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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
我们第一次去宣汉的时候，正是2019年的深秋时节。
越野车驶下重庆至西安的G65高速公路，倏地跃上黑缎带般的柏油路，车轮立即发出沙沙沙的轻微声响，这是通往巴山大峡谷的快速通道。两边山峦起伏，绵延不尽，山坡上层林叠障，五颜六色。我们似乎进入了一条长长的画廊，两边都是五彩斑斓的画幅，来不及仔细端详，又重新换上一幅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车子一转弯，眼前画风一变，新的画卷梯次展开——难怪这条路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道路。
沿着这条路，我们再次进入了巴山大峡谷，然后，又经过一道道弯曲的山路，最后坐缆车登上罗盘顶。
当地老乡告诉我们：罗盘顶从前叫罗帕顶。有一个秋天，一位仙女从此路过，遗留下一方美丽的罗帕。罗帕变大，像一片彩霞覆盖了山峦，从此以后，这座山一到秋天便五彩斑斓，炫丽无比。
可惜的是，我们登上罗盘顶的时候罗盘顶已经进入冬季，而且迎来了2019年的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下得热热闹闹。举目望去，只看见一片耀眼的洁白。不知是谁堆起胖嘟嘟的雪人，憨态可掬，游人抢着与它合影，欢笑四起。
罗盘顶有很多景点，其中有沿着悬崖开辟的栈道。我们踩着积雪走了一段，独特的景色让人叹为观止。右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雪雾茫茫，无边无际，走在栈道上如履仙境。左边则是陡峭的石壁，陡壁上伸出来的粗粗细细的树枝，裹着一层冰雪，晶莹剔透，美不胜收。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又到了宣汉许多地方：红33军陈列馆沉重的褚红，峨城山竹海的碧绿，蓝莓谷晶莹的翠蓝，一座座肩并肩、臂挽臂、绵延不绝的绿色山群，清澈如镜的前河、后河、州河，还有四处可见的硬得让人惊叹的如铁如钢的灰色岩石……那是大巴山的底色，也是古代巴人、如今大巴山人的象征。
史载，宣汉始建于东汉和帝2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与楚霸王项羽争霸时失利，被项羽封为汉中王。宣汉成为刘邦的属地。为了确保后方无虞，刘邦特地派他的连襟、大将樊哙保护妻子吕后来此坐阵。樊哙为人所知是因为他在鸿门宴中的表现。当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命悬一线。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记载：
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目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羽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其上，拔剑切而啖之。”
项羽继续问道：“壮士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
樊哙一番话，有理有据，大义凛然。项羽无言以对。刘邦逃过一劫。最后以如厕为由，逃回汉营。
自古以来，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儿女对那些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人崇敬有加。确实，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与希望。正是为纪念樊哙，人们为樊哙驻守之地取名樊哙镇，这一地名沿用至今，同时留下许多关于樊哙练兵的传说。
刘邦取得天下之后，便用其发迹之地的地名作为王朝名，定国号为“汉”，称“汉朝”。汉王朝统治中原数百余年，疆域广大，影响深远，声名播于海内外，周边民族习称中原人为“汉人”。因为汉王朝十分强大，辖下兵民又以勇武著称，匈奴人常称赞汉人为“好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帝国之一。强悍的汉军铁骑为消灭匈奴，深入大漠腹地数千里，用行动宣告了一个事实：“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以后，无论中原华夏后裔怎么改朝换代，人们都称其子民为汉人，这就是汉民族的来历。
我们现在猜想，之所以取名宣汉，就是要向世人宣告大汉王朝的强大与威严吧！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进入21世纪的宣汉，也和神州大地一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宣汉却有一个羞于为人提及的身份——国家级贫困县。而且，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就集中在以樊哙命名的东北地区，简称樊哙片区。樊哙那位猛将要是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会难以瞑目吧！
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在抗争，试图改变这种贫困状况。这种抗争，直到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我们走遍宣汉、贴近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宣汉的美丽来之不易，每一种颜色，都凝聚着宣汉人的心血，汗水，泪水，乃至鲜血。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这是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一首词。人们都知道，毛泽东虽然是军事大家，却从不佩枪，更很少拎枪上战场。然而，也有例外。1929年1月，国民党18个团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朱德、毛泽东率部3600余人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部队穿行在密林之中，条件极是艰苦。来到大柏地，红军设下埋伏，包围了一股敌军。但是，红军弹药不足，火力薄弱，战场出现僵持局面。在这紧要关头，朱德指挥预备队向山下猛冲。毛泽东也拎起一枝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终于歼灭了敌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恰逢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毛泽东心潮澎湃，诗兴盎然，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词。
宣汉同样也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役，那便是世界瞩目的脱贫攻坚决战，这场决战，为宣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所有宣汉人、所有来过宣汉的人惊喜无比。谁能为这种巨变留下记录呢？
在宣汉县城的正东面，有一座高山巍然耸立，因其形状如同搁笔的笔架，因而被叫做笔架山。听到这个山名，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象力。要多么大的一枝笔，才能用得上如此巨大的笔架啊！也许，要描绘宣汉这片多彩的热土，就需要如此巨笔吧？
上卷 红的是旗
1934年11月4日，宣汉县城西门操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旗授予军长王维舟，由宣汉子弟组建的红三十三军正式成立。
这面军旗湮没在血与火的漫长征程中。但是，这一抹永不褪色的鲜红却汇入了宣汉人的血脉，如同这里的前河、后河与州河一般，奔流不息……
—— 题记
第1节 一面沉重的军旗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
宣汉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张正迪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转播的国庆70周年庆典的实况。
北京，天安门广场，建国70周年庆典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突然，张正迪站起，他看到，总书记停车驻足，向党旗、军旗、国旗行注目礼。
时间瞬间凝固。
三面鲜红的旗帜，呈45度角，在微风中、在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轻轻地飘动；灿烂的金穗，随着旗帜轻轻地晃动……
张正迪是土生土长的宣汉人，从基层做起，当过县委组织部长、县政协主席，对宣汉的红色历史非常了解。此刻，他的眼前，浮现出另一面旗帜，那是一面因为浸透了鲜血而变得无比沉重的旗帜——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的军旗。
1934年11月4日，就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将这面崭新的军旗授予军长王维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正式成立，下设九十七师、九十八师、九十九师。
