几乎“十室九空”，于是有大量僚人入蜀。李寿本想“引僚入蜀”，充实蜀地人口，却是“自取其祸”。“僚人”都是“矮打杵”，但异常凶猛，又不可理喻。其他不说，就是李寿的家乡“宕渠县”，賨人被僚人追杀而北迁，仅存人口不到5%，賨城就此荒废。此时是公元322年，“成汉帝国”才建国18年，“开国皇帝”李雄都还“健康地活着”，而他的家乡“宕渠城”却开始“荆棘丛生、虎狼出入”。

在这之前的六百多年，“宕渠城”一直是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渠江对岸的六处七尊“汉家陵阙”，占全国汉阙总数的四分之一，也是宕渠城乃至宕渠县辉煌历史的见证。宕渠县“地灵人杰”，在东汉“表现突出”，冯焕冯绲父子，还有庞雄、李温都是“东汉将星”。就连当过“宕渠令”的第五伦，也一路高升，官至宰辅。东汉“四朝元老”的“车骑将军”（军委副主席）冯绲，也曾“增修其城”（宕渠城）。近年，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冯绲“增修的痕迹”。

回来说“成汉帝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阀割据，最著名的历史大剧是“三国鼎立”。最好的结局是“司马氏篡魏”，史籍上说的是“三国归晋”。不曾想到，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认定的是个“傻皇帝”（司马衷），皇后杨艳认定的“太子妃”成为“丑皇后”。“错误的决定”导致了“杨家灭族”的惨剧，更为可悲的是，诱发“八王之乱”，暂统一后，又举国动荡，这是“成汉帝国”的历史背景。公元297年，雍秦大旱，米价飞涨（一斛万钱），民不聊生，汉、氐各族难民流入关中，关中连年饥荒，已经“自顾不暇”。公元298年，巴氐（賨人）首领李特率流民入蜀就食，从此揭开了“成汉帝国”的序幕。

继“八王之乱”而起的“五胡乱华”，上演了“群雄逐鹿，天下大乱”的历史大戏。这是一个狼性十足、血腥满天的时代。西晋灭亡，“衣冠南渡”（南逃），以“避胡人锋锐”。“东晋王朝”虽有“北归的壮志”，却无“恢复中原”的实力，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