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锣坝练兵场到中心广场

更新：2021-02-03 10: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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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庞岚月

□李光积

提起中心广场，现居达城的人，可说是没有不知道也很少没去过的，但对“大锣坝练兵场”，知道的可能就不会太多。其实，现在的“中心广场”，就是从过去的“大锣坝练兵场”演变而来的。

早在清宣统元年前后（1909年），毕业于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堂”（即以后的“省达中”、现在的“达高中”）的颜德基，投笔从戎，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回国后又先后参加了革命党人1911年3月12日的广州起义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以及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段祺瑞乱政的“护国”“护法”战争。1917年冬，颜德基奉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之命，以靖国军司令官的头衔进驻绥定县城（即后之达县城，现为通川区老城），其势力扩展到川北20余个县。民国8年（1919年），颜德基在派人去日本聘技师和工匠建起兵工厂制造枪弹的同时，还调集部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将县城北门外的大锣坝百余亩（一说二百余亩）菜园和稻田平整出来，场上设置了木马、单杠、浪桥、天桥、秋千等等器械，成为训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这就是大锣坝练兵场，也是达城第一个大型操场。

这个练兵场在民国12年（1923年）夏，颜德基兵败最后退出达县后，一直被后来的军阀部队用作操练队伍的地方，直到民国23年（1934年），地方当局才将大锣坝练兵场改名为达县公共体育场，开始对公众开放。不过人们仍称它为“北门大操坝”或“大操坝”，而且一直沿用到解放后70年代末改名为“巴山体育场”。

在大锣坝练兵场时期，也就是军阀刘存厚盘踞达城的十年间，在这个练兵场还举行过好几次运动会，主要的有民国14年（1925年）春，城区6所中小学参加的“达县城区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有：100米、200米赛跑，木棒操、哑铃操等；有民国19年（1930年）10月的“达县绥属军团学联合运动大会”，参加这次运动大会的是绥定所属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现属重庆市）4县的驻军、学校和社会团体的运动队，开江、渠县、广安等县驻军也派有运动员参加，会期10天。这次运动会以现在的眼光看，只能算是小型的地区级的运动会，但在那时，在较为封闭的大巴山区来说，也算是难得一见的盛事了。运动会开幕那天，地方军政官员、大贾显贵、城区居民纷纷来到大锣坝练兵场，或高坐在临时搭成的看台上，或伫立在跑道四周的棚下，关注着场内运动员的竞技角逐，有些热情的观众还不住地呐喊助威、评头论足，场面十分热闹。此外，民国21年（1932年）春，这里还举行过一次“达县春季运动会”，比赛项目以田径球类为主。

从改名为“达县公共体育场”到达县城解放前的15年里，这里也举行过多次运动会，特别是全民抗战第二年和第三年，即民国28年和29两年举行的“达县城区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和“达县中学生运动大会”，不但参赛的人多，赛场更是热闹非凡，给人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抗战胜利后的民国36年（1947年）4月和8月在这里又先后举办过两次运动会，一次是“达县体育运动大会”，除开城区学校组队参赛外，县内一些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也有组队参赛的。比赛以球类为主，经过6天激烈的争夺，城守镇队、县女中队、青风队分获足球、女子排球和男子篮球冠军；第二次是“达县田径、球类选拔赛”，参赛的运动员达150余人，会期也是6天。