红三十三军是由我党领导的川东第一支人民武装——川东游击军改编而成。而川东游击军的前身，则是王维舟与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等人于1929年4月组建的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1930年4月，由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李鸣珂、苟良歌、赵启明等人组建的四川红军第2路游击队；1930年7月底，王维舟与李光华、牛大鸣等人组建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只是这三支武装生存的时间都不长。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下设三个支队。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由一个县组建一个军。红三十三军一成立，宣汉儿女纷纷报名参军，部队迅速从数百人扩展到上万人。可以说，红三十三军是名符其实的宣汉子弟兵。
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川陕革命苏区的扩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
1934年5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成都召开第三次“剿匪”会议，推刘从云为四川“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进驻南充指挥各军。7月11日，刘从云下总攻令，第一路攻两河口，第二、三路攻通江之汉城，第四路攻竹峪关，第五、六路攻万源。11月初，第六路总指挥刘帮俊率廖雨辰、汪铸龙两师、范华陪独立旅、第五路警务二路副司令部耀庭、警务四路司令陈国枢所辖王三春、徐积光、金促禹、冷白云、熊小扗等部并指挥开江、开县、城口民团近5万人进攻红33军阵地。刘邦俊等认为红33军是新编部队，装备不足，战斗力不强，不堪一击。只要突破杨柳关，其他阵地即可唾手可得。因此，命令所部从开县的榨井坝、高桥、三汇口和开江的永兴场、太和场开拔，以杨柳关为重点，向凉风垭、界牌、土黄、樊哙一线的红33军阵地发起进攻。
杨柳关扼守四川通往陕西的要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兵血三千铁甲，地连百二雄关”之称。红33军与红4军10师将士并肩作战，据高临下，坚守阵地七天七夜。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王陵基部伤亡千余，却没有一兵一卒踏上杨柳关。王陵基恼羞成怒，急令驻守万县的三师派兵将红33军军长王维舟的胞兄王佐卿、胞弟王天干及侄儿王心恒、王心燕等4人抓起，作为人质，威逼王佐卿到宣汉苏区劝王维舟反水。
对于王维舟的传奇一生，张正迪作过十分详细的了解。王维舟是宣汉清溪王家坝人，1887年6月10日出生。1911年8月，参加了保路斗争；1917年9月，王维舟积极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奉命镇守巫山、奉节等地，因为军纪严明，百姓安宁，深得民众的拥戴，各地民众纷纷为他建树德政碑：“兆民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民”；1920年5月，已官至团长的王维舟，本可安享荣华富贵，却看不惯军阀鱼肉百姓，毅然脱离旧军队，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来到上海，经朝鲜共产党人金笠介绍，加入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正因为此，1945年4月，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候补委员的讲话中谈到王维舟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2年的冬天，王维舟受朝鲜共产党的派遣到苏联和俄国学习，曾经亲耳聆听列宁的讲话。1923年春天，王维舟回到故乡清溪，创办了新群女校，接任了宏文学校校长，并且创建了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王波、王心兰是当时宏文学校的优秀学生，也是王维丹的侄儿、侄女，在王维舟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斗争成为了党的优秀儿女。王波于1998年在成都逝世，王心兰参加革命时只有九岁，后来成为肖华将军的夫人。1927年5月，王维舟经吴玉章介绍，在武汉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土地革命战争中，组建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打了很多漂亮仗，如南坝圣墩寺战役，马立爪阻击战，七里峡战斗等。
对于这样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王陵基的伎俩自然不可能得逞。王维舟虽然心中极度牵挂亲人，但是，在战场上仍然指挥若定。王陵基气急败坏，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企图从杨柳关打开缺口。
王维舟以重兵防守杨柳关，另以主力部队迂回，三面夹击，将敌人赶出数十里之外，赢得第二次阻击战的胜利。
在记述杨柳关战斗的史书中，记述这场反击的只有这样一句话，“将敌人赶出数十里之外”，可是，最残酷的战斗就发生在这次反击中。
与前期的杨柳关守卫战相反，这次反击是敌守我攻，作战的难度非同寻常。在唐家湾背后的一座陡峭的山头上，有一支数量不多的国民党军队占据有利地形，掩护大部队撤离。
红三十三军的号手们在山头上一齐吹响了军号——当地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昂扬激越的军号声，直冲云霄，动人心魄。从此，老乡们将这座山头叫做号棚顶。
军号就是命令！战士们如下山猛虎，冲向对面的山头。
两山之间，有一片方圆不过三四亩的开阔地，是攻向敌人阵地的必经之路。林木十分茂盛。当红军战士进入这片开阔地的时候，敌人的重机枪开火了。几挺重机枪织成一道密集的火网，覆盖了这片开阔地，像死神的镰刀一样，无情地收割着红军战士的生命。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但是，他们仍然源源不断地从山坡上冲下来，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扑向前方……
如果现在打这种攻坚战，且不说空中支援，起码可以呼叫炮火支援，一个基数的炮弹就可以彻底摧毁敌人的阵地。退一步讲，如果当时是一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也可以用迫击炮解决这几挺重机枪。可是，对于刚刚组建的红三十三军来说，士兵能装备上一枝汉阳造都算是顶尖的武器了，根本没有办法压制敌人的重机枪。战士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向前冲锋。
张正迪去过杨柳关。杨柳关上，阵地犹在，战壕犹存，只是被岁月掩埋，只剩下浅浅的几道。他也攀上过号棚顶，上号棚顶根本没有路，灌木杂草丛生，他抓住树枝，踩着厚厚的落叶，走近那片开阔地。开阔地树木凋零，遍布坟头，却没有一块墓碑。当地群众说，部队来去匆匆，来不及掩埋尸体，这些坟都是战后乡亲们垒的。因为死的人太多，一个坟里埋了很多具尸体。
张正迪在这片鲜血浸透的土地上伫立良久，脚下传来阵阵灼热，耳畔似乎又响起了昂扬激越的冲锋号。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20世纪30年代的宣汉，仅有45万人口，却有10万人参加苏区革命斗争，一万多宣汉英雄儿女独立成军，这便是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
红军长征开始后，红三十三军担任红四方面军后卫任务。1935年7月，中革委调整红三十三军领导，罗南辉任军长，张广才任政委，并将294团编入中央红军第一团，担负起红军过草地的先遣任务。1936年1月10日，红三十三军与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936年底，红五军、红九军、红30军两万多人奉命西征。
1937年1月1日，红五军进占宁夏临泽。同日，攻占高台。12日，马步芳、马步青集中约5个旅的兵力，围攻高台。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浴血奋战。20日，红五军与敌血战一周，终因敌众我寡，高台城失陷。第五军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总部特务团共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就包括原红33军编入红五军的两个团官兵。敌人残忍地割下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头颅，挂在高台城门上示众。
