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三）

更新：2021-02-09 10: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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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庞岚月

□罗学闰

说到“人质”现象，它一直活跃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保证忠诚”的手段，人质的起源可以追寻到《左传》记录的公元前720年。在这一年，郑国和东周互换人质，这是周王室“逐渐崩盘”的代表性事件。所谓“人质”，在古代又叫“质子”（一说“侍子”）。“质”就是“质押”，“人质”就是“抵押物”。“人质”，按“授受”方式分类，有两种类型：一是双方互送人质（向对方保证忠诚），二是只有一方送人质（弱者向强势者表示忠诚）。无论是双方互换，还是单向要挟，人质其实是一种担保，“人质”就是“表示忠诚”最强大的“保证书”。

若按“人质”的国籍划分，又分为“国内人质”和“国外人质”。一般说来，“国外人质”多在战国时期，尤其是弱国，还需要向多个强国“输送人质”（投诚）。也有例外，在盛唐时期，投诚的外邦很多，送来的“质子”多，大唐还专门建设“质子馆”安置来自120个少数民族部落的“质子”。在两汉时期，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部落）归附汉朝，也有较多的“国外人质”。在封建王朝，更多的是“国内人质”。重臣或强藩，都会向中央输送“人质”。这些“人质”，多半在京城当官（闲职）。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个典型的例子，为有效控制“十节度使”，就把他们的“衙内”（嫡子）全部留在京城当官，实际上也是一种“人质”。

“人质”无论在本国，还是在他国，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是不能回国或回家的。若有重大事件发生，“人质”也往往成为牺牲品，这样的“人质”看似“身份特殊”，实则无异于“王朝囚徒”。最憋屈的“人质”有两个，都在南宋。一是北宋末年的康王赵构，后来逃回建立南宋；二是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后来英勇不屈、慷慨赴死。他的《过零丁洋》，说尽了人生的多少辛酸。尤其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成为千古名句。历史也总有例外，藩属北魏的各部人质，由于遭不住首都洛阳“夏天的酷热”，被允许在夏天返回部族，冬天再回到洛阳。史书上把这些人也称为“雁臣”。相对说来，西晋时期的“外国人质”的待遇就好得多。内附的“五部匈奴”，派出的“人质”就是刘渊，也是“汉赵帝国”的开国皇帝。

刘渊虽为“人质”，但他贯通经书、武艺超群、相貌非凡，无论在曹魏，还是在西晋，都拥有强大的“朋友圈”。“圈内人士”都对他非常尊敬。据说，魏晋以贾诩之筹策、贾逵之忠壮、张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顾雍之密重、王浑之器量、刘惔之鉴裁、庾翼之志略，合称“魏晋八君子”，身死之日，并“谥”曰“肃”。伐吴总指挥之一的王浑，也赫然在列。但他把刘渊当成“哥们兄弟”，还让他的儿子王济拜望他。这个王济，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一说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女婿，资料匮乏，不能确说，但“皇亲国戚”的身份是可以认定的。

也就是说，在当朝权贵和“皇亲国戚”中，刘渊的人脉广、能力强、威信高。晋武帝司马炎与王济的一次对话可以作为依据。司马炎说：刘渊的容颜、仪表，即使春秋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也不能高出他。王济说：他的文武才干又超出由余、金日磾很远。于是，王济建议晋武帝把“东南地区事务”（伐吴重任）交给刘渊，但是两个小人（孔恂、杨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建言，又让司马炎“默然不语”。这个重任，就这样与刘渊“失之交臂”了。也正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古训，“平定凉州”的重任，又一次“无声地滑落”。后来，有人向司马炎“大进谗言”，让刘渊有了“性命之忧”。

据说，王弥路过刘渊的领兵之地，刘渊就在九曲黄河边给他摆饯行酒。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刘渊借酒浇愁，不断向老朋友“诉衷情”。后来，感情“控制不住”，居然慨当以慷、长歌当哭。这一哭，有了“好结果”，王弥后来归附“刘渊阵营”。这一哭，也有“坏结果”，被路过的齐王司马攸听见了。司马攸肯定没在刘渊的“朋友圈”，但他懂得“敌人越能干越有害”的道理，十分阴险地说“你娃摊上大事了”。他跑到司马炎的面前，直接建议“杀掉刘渊”，后被王浑等重臣和皇亲“鼎力相救”，刘渊才得以“保全性命”。