解放后达县公共体育场成为人民群众体育活动和集会场所。也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天地。那时候这个体育场还十分空旷荒凉，好像只有东、西两道进口可以入场：场的北边虽有出口，但出口外面那时的达巴公路还只是个毛坯，到处是黄泥、土坑，很难行走，故少有人从那里出入；场的南边是北门城壕外的一条小路（即现在的来凤路），但那时体育场在这里好像没有正规的大门，只有一个小的出口，出口西侧有一个可供在操场集会时用作主席台的土台子。这个出口平常少有人进出。不过，在非常时期，比如在人民解放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开江、开县，逼近达城之际，当时的专员不听从解放军首长“停止抵抗，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不要逃跑，维护好秩序，听候我军接管”的电令，与县长各自带着专署、县府部分人员狼狈逃窜时，听说就是从专署、县府的后门下来，也只能经这个口子进到体育场，又从体育场北边的出口逃上凤凰山了；场的东南角上也有个出口，从这里出去拐一个弯，走一小段路就是小东门，进出城都十分方便，离我后来读书的“达高中”也很近；场西边的进口稍宽大些，这是我当小孩子时常进出的地方。刚解放不久，我还在小学念书，一到寒暑假，我们一群街上的小伙伴就会邀约一起去北门大操场玩。我们从大北街出北门，再走三五百米便进到场里。我记得，操场西面那一排体育器械：木马、天桥、单双杠、秋千、浪桥、平衡木还有沙坑等，使我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几个小女孩只敢玩秋千、浪桥和平衡木之类，我们男娃娃胆大的就赶上天桥。那天桥也真高，恐怕有十来米，桥身的宽度不会超过一市尺，长度也可能有十米左右，天桥两端各有一座可供上下的梯架。现在想来那可能是解放前有关部门用来操练或测验新兵胆量的，而我们却不管这些，只管爬上去麻起胆子走来走去。偶尔有路过的人好心劝告我们，说是太危险，我们也只当成耳旁风，依旧乐此不疲。大概在1951年，我考进那时还在大西街的达县初级中学（今天的“达一中”），达县人民政府对这个大操场进行改造，把原先操场南端的土台子改建为正规的检阅台，又接受群众、特别是附近居民的建议，将操场西边那些极具危险性的体育器械全部拆除。

达县公共体育场真正发挥为人民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和大型集会作用还是在解放以后。我记得，1949年12月15日，解放军在达县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中进抵达城，达县宣告和平解放半月后，也就是第二年元旦，达县人民在北门大操场（即“达县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达县和平解放大会，我也在学校老师带领下，手执小红旗参加了庆祝大会。那天的大操场前所未有的热闹：爆竹声、锣鼓声、口号声、欢呼声以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天空；元月20日，老师又组织我们到大操场，参加欢送奉命西进离开达城的解放军“唐山一支队”的大会。后来才知道这个“唐山一支队”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个师的代号。从那以后到50年代末我告别达城去外地工作前的近10年里，我先后多次参加过在北门大操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从禁烟禁毒、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驱逐从事间谍活动的外籍修女、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欢呼“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以及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等重大历史性事件所举行的大会。在那些集会中我印象最深的有3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8月，在北门大操场召开的公审公判大会，将罪大恶极的抢劫杀人犯曾凡润、乐方华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犯郑兴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紧接着公安执法人员将已经瘫软在地的死刑犯拖起来、插上标志，押出大操场，押到凤翎关下荒坪中执行枪决。我们当时还小，老师也不准我们跑去看，只听见远处“呯呯呯呯”几声枪响；第二次是不久以后，美帝挑起侵朝战争，又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美帝的侵略行径。这年12月，达城上万人在大操场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屠杀人民的暴行，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反对美帝侵略朝鲜、破坏和平的口号，我们同其他学校参加大会的同学还唱起新学会的“反对美帝”“支援朝鲜”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一时之间，口号声、歌声响彻大操场上空；特别在那次戒烟禁毒、焚毁毒品毒具的大会上，当堆放在大操场那些搜缴出来的鸦片吗啡之类的毒品被大火焚毁之时，围观群众既感激又兴奋的情景，至今如在目前。

25年以后，我回到母校达高中工作。这时的“达县公共体育场”已改名为“巴山体育场”，不过人们在习惯上仍叫它“北门大操场”或“大操坝”。

这时的“巴山体育场”东、北、西三面建起可容纳上千观众的多级看台，而北面看台背后，面向凤凰山矗立起一幢“地区华侨企业公司”的大楼，体育场南面原有的检阅台被拆除，建起面临大街的兼具正门、主席台、办公室、休息室等多功能的综合楼，体育场也由达县专区体委实行封闭管理，非经批准不得入内。除非地县各级举行较大规模的赛事或运动会，才热闹几天，平常时间就只有体委的工作人员和教练、运动员在那里训练。偌大一个体育场空空如也、冷冷清清地闲置着。记得我回母校任教后，80年代中期，四川省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在这里举行开幕式，我们带学生去表演大型团体操时进去过一次。如今再去时，那里大概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体育场，变成今天这个全开放的、集商贸、住宅、健身、休闲一体化的中心广场了，这也是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适应市场化的需要的必然——这时候，普通民众、男女老幼都可以随意来去、任其流连、无拘无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