这是红军、也是我人民军队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曾经率军参与西征的徐向前元帅、李先念主席在弥留之际都郑重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骨灰洒在这片土地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多年的郑维山，西征时为红30军88师师长，当时，全师官兵拼得只剩他一人。只身乞讨回到延安，他发下血誓，必报此仇。13年后的解放战争中，郑维山作为军长，率63军兵临兰州城下。守敌正是当年屠杀西路军将士的马家军，且不肯投降。郑维山下令调集所有大炮，一起开火！打得马家军溃不成军，横尸遍野，黄河上满是敌人的尸体。
红三十三军的军旗湮没在血火之中。但是，红三十三军的种子却顽强地扎下根来，从红三十三军走出来的将士，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有17名从红三十三军走出来的官兵被授予将军衔，张仁初为中将，其余均为少将。宣汉籍的将军有10位，其中，向守志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授上将衔。红三十三军将士不畏强敌、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顽强意志，也成为红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流过宣汉的前河水一样，日日夜夜奔涌在宣汉人的血脉之中。
2016年6月，张正迪远赴高台，了解红三十三军的情况。纪念馆的同志听说他是宣汉来的同志，十分热情，说起了一位老乡的故事。这位宣汉老乡名叫符泽攀，宣汉黄石乡符家嘴人，1932年8月参加农民赤卫军，担任司号员，1933年4月入党，1934年10月，担任红三十三军297团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西征中，部队被打散，符泽攀与部队失去联系，不得已挖煤为生。直到解放，他的身份才重新得到确认。1957年，高台修建烈士陵园，符泽攀主动要求到陵园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归队。他把自己珍藏的海螺号捐给陵园，那是他当司号员时上级发给他的军号。1985年，符泽攀去世，回到了长眠的战友中间。他捐出的海螺号静静地躺在西路军烈士纪念馆的一个陈列柜中，张正迪靠近前去，久久伫立，似乎听到了山呼海啸般的军号声。
红33军的创建人王维舟没有随军西征。因为受到张国焘排挤，他于1935年离开红三十三军军长岗位，到红四方面军总部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政委兼陇东司令员；率部冲破敌人对陇东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实现部队“丰衣足食”。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八个字赠给王维舟。1945年4月，王维舟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8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9年4月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贺龙一道指挥第18兵团入川，与第二野战军部队合力歼敌，解放四川省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积极投身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民主改革工作。1954年后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委。1970年辞世，享年83岁。
张正迪十分惋惜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宣汉修建江口电站，前河水上涨，淹没了王维舟的故居。好在王维舟当年主持修建的宏文学校始终存在，他带着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工字楼一直巍然屹立，而且，经过维修加固，至今仍然在使用。
张正迪几次去宏文学校，都听到教室里传出阵阵歌声。正是当年王维舟为宏文学校作的校歌：
春风一绿清溪水
四望显巍峨
雄心为栋梁啊
宏文哺育我
少年努力挥天戈
夙夜勤琢磨
推翻列强战洪波
还我旧山河
2013年，宣汉举行王维舟诞辰120周年暨红三十三军成立周年纪念。红三十三军陈列馆、王维舟纪念馆重新开放，成为宣汉乃至达州、四川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维舟纪念馆里，还有一张邮票。1934年川陕苏区发行了2张邮票，一张是马克思头像，另一张是红军战士。这张红军战士邮票，就是由王维舟亲手设计的。
我们来到陈列馆的时候，是下午时分，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许多是中小学生，他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移动脚步，崇敬地仰望着墙上那一张张图片。这一刹那，我们再一次懂得为什么会把红领巾称为红旗的一角。战旗的那一抹红，会永远飘扬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永远……
第2节 穷山
在川东北，宣汉的穷是很出名的。而宣汉最穷的地方，又莫过于樊哙片区。对此，在樊哙工作多年的张国述最清楚不过了。
张国述是樊哙区龙泉乡人，他出生的村子有一个很有诗意、很高大上的名字：天上。
天上村海拔2000米，是2140米的老黄山的一部分。老黄山是玉帝在地上的行宫。据说，安徽的黄山就是按照老黄山的样式打造的。不过，年幼的张国述看到这片山，眼里只有恨——他的母亲就是被这山夺去了性命。她去背柴，山路太陡，一不小心摔下山去，早早就离开了他。父亲也走得早，他成了孤儿，由姑妈抚养长大。
有一年过年，山下亲戚“走人户”（意即走亲戚）来到村上，送给他家的礼物是一小袋大米，这在天上可是稀罕物事。这也是张国述第一次吃到大米：这米饭怎么是甜的呢？姑妈告诉他：这种米只能在水田里长。天上的地面盛不住水，只能种玉米红薯土豆。张国述更想逃离天上了。他不想再像老辈子那样，在这个“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衣无三尺新，食无三顿真(野菜当家)”的天上一站站个坑，一坐坐个塘，老死在天上！
然而，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拽住了张国述，他当兵到外面打了个转之后，又回到了樊哙，先是当村干部，然后调到区里，因为工作出色，1986年11月，破格提拔到樊哙区任区长。张国述也是到了区里才知道，在樊哙片区，比他老家天上村条件更差的村寨还多得很。樊哙区所属的鸡唱、河口、自由等乡，人均纯收入只有94元，人均粮食仅187公斤。也就是这一年，上级拨了185万公斤救济粮，才勉强让5万多樊哙人填饱肚皮；还有70%的人住茅草房，2700多户住窝棚。30多户人家住着岩洞。全区90％的人没有过冬棉衣，90％的农家没有蚊帐，极个别的农户，冬夜抵御严寒的竟是一大堆苞谷壳。
有段薅草锣鼓是这样唱的：
前世一定作了怪，
今世投胎这山来。
耕地没得平台台，
到处都是寡石岩。
晴起害怕太阳晒，
天变又怕暴雨来。
旋风轻松掀房盖，
冰雹下起当垮岩。
四季都会有妖怪，
十年要遭九次灾。
这段山歌，真实地反应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无奈。
张国述第一次下乡，从三墩、漆树、自由、鸡唱、龙泉、渡口、再回到樊哙，历时半个多月，收获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身上成群结队的虱子，昼夜不息地攀爬、啃咬，令人瘙痒难耐。每天早晨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指甲刮裤腰和线缝，再用两手交叉使劲晃动内裤，尽可能把寄生的虱子跳蚤抖下来。每天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找个僻静的地方，坐在一块大石盘上，脱下衣裤，捉虱子、掐虮蛋，直掐得双手指甲都被鲜血染红。
他看见，老乡家里装玉米的扁桶里，没有一粒玉米。“床上”的被子像几块发亮的煤炭，根本就不成形，人们把这种被子叫“九斤（筋）十八坨”。睡觉全靠苞谷壳当被子，当地老乡把这叫作“冲壳子”。
在四川方言里，冲壳子的本意是指说大话，吹牛，漫无边际地神聊。在这里，“冲壳子”有了另一层意思。首先，得合衣钻进玉米壳里，当地人把它叫“毛壳子”，然后，再把毛壳子刨过来，把自己身体盖好盖严，最好把脸也盖上，要有足够的厚度才能保温；选好姿势，就不能动了，一动不动地等待瞌睡的到来；稍一动弹，毛壳子就会摩擦出声音来，特别响，吵得人彻夜难眠。如果遇到跳蚤和虱子攻击，那简直就像耳边打雷、垮岩，震耳欲聋！
鸡唱二村支部书记向财兴的房子建在悬崖边，有一年过年杀年猪，猪儿杀了，吹足了气，正准备抬到锅边刨毛，一不小心，年猪滚下了岩。向财兴赶紧请来攀岩高手，背着背篼往岩下爬，折腾了半天，只捡回了一些碎肉屑，一头大肥猪的肉，多数摔进了岩缝里、挂在了树梢上，一家人欲哭无泪。
张国述曾经陪着当时的县委书记杜自明徒步来到龙泉河口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他们来到五村一组铁门坎的王远成家。这家三口人，住在一间圆形的窝棚里，四周用稀疏的树枝围成一圈。遇上天变起风，连火都不敢生，怕点燃房子引发山火。低矮的窝棚分作两层。上层存放粮食、睡觉，下面生火做饭。屋里只有一个铁罐，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锅，一把铁瓢，几个缺了口的碗，以及一把龙须竹筷子。屋角边堆放着百十来斤洋芋，这是他们全家一个冬天三个月的全部口粮。杜自明执意要到窝棚上层去看看，一踩上木条扎的楼梯，整个房子都在晃动，他们赶紧将碗口粗的中柱抱住，防止倒塌。爬上去一看，杜书记哽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86年，宣汉列为国家级贫困县，上级为宣汉争取了一笔世行贷款。但是，按照惯例，世行官员要亲自考察，然后才能发放贷款。为此，上级要求，不夸大，不遮掩，实话实说。