当然，司马炎和司马攸早年有“嫡庶之争”，闹得很不愉快。近年他两个也始终“搞不拢”，因为司马炎最怕他篡夺“傻皇帝”司马衷的皇位，弄得“心火往上窜”，最终被司马炎逼死在“归国途中”。对于这样的司马攸，司马炎当然“绝不信任”。于是，司马炎对司马攸的话不仅“不以为意”，反而把话说得“理直气壮”：刘渊是少数民族的精英，是西晋的“团结对象”；杀之肯定会惹下“大祸事”，不杀可以塑造西晋的“好形象”。我想，这可能才是刘渊得以保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司马炎不仅不杀刘渊，还让他逐步“手握军权”。公元279年，在伐灭东吴（280年）的前夕，刘渊的父亲刘豹“去了阴间”。刘渊却有了“好运气”：西晋朝廷任命刘渊为“代理左部帅”。十年之后（289年），在他“圈内人士”的强力推荐下，晋武帝（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的“超强能力”就“迸发出来”，匈奴五部的豪杰都纷纷投奔到“刘渊阵营”，就连幽州、冀州的知名大儒和青年才俊，也不远千里来“游学其间”。又过了一年（290年），司马炎又去“向阎王报到”，“傻皇帝”司马衷继位，由其外公（杨骏）辅佐朝政，刘渊也是“好运连连”，杨骏为了收罗人心，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为“光乡侯”。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刘渊在西晋“拜将封侯”，身份的显贵“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五部大都督”的职务，不仅说明匈奴五部已经“完成统一”，更为刘渊建国称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渊的人生说顺也顺，说不顺也不顺。公元300年，刘渊因为部众“叛逃出塞”而被“免去官职”。幸得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的器重，上表推荐刘渊担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虽然没有“官复原职”，但职责和任务还是与之前“基本一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匈奴的左贤王刘宣（刘渊堂祖父）就是这样一位“匈奴俊杰”。西晋“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司马氏亲骨肉间“相互残杀”，天下一片动荡。刘宣就此做出“精准判断”：我们（匈奴）建立国家、复兴祖业的时机到了！为此，他就为左部帅刘渊“大造舆论”：姿貌风仪和统领才能都“超凡绝世”，符合单于的“规定标准”。于是秘密集会，共同推举刘渊为“大单于”，派使者呼延攸（刘渊党羽）到邺城，将这个“天大的喜讯”秘密地告知了刘渊。

刘渊给司马颖“打了个报告”：请求回故地“为父送葬”，司马颖却没有“批复同意”。于是，刘渊让呼延攸先回去请刘宣“暗召五部”，会同宜阳的“诸多胡人”，表面上响应司马颖，实际上“图谋叛变”。时光演进到公元304年，司马颖击败司马乂，成为“皇太弟”并执掌大权，惹起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情绪”，带着“傻皇帝”（司马衷）“御驾亲征”。司马颖连续战败，有些“抵挡不住”。也正因为这个“抵挡不住”的战况，给了刘渊“返回匈奴”的“良好机会”。于是，刘渊就给司马颖做了“战略分析”，还不断给司马颖“戴高帽子”。提出“回匈奴搬兵”的请求，并表达了“剿杀仇敌”的“必胜信心”。司马颖“龙颜大悦”，任命刘渊为“北部单于”，还“参丞相军事”，刘渊得以“猛虎归山”。一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刘宣等人便拥立刘渊为“大单于”（相当于汉族皇帝）。于是就开始“招兵买马”，旬日之间聚众五万，就把“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作为五部匈奴的首都。

我们说的“汉赵帝国”，他的“国号”开始是“汉”，第四位皇帝刘曜（318年）把“国号”改为“赵”，史称“汉赵”或者“前赵”。前面说过，刘渊的姓刘，是因为西汉的“和亲政策”。刘渊把“国号”定为“汉”，体现的是浓浓的“大汉情结”。他尊崇的却是蜀汉的两个皇帝：刘备和刘禅。刘渊认为，既然汉高祖(刘邦)与匈奴“约为兄弟”，匈奴又有“刘氏血统”，“汉”的旗帜，就应该由我们匈奴人“高高举起”。所以，他们就尊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两个祖先。据说，因为刘备以一州之地，就可以与天下抗衡，是当世的“正统皇帝”。还因为刘禅是“蜀汉”最后“刘姓皇帝”，此后也没有人再举起“大汉旗帜”。因此，刘渊在建立“汉国”时，还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以表示自己是“大汉的正统”，建国具有先天的“合法性”。

见到刘渊对建国还“犹豫不决”，他的左右还进一步说明“满满的理由”，司马氏骨肉相残，理应受到“天谴”，单于积德在身，连晋人都佩服，于是上天将“皇天后土”授予我们。俗话说“天予不取、自取其祸”，我们建国称帝其实是在“顺应天意”。刘渊被这些道理鼓舞得热血沸腾。信誓旦旦地说：大禹出自东戎，周文王出生在西夷，我们匈奴人完全可以建立自己国家，来实现“天下一统”的宏图伟业。在即位登基时，还激情表达了“击鼓进军、消灭晋朝”的坚定决心。

公元304年，刘渊在南郊筑坛设祭（祭天），自称“汉王”，建年号“元熙”，立妻呼延氏为“王后”，署置百官，任命了一大串“执政大臣”，最有趣的是，让他“名满天下”的老师崔游还当了他的“御史大夫”。那个与刘渊在九曲黄河“互诉衷肠”的东莱人王弥，也被他拜为“司隶校尉”“征东将军”，还被封为“东莱郡公”。

刘渊的匆匆建国，惹起了西晋的“满腔怒火”。东嬴公、并州刺史司马腾闻讯，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历史的规律往往是“农耕民族打不过游牧民族”，而且“文明民族打不赢野蛮民族”，匈奴军队几乎所向披靡，点燃了“直捣洛阳、消灭晋朝”的“火热激情”。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又搞了一次“大赦天下”（境内囚犯），改年号为“永凤”，任命刘和为“皇太子”，选定了“皇家事业”的接班人，并接受“太史令”宣于修之的建议，做出了“迁都平阳”的重大决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