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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解大哥好酒的理由，我很不解大哥总感叹“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喝酒当过年”——
大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好好喝过好好醉过。
著名的川鄂茶盐古道穿过我的家乡，古道旁边有古老的旷家酒坊，旷家酒坊旁边是我们的家，闻着酒香长大，我们六个弟兄就大哥一人喝酒，显然这不是大哥宣扬好酒的理由。
大哥比我大18岁，更远年代的大哥酒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乡村，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有一个字：饿。醉是那个年代不敢奢想的最大幸福。于是，乡村酒事只能零零星星地呈现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中。
大哥是我们家唯一的乡村红白喜事代言人，方圆几百里中，只要有人家办喜事或丧事，大哥一定会去，不为贺喜或吊丧，就为奔赴一场酒事。
大哥自然要随礼。红布包袱装着半升玉米，家家一个样，回回一个样，家里没有更多拿得出手的礼品。早上，红布包袱挎在肩上，兴高采烈。傍晚，红布包袱捆在腰间，唱着他自己才懂的歌，仿佛一片落叶，在落日的余晖中向着家的方向飘荡……
忘了交代一个背景，大哥不断地出席一场一场乡村红白事，绝不是父母纵容大哥的酒嘴，大哥凭着他出色的言语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在乡村还有一个身份：支客师，就是负责张罗主家红白喜事那几天所有事务的人，锣鼓班、唢呐班、戏班的安排，端茶的、掌酒的、主厨的、迎客的、待客的、打杂的、洗碗的……所有酒席上的细节都要铺排到位，就是乡村所说的支客大总理。
所有安排到位了，在乡村酒席进入尾声的时候，大哥这个支客师才可以上桌。酒碗在八个人面前端出一条粗白线条来，飘过大哥手中，白线条断了——酒没了。那些年代的主家都是一桌一瓶酒，不像今天能够敞开肚皮喝。等到后来，大家瞅准大哥往哪席走，那席准没人去。大哥也不客气，独自一桌菜一瓶酒，傍晚回家照样歌响步大脸更红霞……
我们为大哥的乡间酒态羞愧。
奇怪的是，依然不断有人邀请大哥，大哥能在哪家喝醉，哪家就会因为酒足大方显得特别有面子。不管是办红事还是白事，大家暗暗比赛谁会让大哥脸更红，都专门为大哥备一小桌菜一大瓶酒，以致成为乡村酒席上一大风景。
大哥的另一场酒事自然与旷家酒坊有关。说是酒坊，其实我们一直怀疑酒旗上那个“酒”字的笔画是否少些什么。填不饱肚子的年代，旷家酒坊酒锅里也没有太多的大米、高粱、糯米。红苕出来的时候，他们酿红苕酒。甘蔗出来的时候，他们酿甘蔗酒。地瓜出来的时候，他们酿地瓜酒。有好几年这些都没有多余的时候，听说山上的青杠藤可以酿酒，居然让那些藤藤叶叶煮进酒锅。这个时候，酒坊想到了大哥这个乡村酒仙，大哥的酒品在乡村是有说服力的，只是这个酒品与大哥的酒像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品酒，就是端出那么一小杯让大哥说话，酒坊从来没有用碗给大哥端过酒，好在大哥只品酒，不品酒碗。
大哥的第三场酒事只能是过年啦！大哥几乎用一年的时间去谋划过年买酒的酒票和买酒的钞票。每到过年的日子，父母和大嫂总会叫我陪着大哥去乡场上买酒。那个时候茅台酒才七元六角一瓶，比本地产的诗仙太白酒多那么两三元钱，大哥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喝上茅台酒，成就他喝酒理想最高的追求。我的跟随其实就是父母和大嫂防止大哥掏钱的冲动，每年给大哥的权限就是一瓶本地产的诗仙太白酒，大哥一直抱怨兄弟不连心，其实是对我挡住他仰望茅台酒酒光的抱怨……
乡村不可能经常有红白喜事，酒坊不可能天天酿酒，每年只有一次过年，乡村天空之下的大哥脸上无光，口中无歌，大哥就盼着家中来客，来了客人总会有预期的酒事。
事实上大哥的期盼很少有下文，一个十几张嘴巴的大家庭对于我们那些亲戚朋友来说，的确没有拜访的冲动。
1977年3月26日，我能够清楚地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理想，长大了一定给大哥买一瓶像样的酒。
那天，表姐夫参军复员专门到我家。多年不见的表姐夫到来，让家中一下慌张起来。再穷，饭菜总能凑上一桌。贵客来了，酒成了全家最大的痛。青黄不接的季节，旷家酒坊早熄了酒灶。到乡场上去，哪个农村人家中还有买酒的酒票。饭菜上桌了，大哥还在院中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喊了几遍，大哥苦着一张脸进屋，大哥穿过父亲诊所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药柜上居然摆着一瓶酒精——
冷了的开水，兑上酒精，大哥和表姐夫的酒事开始……
几碗过去，表姐夫开始对着大地无尽地倾吐哇哇哇的抒情——哇！大哥一旁大喊：“打到长耳巴一只！”哇！大哥数着：“打到长耳巴两只！”……
数到打到长耳巴八只的时候，表姐夫从桌子上梭到地上，脸青面黑……
好在父亲出诊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问大哥，昨天你们明明在喝酒，为什么说表姐夫打到了长耳巴？