世行官员也很精明，下去考察完全是随机性的。有两位世行官员选中落坡村一社杨坤友家。张国述陪着两位世行官员，乘船来到落坡村。杨坤友孤身一人，住在一间没有四壁的茅草房里，只有一个罐子和两个碗。世行官员问：“中午吃的什么？”杨坤友说：“没得吃的，烧了几个洋芋吃了。”世行官员揭开罐盖一看，罐子锈迹斑斑，显然很久都没有做过饭了。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几坨发黑的烂棉絮和一个扁桶，扁桶里什么都没有。世行官员非常惊讶地问：“冬天晚上是怎么过的？”杨坤友说：“主要靠烤火，睡的时候只把心口塌倒就行了。”他们眉毛一扬，问：“什么叫塌倒？”张国述说：“就是盖的意思。”
两位世行官员不断地晃头、叹息。张国述羞愧得无地自容。
世行贷款很快就批下来了，1.36亿元，覆盖宣汉16个乡镇、131个村、11万人。主要用于劳务、土地开发、基础设施、企业、商贸、机构建设及管理等。贷款对象只能是年人均纯收入320元以下、口粮300公斤以下的特困群体。樊哙区8个乡64个村全覆盖。但是，毕竟僧多粥少，世行贷款虽然缓解了生产生活的困境，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状况。对此，张国述忧心如焚，又无能为力。
1991年5月31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杨汝岱同志第六次来到宣汉，第一次来到樊哙片区。区长张国述参加接待。他很兴奋，这是到樊哙的最大领导，肯定能给樊哙带来许多好处的。不巧的是，头天晚上，樊哙下了一场大暴雨，河水翻涨，把两岸的青苗庄稼一扫而光，许多山岩崩塌，道路断绝。距离区公所一公里的碑梁，公路被塌方堵断，别说过车，就连行人通过都十分困难。张国述迅速组织人员清障排险，估计下午两点左右才能抢通。张国述等人就劝杨汝岱在区上吃饭，休息一下，下午两点半再出发。
当时，樊哙区公所只有两栋一楼一底石木结构房子，街上也没有一家像样的宾馆，区上招待所设备简陋，被盖床单十分陈旧，张国述只好把杨汝岱安排在二楼他的寝室里休息。不料，街上的公鸡们不知为什么格外亢奋，叫个不停。杨汝岱没睡一会儿，就起来了，招呼大家进山。
这时，张国述不得不实情相告，前面塌方，还没排完，不能通行。杨汝岱听说塌方离区公所不远，就宣布：“我们走路过去，车在后头慢慢来。我们还可以多看些农户，多了解些实情！”这一说，张国述也不好再阻拦。杨汝岱是有名的“草鞋书记”，他踩着满地泥泞，一边走，一边和沿途群众打招呼，拉家常，问寒问暖。走到塌方处，杨汝岱看看堆在路上的土石方，问多久才能排完，张国述说，估计还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杨汝岱看见塌方体对面有货车，就对陪同的地委书记、专员说：“我们走过去,用那边的车送我们一下。”
张国述一听，赶紧说：“那不行，山体很不稳定，上面随时有危石掉落，太危险了！”大家眉头紧锁，没人表态。张国述又说：“太危险了，不能过去！”过了一会儿，杨汝岱突然宣布：“走！”
张国述一听，没办法了。他赶紧和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一起走到杨书记身边，一人架一只胳膊。杨书记个不高，体重轻，几乎是他俩提着在走。一边走，张国述一边对杨汝岱说：“走山边，贴着壁子走，而且要快，万一有飞石下来也砸不着我们。”这是他们山里人祖祖辈辈与大山打交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他们走得很快，迅速穿过了危险区。张国述正要回头去接地委书记一行，突然，山上飞下来一块石头，从他左手臂划过。他转头一看，地委书记孟俊修用手捂着头，鲜血从指缝间不断涌出，地委宣传部一位科长脸上划出一条四、五公分长的口子，却没有出血。宣汉县长廖杰文伤势最重，肋骨被打断了好几根，后来被鉴定为二等甲级残疾。
看到这个情景，杨汝岱非常痛心，眼眶泛红。他们一行的视察不得不中断。张国述心里还是很失望的。他原来指望省委书记能给樊哙带来许多立竿见影的利好呢！
张国述没想到的是，这次不得不中断的视察给杨汝岱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县里，杨汝岱和县里的同志谈到樊哙区今后的发展：樊哙区现在吃饭问题解决了，但是还不巩固，关键就是要搞农田基本建设，你们规划五年搞到人平一亩，这个决心下得好。第二，“绿色工厂”大有搞头。第三，一个交通，一个教育，一个电力，这三点很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的发展，吃得饱，有钱用，各方面发展就会逐步加快。这几年通过艰苦工作，越过了“温饱线”，搞得是很不错的。今后发展的规划也好，就按你们的路子搞。几年后，争取到本世纪末，使樊哙富起来，把樊哙建设成花果满山、药材遍坡，富裕美丽的地方。
1992年5月12日，由杨汝岱亲笔题名的“江口电站”竣工，杨汝岱特地发来贺电；
1994年，杨汝岱亲自签批了城口至开县道路的修建；
2015年中，时任“老区办”主任的张正迪到北京向杨老汇报巴山大峡谷的开发计划。杨老生病住院，不能见客，让夫人代为接待。张正迪向杨老的夫人作详细汇报，杨老听了转述，十分高兴，嘱咐夫人，一定到宣汉看看，把宣汉的变化记下来，告诉他。不久，杨老夫人果然来到宣汉。县委书记唐廷教亲自接待，陪同她到正在建设中的巴山大峡谷参观。唐廷教诚挚地说：我们巴山大峡谷景区确定于2018年8月底开门迎客，我们宣汉县委县政府和130万宣汉人民请杨老回来参加开园仪式。
令人遗憾的是杨老没有等到这一天。2018年2月24日17时28分，杨汝岱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宣汉县派代表参加吊唁仪式。杨老对宣汉的关心与牵挂，永远被宣汉人民铭记在心。
第3节 红旗村：前赴后继三代人
1994年开工建设的城开路，也就是从城口县到开县的道路，也受到杨汝岱同志的关注。那时，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城口县、开县和宣汉县一样，都是四川的县份。考虑到宣汉，尤甚是樊哙片区还没有一条连接外面的道路，杨汝岱同志专门交待，修路的时候要着重考虑改善樊哙片区的交通状况。这也是城开路总长80公里、却有61公里在樊哙片区境内且连贯樊哙片区6个乡镇的原因。这条路的最终上马，也是由杨汝岱同志亲自签批的。
1995年，城开路正式开建。樊哙片区境内的61公里路段投资2000万元。2000万，要在大山里修60公里路，即便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樊哙区、乡、村、社层层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制定方案、研究措施、明确奖惩。区委区公所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带头捐款投劳，每个劳动力年投义务工25个，（脱产人员以资抵劳），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印发宣传资料、举办视频图片展演、层层召开干部会、党团员会、专题座谈会、广泛发动、全民动员……
当时，区委区工委干部每月工资平均不到100元，动员会上，区委书记带头捐款500元。百姓说：“每回做啥子，都是先整我们穿草鞋的，这回是先整穿皮鞋的，我们还有啥说的。修好城开路，造好子孙福。”
区里把61公里的道路分包给道路沿线各个村，龙泉乡川石村分得800米。川石村生产队长钱学安领受任务之后，便去了那800米的地段。他在那里待了好久。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回在龙泉中心校当老师的大儿子钱光明。此时的钱光明已经教了12年书，带的还是毕业班，几次考试，班上的成绩都在全区排名第一，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事。要他立即辞职，自是十分不舍。他留了一个心眼，跟校长说，我办个停薪留职吧！校长本来就想留他，自然同意。钱光明这才匆匆赶回了家。
父亲脸色十分凝重。钱光明觉得奇怪。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木匠活，石匠活，铁匠活，样样精通，还能被什么难住了不成？
钱学安是真的被那800米难住了。800米的地段说起来不算长。可是，铁门坎就包含其中，是一头名符其实的拦路虎。铁门坎是一座山，不大，却高，像一把刀一样，笔直地耸起在前河边，抬头望不到尖。对于修路来说，高，不可怕，路是修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去的，只是要打通铁门坎主峰延伸下来的那截山脉——难处就在这里了，铁门坎实在是“太铁了”，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最硬的火镰石！火镰石也就是燧石，与火镰撞击时可以产生火星，以前人们用来引火，由此可以想象其无比坚硬的程度。
钱学安第一次去勘探时，带着钢钎二锤，试打了一下。钢钎根本就打不动，两锤下去，钢钎头秃了，石头上却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白印。钱学安思忖良久，靠人工是打不过去的，必须要上机械。他知道有一种使用合金钢钻头的凿岩机，价格昂贵，不易操作，但是十分管用。他把儿子叫回来，就是想让儿子管这个凿岩机，比来比去，他认识的人里就是儿子文化水平最高了。让别人管他也不放心！
