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治安、张鲤庭与中共绥定县委

更新：2021-03-05 11: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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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冷苏红

“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致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杀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率先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紧接着，一批达县籍的共产党员唐伯壮、张鹏翥、张元昌、陈长庚、吕在和、牟仲宇等受党的派遣陆续返回家乡，一面深入农村开办夜校、组织农会，扩大党的影响；一面团结进步青年，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先后有唐仲明、汪克明、戴治安、张鲤庭、牟永正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戴治安，达县蒲家乡人，父亲是一位开学馆谋生的教书先生。1916年，戴治安从达县县立中学毕业后，经推荐到达县教育局任职，不久升任教育局视学。那时，继袁世凯之后的段祺瑞坚持对外屈辱、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的状况激发了戴治安强烈的爱国心，也促使他把改革社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在此前后，老革命家吴玉章应邀来达县，在“绥属联合中学”（简称“绥属联中”，今达高中）演讲，陈毅又在达城接见张元昌、张爱萍等，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思想的传播。随后，戴治安更以教育局视学的身份接办蒲家场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并以学校为基地，联络张鲤庭、江仁安等进步师生组织读书会；此时正在渡市小学教书的魏传统也成立了“青年协进会”，订购、阅读《新青年》《向导》《红旗报》等报刊，学习、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张鲤庭，达县城大北街人。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父亲的熏陶，广泛地阅读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立志探求革新社会、富民强国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已在小学从教的张鲤庭，热情欢呼并积极投入这场革命运动，他在大北街张家大院的家，一时成了革命青年聚会之处，不少有志之士如尹耀先（尹守白）、石清如、曾炽堂等常来这里讨论国家大事、探索革命真理。“五四”运动的浪潮迅速推向全国，也波及到大巴山区的达县城，张鲤庭与县教育局视学戴治安、进步教师陈幕勤、周梦熊等一起组织群众集会，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反日反帝反卖国的口号，还成立了“达县人民外交后援会”“达县学生救国团”等进步社团，发动学生深入城乡宣传讲演、唤起民众，掀起反帝爱国的高潮。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日渐深入人心。张鲤庭紧跟时代潮流，与戴治安等一道，以县立中学、县城开明小学、蒲家“五高”小学为据点，在学生中大力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他还同戴治安组织“联中”“县中”进步学生张爱萍、魏传统、王荣澍、江仁安、赵明恩、刘文彦等成立“青年读书会”，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他还节衣缩食、筹集资金，在自己家中开设进步书刊经销处，购置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供青年阅读。与此同时，张鲤庭还举办暑期文化补习班，通过文化补习，给学生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老牌军阀刘存厚来达县实行残暴统治，张鲤庭和戴治安又组织县中进步学生张爱萍、魏传统、王荣澍等成立革命文学团体“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揭露反动军阀争城夺地、祸害人民的罪行。

1926年底，张鲤庭、戴治安等以“烂漫社”为掩护，在达城东门外汇川通相馆建立了“绥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7年夏秋之交，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运动，因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而失败。为了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嘴脸，进一步团结、教育、鼓舞革命青年和广大群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他们与进步教师牟永正、李冰如、赵梦明等在绥定县城东门城壕外教育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中山青年团”。戴治安还以教育局视学的身份，把赵梦明、江仁安等数十名“中山青年团”团员分派到蒲家、罗江、河市、东岳、黄都等地的小学和城里的明达公学当教员，以学校为基地，以教书为掩护，开办平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当地民众的觉醒。同时，张鲤庭也在城内积极组织各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城乡结合，为绥定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8年春天，为了加强对本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戴治安与牟永正、赵梦明、牟仲宇、高卓夫等在蒲家场建立了绥定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蒲家支部，由戴治安任书记，属万县县委领导。蒲家支部建立后，戴治安、牟永正等又先后介绍了进步教师陈幕勤、龚荣美加入党的组织，后又把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张爱萍、魏传统等转为共产党员。不久，张鲤庭在县城文庙组建党的城区支部，并担任支部负责人，陈幕勤等担任支部委员，负责城区工运工作；很快，陈长庚、唐仲明、徐德昭、李达康等同志也分别在达县河市、黄都、石桥、管村等地建立了党小组。这年秋天，中共四川省委派杨仲明来绥定领导地下党工作，组建了中共绥定县委员会，属四川省委领导，县委机关临时设在城内大北街张家大院张鲤庭的家中，杨仲明任书记，戴治安与张鲤庭、张爱萍都是县委委员。