大哥一脸地鄙视，说长耳巴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兔。当这么多年兵，这么点酒就喝成那样？！
表姐夫气愤地从床上爬起来，说那还是一点酒，那可是大姑爷一整瓶酒精。
从此，大哥在家中再也找不到父亲藏酒精的地方……
1980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让铅灰色的乡村有了花般一样的红润，乡里买上了放映机。谁做放映员？天天看电影？成为全乡最美地猜想。全乡把所有适合的人选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我大哥。只有我大哥想到了他自己。他给了书记两个理由：一是他是乡里小电厂的发电员，和放电影一样，都是“电”字辈的；二是他喝酒当支客师的口才适合放电影。
书记居然答应，显然书记看重的绝对不是大哥的酒名。
山上映山红盛开的时候，大哥从县里集中培训回来，书记要乡里的第一场电影在乡场放映，大哥说不行，县里书记说回去的第一场电影只能在自家门口放，万一演砸了好收场。
乡里书记真当县里书记是千手观音，压根儿没有想到大哥的小心思。
大哥这个乡村放映员的首秀在村校操场上上场啦！操场上挤满了人，山坡上挤满了人，学校屋顶上爬满了人，那部电影的名字很甜——《甜蜜的事业》。
银幕上现出两个大字：剧终。操场上的人没有一个要走，大哥说今晚的电影结束啦，明天在乡里演。大家这才起身，大人们却围在大哥身边，举着一个又一个空瓶子，指着挂在扁担上的电灯泡，央求大哥把扁担上的灯油倒一点，说这个点灯明亮。
大哥有哭的冲动。
“没听说你会画画写字啊，我还以为你那些幻灯片是背着乡里买的。换片也不稍微慢一点，大家的烟还没有点燃，你银幕上就开始动静啦……这就是你搞砸啦？”
乡里书记不知一直猫在哪里的，走出来给了大哥一通好骂之后，唱着“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向乡里走去。
今天我们总对那些炙手可热的人称为什么什么红。按照这个思路，大哥绝对是当年乡村的红人。乡村对有手艺的人都称师傅，唯独在大哥这里，称他为“文老大”。大哥在我们家排行老大，大哥在全县的放映员中确实也是老大。专业的考评术语我们不知道，至少有几手放映的绝活，让十里八乡其他电影队不得不服这个老大：25秒的换片记录，精彩绝伦的电影解说，蒙着眼睛拆卸放映机，紧扣时事的幻灯宣传……当然还有一样更是让大家甘拜下风，那就是大哥理直气壮、气吞山河、惊天动地地喝酒。村里小媳妇甩脸子，小丈夫说文老大到村里啦，支书家的酒香就飘出来啦，小媳妇立刻漾出笑脸；村里小孩子哭闹不吃饭，大人们说文老大来啦，等会他光喝酒，不给你放打仗的电影，小孩立刻乖乖吃饭——大哥成为乡村最受欢迎的人，大家把家里能够拿得出来的好酒摆上，成就了当年大哥“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喝酒当过年”的理想高峰。
1989年10月，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哥作为唯一的乡村放映员代表被评为四川省文化系统劳动模范。晚上举办电影晚会，本来电影院早安排好一部新片。省领导来啦，说今晚就放《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上电影院，就露天电影，指明要大哥这个乡村放映员。当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拍得比较艺术的一部电影，乡村放映时候必须加上放映员的解说，否则大家看不明白。按说在劳模这个层次这个场合是不用放映员解说的，显然领导看过大哥的劳模材料。
那绝对是大哥放映生涯最光辉的一幕。平时换片25秒，那天晚上他居然22秒就完成，平时对乡亲们解说，立刻调整为针对现场各个层次各个身份的观众解说，妙语连珠，诙谐调皮，雅的地方阳春白雪，俗的地方下里巴人。
领导什么也不说，只问一句：“有什么要求？”
喝酒！
大家异口同声！相处两三天，大家都知道大哥那点酒事。
1999年，电视机早已走进千家万户，电影不再是乡村最稀奇的东西，连当年的胶片放映机都派不上用场的时候，乡里决定解散电影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为大哥高兴，我们经常用披星戴月来描述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其实这个词就是给我大哥的，披星戴月绝对是他几十年生活的常态，大哥总算可以在星空下睡个踏实的觉啦。
大哥回到家中，大嫂倒了酒，大哥连看都不看一眼，仰望着高远的星空……
我们为大哥担忧。
大哥的儿子考上大学分配在厦门航空公司当机长，在海边给大哥买了房子，买了几大箱茅台酒，把大哥大嫂接过去。大哥把那些茅台酒全部摆在酒柜上，一瓶一瓶地摸过去，敲编钟一般，就是从不打开。大哥说人走远啦，家中地就闲啦，地闲了长草，人闲了难受，大哥的儿子只好在老家给大哥修了房子，摆满了大哥喜欢的酒……
大哥又成为了乡村支客师，他安排酒席，唯独不安排自己的酒，端着大大的茶缸，泡着浓浓的茶叶，看着别人喝酒。
家屋旁边的旷家酒坊又修了好几口大大的窖池啦，每当新酒出来，大碗大碗地请大哥品尝，大哥不喝，只闻……
2021年2月，县文化局局长来到大哥家中，捧出一本“四川省乡村放映员荣誉证书”，说国家不会忘记每一个人，国家记着你的奉献……
大哥换上崭新的衣服，挎上当年走村串户的放映包，气宇轩昂地走到乡场老街，大声喊着：“哪家有茅台酒卖？哪家有茅台酒卖？”
大哥醉啦！大哥的酒事又开始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