钱光明看着父亲的目光，忽然觉得眼熟，眼眶一热，几乎要落下泪来。
三年前，他在学校得到消息，说是在老家的爷爷不好了，立即动身赶回家。他的爷爷钱大均在村子里当了40多年支书，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是带着村民们填饱了肚子，二是让全村人走上平安路。从村子里到乡上，原本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老人家带着大伙，用大锤、钢钎和镢头，硬是砍出了一条路。川石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红旗村，爷爷也因此成为樊哙片区第一个受到省上表彰的村支书。钱光明出生之际，正是爷爷领着人修路的时候。他沉吟片刻，为这个长孙取名“光明”，意即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把所有心血倾注在这条路上，79岁了，还每天带着镰刀、锄头去维护道路。这天，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受了重伤，竟无人知晓。还是乡里武装部长刘光清路过，发现之后，赶紧把他背回家，已经奄奄一息。钱光明赶回家，老人家留下最后一句话：要让大家生活好，还是要把路修好。
钱光明终于当上了凿岩机手。钱光明到底是文化人，仔细研读说明书，很快弄懂了机械原理，上手操作几次，就匆促上阵。这一上手，他才领略到火镰石的利害，钻头转动着靠近山壁时，吱溜溜冒出一圈火星，竟然可以直接点燃香烟，不一会儿就浑身酸痛，牙齿打架。
可是，他不能停，要知道，凿岩机是租的，每天要付租金的。
好不容易打出了一个正洞，然后又朝左右两边打出两个支洞，装填了3000多公斤炸药，本想一炮炸开这道拦路虎的，不料，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巨大的冲击力没有炸开山体，反而从药室里冲了出来，把河对面的一座山撞垮了。
钱学安痛苦地揪着头发，蹲在地上。干了这么多天，花了这么多功夫，装了那么多炸药，全都白费了。
没办法，重新来吧！又经过20多天的努力，重新打出一座药室，这次，填进3000多斤散装炸药，还有一吨梯恩梯炸药。这次爆破获得了空前成功，原先矗立在人们面前的整面山壁全部垮下来了，变成了一堆乱石。在场的人们欢呼起来。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钱学安带着大伙来到现场。他拿起一根钢钎，嘱咐说：我上去排险，你们帮我看着一下。
说完，他就独自一个人爬上了乱石堆。
他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时不时用钢钎撬起松动的石头，石头哗地就滚下来一片。他在上面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
钱光明站在下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父亲，不知不觉间，攥得紧紧的双拳里已经满是汗水。
他看见，父亲爬到十多米高处，用力撬动一块石头，那块石头突然滚动，带动着整个坡面的石头一起垮塌下来。钱光明看到父亲站立不稳，身子一晃，扑倒在地，随着那满坡的石头一起滚下来，脚下的大地都颤抖起来。
刹那间，钱光明呆住了，转瞬间，他拔腿扑上去，声嘶力竭地喊着：爸——
终于，大地停止了颤动，满坡的石头停止了翻滚。钱光明扶起父亲，父亲的身体还是热的，软软的，他把父亲身体翻过来，抱在怀里，父亲花白的头发已经被鲜血浸透，嘴巴微微张开，似乎想说什么，人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钱光明把父亲安葬在村子向阳的山坡上，墓前种下两棵松树。坡下就是蜿蜒而过的、雏形初见的城开路。
他抹尽眼泪，毅然回到工地上。父亲走了，工程还没干完，他得带着大伙把这800米的路修通，平整路面，挖排水沟，修筑保坎……
交通局来验收的时候，他们村负责的这个路段一次性通过了验收！
剩下的一件事儿最是棘手，就是要给那些跟着父亲出来修路的乡亲们一个交待，该结的账要结清，该付的工钱要付清。父亲向村民们许诺过：只要在工地上干，一人一天有5块钱补助。修这800米路，上面拨了40000块钱，这点钱，买炸药，租机器，买柴油，早就用完了。工程后期，大伙吃的米，是父亲从家里扛去的；吃的肉，是父亲杀了家里养的过年猪。天天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不吃肉哪有力气呢！没钱怎么办？钱光明把县交通局给的5000元抚恤金全都拿了出来，还是不够，还差4000多元。
4000多元，现在算不了什么，可是，那时真是一笔大数目。钱光明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才80元。母亲对钱光明说：不管怎么着，欠着乡亲们的钱必须还清，咱们家的事，不能让别人去揩沟子（意即擦屁股）！
钱光明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继续当凿岩机操作手，这段路需要凿岩机的地方很多的。他带了几个人，从渡口一路向下揽活，一直打到鸡唱，打的多的时候，一天要打二十多米呢！打了三个月左右，终于挣到了还账的钱，他立刻把欠款全部还清。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乡里领导发现钱光明是个人物，便让他到乡治安室上班。他干得不错，到1999年被任命为副乡长，2013年，出任樊哙镇镇长。退下来之后，去了另外一个乡担任乡人大主席。
每年，钱光明都要到城开路去走一遭。铁门坎下，他驻足良久。那座熟悉的铁青色山峰巍然屹立，不动声色。在钱光明看来，那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父亲和那些为城开路建设而献出了生命的人们，但愿后人们能够读懂这面无字碑吧！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引用了先秦列子典故《愚公移山》：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钱家三代人，不正是这样的愚公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宣汉人民不正是依靠这种薪火相传的坚韧、坚守与奋斗生生不息的吗？
第4节 罗盘顶上一杆旗
要致富，先修路！城开路的打通，让许多有心人看到了修路的好处，其中，就有罗盘顶村村委会主任李永太。李永太是土家族，也知道有一条路的好处，只是——修路实在太难了，他始终没敢动这个心思。这次，城开路开建，他带着百十人修建从龙泉乡到自由乡的那一段，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勾起了他埋藏在心底的念想，也激发了他的勇气。他打定主意，要修路，修一条连通罗盘的路。
李永太生在罗盘，长在罗盘。因为罗盘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道，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也有许多到罗盘顶来收药材的商人。罗盘顶因为海拔高，空气好，出产的党参、黄连、天麻，质量很好，却卖不起价钱来。一斤天麻只能换一块肥皂，一斤生漆只能换几盒火柴。李永太读过书，知道天麻、生漆远不止这个价钱！他就想：为什么这个钱要让别人赚呢？自己也有一双手、一双脚，为什么自己不能收、然后背出去卖呢？他说干就干，开始在村子里收购药材，给的价钱比外来的药贩子要高不少。等到收上40、50斤，就用背篓背上，背到宣汉，背到城口，甚至背到达州去卖。那时，从罗盘到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公路，全靠走，一走一整天，不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挣得却是不少，平均下来，一天能挣40、50元，这可是一笔大钱！虽然挣得辛苦，真真是一颗汗珠子摔八瓣！
干了两三年，到1988年年底，生产队改选队长，全队80多户人家，百分之九十多的乡亲选他当队长。
李永太着实不想当这个队长啊，乡亲们是把自个儿放到炭火上去烤啊！当这个队长，耽误自个儿挣钱不说，吃力不讨好啊！可是，看着乡亲们期盼的目光，他咬咬牙，应承了下来。他晓得，乡亲们是看中了他挣钱的本事，希望他带着大伙摆脱贫穷呢！
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村子里一没有路，二没有电，三没有产业，住的是一色的茅草房，竹片编起，糊上泥巴作墙。那时，还要收提留款，还有农业税，三提八通，平均每个人要掏二三十块钱。这钱不多，可还是有不少人掏不出来。李永太没办法，只好自己掏钱垫起，前前后后垫了上万块钱，把自己辛苦多年挣的钱都贴了进去。
到1990年底，村委会主任李成亮退下来了，李永太被推上了这个位置。当了一年代主任，然后当主任，这主任一当就是十八年。
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带着大伙改造茅草房。拌出三合土来，夯成土墙，然后，用模桶做出圆瓦，切开，切成瓦片，再送进窑里烧，烧上两三天，就成了青瓦，就可以铺到屋顶上去了。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是不易。一年改造一批，哪家改造，大家都来帮忙，户主管饭，还有肉。但肉是得数的，一个人三片。包谷、洋芋、红薯、炒野菜倒是敞开吃的。直干了五六年，全村才消灭了茅草房。
进入21世纪，他想给村子里拉电。没有电的日子难过啊！照亮用的是插在房顶上的风竹竿，有客人来吃饭了，才舍得点上松树疙瘩，屋里薰得黑油油的；煤油灯是给孩子们做作业用的。李永太先找到一个老板，老板算了半天，一个村民最少得出800元。李永太不相信，亲自跑到供电所去问，6公里的高压线，配两台变电器，最少要50、60万。算下来，村民每个人出400元。李永太召开村民大会，全村人一致同意，全员上阵。男的，24个抬一根12米长的电线杆，足有一千五六百斤重；女的呢，6个人抬一根500斤重的8米杆。要说重，倒不算重，可是，那全是上山啊，而且没有路。