戴治安

中共绥定县委诞生、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本地区革命斗争很快开展起来。此时张鲤庭负责城区的“工运”和“学运”，他利用教学的间隙和节假日，与陈幕勤等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鼓励并领导他们同资本家和工头作斗争。城区的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学生运动更是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1929年春，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争取工农兵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遵照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戴治安一面筹集经费购买枪支，一面派赵孟明去宣汉联系活动在那一带的川东游击军，得到王维舟同志的大力支持。不久，王维舟派专人送来枪支，并协助建立了魏家山游击队。此后，这支农民武装一直活跃在蒲家、罗江一带，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红军解放绥定县城。

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使反动军阀刘存厚惶惶不可终日。为扑灭革命火种，刘存厚派出暗探、特务，刺探、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还拟定了将要捕杀的黑名单。时为中共地下县委宣传部长的张鲤庭得悉敌人即将挥起屠刀，情况紧急，立即同从蒲家赶来的戴治安想好对策：他们巧妙地将一些死硬的反动分子甚至刘存厚手下的反动政客、警卫队长的名字，添加在特务们拟定的黑名单里，四处散发，迫使这些惊慌失措的反动分子暂停抓捕行动，让一批已经暴露的党内同志和革命青年及时安全转移。这就是当时在县城街头传颂甚广的“张鲤庭智定‘抽薪’计，戴治安勇救‘燃眉急’”的故事。

1930年4月，中共川东特委派出的巡视员来到达县，遵照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指令，不切实际地要求达县地下党组织农民暴动。张鲤庭认为马上举行农民暴动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盲目蛮干必然遭致失败。出于对党对革命负责，他和几位同志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和理由，却被那位巡视员以公然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将张鲤庭和那几位同志开除党籍，还将此错误决定通报全党同志。但张鲤庭的革命意志并未因此受挫。仍然继续为党和革命事业忘我地工作。

戴治安安全脱险后辗转去了重庆，以后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他以开办“九七书店”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十分关心家乡的革命斗争，常以秘密书信的方式及时转达上级党的指示，指导达县地下党的工作。不久，因叛徒告密，“九七书店”被查封，戴治安也被逮捕。在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既没有暴露党的秘密，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1933年8月，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出面保释，已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戴治安才出狱回到蒲家场。

这年10月，红三十军在余天云、李先念指挥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宣达战役”。当红军挺进达城经过蒲家场时，身体相当虚弱的戴治安与达县地下党的同志们到离场5里外的拱桥头热烈欢迎。红军解放了绥定县城，把盘踞达城达10年之久的老牌军阀刘存厚赶下历史舞台，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很快建立起来，戴治安出任第二大区区委负责人。在此前后，暂住在南城三里坪友人家中的张鲤庭得知这一喜讯，立即回到城里，与地下党的同志陈幕勤、田戬斋、何平清、王明诚等，去到红军政治部驻地，接受红军分配的工作。不久，张鲤庭和他们在准备随红军转移北上前夕，参加了在宣汉县双河场召开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党团活动分子大会，会上个别执行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的负责人，以审查代表资格为名，逮捕并杀害了张鲤庭、陈幕勤、田戬斋、黎时中、王明诚、何平清等同志。戴治安因病势沉重未参加这次大会，但仍坚持随红军后撤至通江。1934年6月，戴治安在通江县文溪口病逝。（主要参考资料文献：《中共达县地区党史稿》《凤麓忠魂》《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