李永太没有扛，他负责指挥，他手里拿一个大喇叭，喊道：
大家准备好——
嗬——
来一手
嗬——
再来一手
嗬——
又要来
嗬——
鼓把劲
嗬——
还要来一手
……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天抬一根电线杆。
李永太豪情万丈，士气鼓起来了，一座山也背得起！
从正月里开工，到入秋，干了10个月，电通了，第一次，入夜的罗盘顶一片光明……
李永太胆气大涨，他决定趁热打铁，把路修通。罗盘顶太需要一条路了，没有一条路，罗盘顶的人休想走上致富之路。
进入2002年，由李永太主持，罗盘顶村连着开了三次会，研究修路问题。最终形成决议：自己动手修建罗盘顶到自由乡的村道，总长约8.3公里；需要自筹资金30万，党员干部要带头把钱借出来，村干部一人一万元，社干部一人五千元，党员一人五千；群众，条件比较好的，2000元。借的钱，年息8.5厘，也就是说，一万元钱一年可以得到一千多元的利息。
村支书陶华彪是罗盘顶的老人，也是李永太的入党介绍人。这年支部改选，党员们属意李永太，李永太挨个做工作，动员大家继续选陶华彪，这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铁面无私，虽然闯劲不足，但是，我们村支部需要这样一个稳妥的掌舵人。陶华彪心知肚明，十分感激。他首先借出了一万元，然后，忧心忡忡地对李永太说：永太啊，借这么多钱，怎么还得了哟！
李永太说：老支书，你放心，只要路修通了，我们罗盘顶的一草一木都是宝！
第一笔钱三万元很快到账。之所以到得快，就是三个村干部，其中，老支书陶华彪的一万，李永太的一万，加上村会计的一万。
有了这三万，李永太立即着手，成立了一个测量队，一个爆破队。测量队由李永太带队，负责把路线砍出来。他们把8.3公里的道路分成两期，第一期4.5公里，从自由乡到麻地湾。他们扛上一捆竹竿，一边走，一边确定道路走向，每隔4、50米，插一根竹竿，竹竿头绑上一条红布。
爆破队则立刻买来钢钎、大锤、炸药、雷管，还有水泥钢筋，紧跟在测量队后面就开工。
不巧的是，一期工程的4.5公里中，有一半要经过坪溪村的地盘，要占人家的地，还要拆人家的房子。李永太上门说明情况，给了5000元的补偿。结果，施工开始之后，这里麻烦不断。村民拦住施工的队伍，说：我家的两台电视机被打坏了，还有锅也被打破了，猪还被吓死了两只；有一个病人被吓倒了，犯了病，家属直接把人背到了李永太家里。
李永太只好带着病人上医院。
遇上无理取闹的，李永太也不客气，撂下一句狠话：你吵嘛闹嘛，除非你是孟姜女，想把我们闹垮是不可能的。
半年时间里，零零碎碎的，前后赔了这个村子4万多块钱。
工地上的事更让人操心。因为每天要打七八十个炮眼，放七八十炮。早晚各放一次。李永太不放心别人，自己必须到场。爆破前，他拿着个大喇叭吼：躲起——躲起——炮放起来了——然后要默数炮响的声音。遇到哑炮了，还要亲自去排除。
工地上，一天到晚都飘荡着李永太沙哑的声音。他病了好几次，觉得实在是爬不起来了，只好晚上找家诊所输液，天一亮，又回到工地上。
好在路基顽强地、缓慢地向前延伸，李永太心里充满了希望。
2004年7、8月间，罗盘顶下了一场大暴雨，连着下了四五天。李永太知道大事不好，却不敢到现场去看。等到雨停了，他鼓起勇气，同时，又心怀一丝侥幸，来到刚修好的那段两公里的路基旁。眼前，哪里还有路基啊，只有遍地的泥泞石块，肯定是暴雨引发了泥石流，泥石流瞬间就冲垮了刚刚修好的基础，这是他李永太的心血，也是罗盘顶村全村人的心血啊。
李永太又气又急，双腿一软，蹲坐在泥泞里，许久动弹不得！
他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回家后，一头倒在床上，两天时间不吃不喝。他彻底地灰心了，只有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萦绕：算了，算了，走吧，远远地走掉吧，不管到哪里去打个工吧！可是——老母亲怎么办？两个细伢子怎么办？借了罗盘顶乡亲们那么多钱怎么办？
第三天，他爬起来，挪着脚步来到村委会。一进门，是老支书陶华彪扶住了他。他的眼眶立即红了，他用力咽下泪水，对老支书说：没得法，还是要弄哦，我想，再筹一次资，全村，每个人50块钱。
老支书紧紧握住他的手：好！好！我支持你！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要经得住熬！熬下去就是胜利！
2005年10月，罗盘顶到自由乡村道峻工，举行通车典礼。县交通局长、林业局长、民政局长参加剪彩仪式。四辆小汽车，第一次开上了罗盘顶，乡政府领导没有小汽车，是骑着摩托车来的。仪式结束，全村人和来宾一起会餐。李永太和交通局长坐在一起，喝了不少酒，还大哭了一场。
2006年到2007年，罗盘顶村开始修建入户的社道；2009年到2010年，罗盘顶村开始修建产业路，并且开始大规模种植中草药。
这时，县长来到罗盘顶，带来5万元奖金。县长问李永太：你们还想修什么？
李永太说：产业路。
县长问：需要多少钱？
李永太说，最少得30万！
县长说：好，我给你们15万，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
路修通了，货车直接开到家门口，种的药材根本不愁卖；山上还建起一座三万多亩的灵官庙药材基地，乡亲们的腰包立刻膨胀起来。
每年腊月25，是李永太家最热闹的日子。这一天，李永太要给乡亲们结账，老婆做饭，一天要做好几桌。本金，利息，一起算。一年还一部分，还到2019年，只剩下7万来块钱了。
2012年9月，李永太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到首都北京出席表彰大会；2016年底，罗盘顶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老支书陶华彪当了18年书记之后，退了下来，李永太接任书记。老书记随儿女住到了三墩乡，不料患了胃癌。李永太去看了他三次，最后一次，陶华彪感叹地说：永太，我遇到你了，你没有让我失望！
我们第一次见到李永太，他从一台满是泥泞的皮卡车驾驶室里跳下来，司机却是个中年妇女。
注意到我们的目光，李永太笑呵呵地说：这是我婆娘，我的专车司机。
我们和他握手。他的手十分有力，手掌，手心，手指满是老茧，如同锉刀一般。
第5节 长河如斧
根据《说文解字》的诠释，泉水刚出山时，水流较小，称为“漾”，多股泉水汇成盛大水流后便叫“汉”。“汉”字的原始意义是对大河的通称。后来，文人们将“汉”的外延扩大，把神话中的天河叫做“汉”，也称为“云汉”、“银汉”、“天汉”,成语“气冲霄汉”用的便是这层意思。横亘宣汉的前河、后河、中河，便是这样的河流，它们流进渠江，进而进入嘉陵江，最终汇入长江。得益于这一条条河流带来的河水、土壤，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冲积层便成为一代又一代宣汉人休养生息之所在。
普光镇位于后河与中河的交汇处，就建在河水带来的冲积层上，土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比起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乡亲，这里幸运多了。人们安居乐业，直到有一天，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不经意间揭开了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埋藏的秘密。
这天中午，普光中心校副校长罗建洪走出校门，到小街对面的供销社去买东西。供销社门口，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中年汉子，扁担两头挑着两个竹筐，筐子里堆了些破铜烂铁，是拿来卖的，那时候，供销社还兼有收购破烂的职责。
罗建洪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突然，眼睛一亮。他发现那堆破铜烂铁中有一片金属物，尺把长，一寸多宽，布满铜锈。他拿起来，仔细端详：这个物件中间厚，两边薄，一头尖，一头却是圆的，有点儿像他在书上见过的青铜剑。宣汉是个古城，各级都有一个文物保护的任务。普光镇党委政府就把这项工作交到了中心校，他作为副校长，就把这事接了下来，为此，他还专门看了不少考古的书籍。
他立刻问：老乡，这个东西哪儿来的？
老乡回答：捡的，前几天不是发洪水了吗？我到河滩地里挖土，烧砖用，挖出这么个东西来，就这么一件哦！
罗洪建沉吟道：这个我要了，你卖给我吧！多少钱？
老乡看看罗洪建，很有点儿狡黠地笑笑，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五块！
罗洪建犹豫了一下，他有点儿肉痛：五块！五块钱啊！他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才36.5元，一大家子人就靠这笔钱养活呢！
老乡的目光很执着，一副吃定了的表情。
罗建洪叹了口气：好吧，五块就五块嘛！要是再发现这种东西，你还来找我。我就在中心校上班。
那个汉子说：晓得晓得，你是罗老师，好人！
那个时代还不兴滥发“好人卡”，老百姓口中的好人便真是好人。罗洪建就是这样一个在普光镇上出了名的好人！
罗洪建是本地人，1943年出生，60年代当过兵，1971年入党。复员回来后，先是当民办教师，后来改为公办，因为他刻苦好学，能写会画，涉猎甚广，又当了副校长。记不清是从哪年开始的，每到年底的时候，他都要买上好几匹布，找裁缝给镇上的五保户每人做一套过年的衣服；过年前，写得一手好字的他还要买上厚厚一摞红纸，自带笔墨和板凳桌子，到广场上给乡亲们义务写春联。有一年夏天，河里涨水，村子里一个小女孩到河边洗碗，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他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把小女孩救了上来——在他两个女儿学梅、迎春的眼里，父亲的形象高大伟岸，走路咚咚的，那架式，一座山都背得走！
其实，罗建洪身体并不好，1972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来肝硬化，又发现了肾癌、原发性肝癌，一直吃药。为了凑钱治病，把三间房子都卖了，一大家人住进学校分的一间小房子里。这时候，乡亲们都知道了，听说罗老师治病需要5年的老母鸡、8年的老鸭子，纷纷拎着鸡呀鸭的往他家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学校新建初中部教学楼，他负责基建，一个包工头拎着五万块钱来找他，请他关照。他说：你不拿钱来，我可以请你在我家吃个饭；拿了钱来，什么活路都没你干的！包工头羞愧地走了。因为白天要上课，修教学楼只能在晚上施工，罗建洪白天上课上班，晚上到工地监工。立柱浇筑混凝土之前，哪怕再晚，他也要守着一根一根地数钢筋，“娃娃们读书的地方，安全比啥子都重要！”
2017年，罗建洪被评为宣汉县首届十佳道德模范户。2018年初，县上开表彰大会，邀请他参加。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是二女儿迎春搀着去的，女儿这时已经是普光镇龙井社区主任。罗建洪不仅全程参会，还在会上发了言。县委书记唐廷教亲自给他披上红绶带，那是罗建洪一辈子的高光时刻。
2019年1月，罗建洪终于抗不过病魔，合上了双眼。临终之时，屋里挤满了乡亲，哭声响成一片！按照罗建洪的愿望，他被埋在学校背后的山上，从那里，可以日夜俯瞰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学校，也可以看到后河、中河，看到河边闻名世界的“罗家坝遗址”。
前来送花圈的人和单位很多，其中，有一个花圈是宣汉文物管理局送的。人们并不觉得惊讶、突兀。当初，罗建洪用五块钱买下那个长条状的铜件，立即无偿地捐献给县文物局。专家们考证认定，是一把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青铜剑，由于它的形状极似柳叶，因此也被称为柳叶剑，是巴蜀文化最具有标志性的器物之一。
根据这把剑，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1999年、2003年、2007年和201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那片河滩地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累计发掘了13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巴文化遗存，出土了各类文物1400余件，被称为“罗家坝遗址”。通过对罗家坝遗址近20年的深入发掘与研究，川东北地区巴文化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它与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一样，改写了长江上游地区的人类文明史。
4000多年前，一个尚武的民族出现在湖北的清江流域，这个民族被称为巴人或巴族。此后，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这个民族不断向西迁徙。到了商代晚期，其中的一支迁徙到汉水中上游地区生活，商代卜辞中多次出现的“巴方”可能指的就是这一支巴人。史载，商朝历史上著名的“妇好”将军即商王武丁的妻子，曾多次率兵征战巴方。巴方应该就在此地。此后，巴人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等著名的历史战争，成为周的封国。文献中记载：“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说的就是巴人在打仗的时候勇猛善战、百折不挠，士气非常旺盛。人们在罗家坝遗址发现，这种柳叶剑多是斜跨在墓主人的腰部，也有发现背在后背上的。这种剑上、下两面往往可见“虎斑纹”,这种纹饰的材质均为高含锡的铜锡合金，虎斑纹是人为处理而成，这也反映了当时巴蜀地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罗家坝遗址经过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7座，其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座等级规格非常高的王侯级贵族墓葬，编号为M33。在墓室的中部并列放置三具人骨，人骨的右侧陈放随葬品。随葬品按照一定的规律放置，上部均为青铜兵器（矛、剑，钺）和青铜生产工具（钺、斤、锯、凿），中部放置青铜礼器，下部放置陶器。
史书中虽然对川东地区的“巴”记载较少，但是，罗家坝的发现，却展示出春秋战国时期川东地区宏大的历史场景。可能是因为与楚国的战争失败，巴国退守到了川东地区，借助罗家坝一带三面环水的得天独厚自然地理优势，形成了以宣汉罗家坝遗址为核心的聚落群。
第一次发掘罗家坝遗址的时候，还出现过谁也不曾想到的意外，差一点对这次发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时，由于考古队缺乏人手，有关部门专门从河南请来一支专业发掘队伍帮忙。这支队伍确实经验极其丰富。其中有两个人，刚用洛阳铲钻入地下，立即敏锐地发现地下有一个巨大的墓室，墓室里有青铜器具。他们心头狂喜不已，表面却不动声色。当晚，趁着夜色，他们潜入发掘处，以极快的速度挖开表面土层，进入墓室，有选择地盗走了几件青铜器具。不得不承认，这两个惯贼眼光十分老道，看中的都是最为罕见、最为珍贵的青铜器皿。
第二天，考古队的专家发现墓室被盗，大惊失色，立刻进入墓室勘察。根据那几件青铜器皿留在地面的印迹，迅速作出判断，那是国内极为少见的青铜器，其考研价值无法估量。他们捶胸顿足，后悔不已。为什么没有早早就加强警戒呢？
这个情况立即层层上报，有关部门立即向全国发出通辑令。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两个嫌疑人分别被抓获。他们交待，文物确实是他们所盗。因为担心被发现，就把文物埋在了附近一棵树下，准备风头过后再去取出来。考古队的专家心急火燎地赶到那棵树下，起出了全部被盗文物，直到这时，大家才长出一口气，一颗始终悬着的心才安安稳稳地放回了胸膛中。两个盗墓贼也受到了应有的严惩。
这几件青铜器皿里，有一件水陆攻战纹铜豆。豆，是先秦时期的食器和礼器，一般是用来盛放食物。这件器身布满纹饰图像，盖中部的提手部分的图像为神兽，豆盖部分的图像为宴乐和弋射，豆的腹部为水陆攻战纹，圈足上则饰采桑的图像，线条极为流畅，完整无缺，在国内找不出第二件。
还有一件是壶。当时，壶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酒器，罗家坝遗址出土的这件壶，壶身铸刻有图像，且图像内填有铅类的材质。壶口部分铸刻有四组相同的纹饰，均为两兽相背。壶的肩部有两个对称的辅首衔环，壶身中部上下铸刻有四组相同的纹饰，均为狩猎图，每组纹饰分别用菱形纹、花卉纹隔开。这样的壶，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因此极其珍贵。此外，还有古代烹煮食物用的鼎，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王权的象征。人们熟知的成语就有“问鼎中原”、“一言九鼎”、“三足鼎立”等等。罗家坝遗址M33号墓出土了鼎，从侧面佐证了这座墓等级规格之高。
还有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罍。这件铜罍由盖和罍两部分组成，肩部饰有两个兽首环耳，器身铸刻有蟠螭纹。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放黍、稷、梁、稻等饭食的簠等等。
罗家坝遗址的东周墓葬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为理清川东地区巴文化的来源、内涵和消失之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令人欣喜的是，201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罗家坝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细石器，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川东地区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面貌，并初步建立起了川东地区距今5300年至4500年的文化序列。
得知这一切，最高兴的莫过于县委书记唐廷教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强大的文化底蕴，正是建设全域旅游强县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条件。目前，罗家坝遗址的核心保护面积为70万平方米，而目前仅发掘了1300平方米，可以说才刚刚揭开川东地区的巴文化面貌的冰山一角。仅仅就是这一角，都足够令人惊羡了！唐廷教觉得，应该完整建立巴文化的序列，揭开巴文化的神秘面纱，进而传承优秀的巴文化精髓！
2017年11月，宣汉成功举办“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宣汉县人民政府主办，来自北京、重庆、湖北、湖南、贵州、陕西、河南、甘肃和四川的30余家文博单位和知名高校的68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最终形成了在巴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汉共识”。共识指出：宣汉罗家坝遗址是我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巴文化遗址之一，是巴文化研究的中心遗址之一，也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地点。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宣汉决定：在罗家坝考古遗址建设公园和博物馆。他们请来重庆大学专家作规划：公园规划面积257公顷，建设内容主要有防洪堤、遗址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罗家坝遗迹展示、巴文化代表遗址复原展示以及巴人街和主题酒店建设等，总投资约10亿元。到2020年完成防洪堤、遗址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罗家坝遗迹展示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呈现出及科研、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巴文化主题考古遗址公园，到2025年，建成一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影响的巴文化人文旅游示范基地。
我们到普光镇采访的时候，罗家坝遗址仍在继续发掘，县文物局的同志带领我们去看现场。罗建洪的二女儿也陪着一同前去。走在田埂上，她告诉我们，她父亲在晚年经常拄着拐棍，来到这片河滩地，久久伫立，大概是想早日看到博物馆建成吧！如今，现场已经竖起一道道隔离墙，罗家坝考古遗址建设公园和博物馆已经在建设中。
我们穿过一片葱绿的菜地，来到靠近河岸处，眼前是一块已经开挖出30、40平方米长方形土坑，四周拉着警戒线。土坑里，静静地横卧着几具白森森的骷髅，一半还埋在土里；他们的腰间，无一例外，都有一把铜锈斑斑的青铜柳叶剑。
在那一刻，我们无比震撼，身为军人，我们似乎与这些毫无生机的白骨产生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也许，只有军人的心、战士的心才会是永远相通的吧？这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宣汉人。
第6节 一生何求
2013年1月，龙泉乡党委书记交接。龙泉是樊哙片区最为贫困的乡。龙泉土家族乡是由原鸡唱、自由、龙泉三乡合并而成，位于宣汉县东北部，地处两省(四川、重庆)四县(重庆市城口县、开县、四川省达州万源市、宣汉县)的交界处。总面积223.64平方公里。下辖13个村64个村民小组，2688户10096人，其中土家族人口7337人。前河纵贯全境，有号称“中华第一漂”的百里峡漂流，是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百里峡腹心地带。
时任宣汉县县长的唐廷教极为关注，便抽空赶去主持交接仪式。小车从县城赶到龙泉，要跑两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交接仪式波澜不惊，唐廷教语重心长地交待了一番，准备走人。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个老头一把抓住唐廷教的手，气冲冲地说：唐县长，你把付书记调起走，我们咋个办？
唐廷教愕然，随即解释道：我们派了新的党委书记来，原来明月乡乡长吴正鸿，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好同志。
不得行，你们不能把付书记调走。我们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个好书记。
唐廷教说，是啊，就是因为他是个好书记，我们才要让他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啊！
老头还在嘟嘟哝哝地说着什么。
乡上的同志告诉唐廷教：这个老头叫孙天才，70多岁了，以前是乡政府广播站的广播员，算是文化人，就是有点犟，一根筋。
唐廷教极受触动。他看看身边个头不高、貌不惊人的付光华，心里想，没想到这个付光华在群众中居然有这么高的威信，他做了些什么呢？倒是要好好了解一下。
他问付光华，我想在龙泉乡选一个村，作为我的联系点，你看选哪个村好？
付光华盯他一眼，迟疑了一下，回答：黄连村吧，那里最偏远，最穷，最苦！
好，那我就选黄连村！
原先，县政府办公室为唐廷教选的联系点在南坝镇，条件比较好。他却不满意。锦上添花哪里比得上雪中送炭啊！只是当时的唐廷教还不知道付光华心里的小算盘。黄连村最穷最苦不假，可是，从龙泉乡到黄连村，还要路过一个扇坡村，条件跟黄连村差不多。付光华打的如意算盘是，县长到黄连村，就要路过扇坡村，扇坡村条件那么差，县长总不能视而不见、不管不问吧！这样，他推荐的是一个村子，解决的是两个村子的问题！
后面发生的事情，正如付光华想象的，这是我们要在后面讲的故事。
付光华要走了，龙泉乡的父老乡亲把他的车子团团围住，争着要跟付书记握一握手。坐在后座上的付光华哪敢下车啊，他怕下了车就走不了，他隔着车窗跟大伙儿握手，不知不觉间，早已经是泪流满面。
付光华是土生土长的宣汉人，老家在主土乡杏树村。他的父母与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不同，打小时起就是把他当作劳动力来培养的。父亲是木匠，自然希望他继承衣钵。无奈付光华不感兴趣，于是，父亲便手把手地传帮带，教他栽秧，打谷，做农活，生怕他以后做不来活路，要饿饭。小小的付光华从读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首先要去割草，做饭，然后才能去上学。下午放学，抓起书包往家跑，又要去割草。满脑壳的活路，学习成绩自然好不了。一次双考，居然只考了39.5分，他不敢拿去给父母看，忽然灵机一动，把39.5改成了89.5，算是蒙混过关。直到上中学，他不知怎的，突然觉醒了，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早上五点钟起来读书，成绩突飞猛进，初三竟然进了快班，初中毕业考进了达川农技校——这在他们学校可是凤毛麟角。毕业后，他外出打过工，然后到乡里当团委书记，当驻村干部，2004年调到团县委。因为工作出色，2007年担任团县委副书记。2010年，县里挑选一批青年干部下乡任职，他被选派到龙泉乡当乡长。龙泉乡地处全县最贫困的樊哙片区，也是离县城最远的乡。
付光华心里嘀咕，全县这么多乡，怎么偏偏把我分到了这个地方呢？
这时，有人告诉他：莫看龙泉乡远，可是龙泉有我们宣汉最出名的旅游项目，水上漂流。到了夏季，去的人可多了，领导也多，你搞好接待，可以认识好多领导，积累人脉，这是别个想要都要不到的。
对此，付光华将信将疑。
到任之后付光华才晓得，龙泉乡确实是在百里峡风景区内，是有一条河，宣汉的前河，乡政府就是依河而建的，狭长的一溜。这一段河流比较平缓，夏天是可以开展漂流，可是，来漂流的游客并不多。指望这个积累人脉，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哟！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想到了的，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够锻炼人；而且，只要好好干，也越是能够出成绩。
他到龙泉乡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关闭非法开采的小煤窑。龙泉乡大大小小的煤窑有8个之多。明摆着，这是一个得罪人而且是往狠里得罪人的事儿，断人财路啊！乡党委把这个差事交给了付光华。别人怕这怕那，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付光华没有，说他是初生牛犊也罢，说他是不知深浅也罢。他领着三个副乡长和百里峡景区派出所的干警，来到了位于黄连村的狗钻洞煤窑。这是龙泉乡最大的一个煤窑，老板是相邻的城口人，很有些背景。因为看中这里丰富的煤炭资源，安装了变电站，铺设了拉矿车的轨道，据说投资不下一百万，可谓下了血本。
付光华知道，这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拿不下来，整顿非法煤窑就是一句空话。
付光华事先派人将封矿通告送达矿方，希望他们自觉采取行动，可是，矿方没有任何动静。
付光华一声令下，带来的人开始撬轨道，拆变压器，收电缆。
矿方请的打手跳脚大骂，付光华不理睬；县里有人打电话来，付光华不接；矿方给出一人一天三百元，雇用了好几百村民围攻，付光华命令派出所警察抓了领头的。在众人的注视下，洞口被封了起来。
晚上，有人给付光华送钱，付光华自然不收；还有人从他的门缝里塞进一把寒光凛冽的刀子，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付光华一笑置之。清理关闭非法煤窑的工作得到强力推进，终于圆满结束。
从此，人们对这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乡长刮目相看。
吃水问题，是龙泉几个村子村民反应最强烈的问题。龙泉乡最低海拔580米，最高海拔2480米，平均海拔1530米，其中30度以上坡地占70%以上。4877亩耕地中，没有一亩水田。龙泉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面就像筛子一样，存不住水。群众吃水怎么办呢？靠天落！家家户户挖一个露天的水窖，把雨水积攒下来。
2010年夏季，付光华在大坪村看到第一个水窖的时候，大吃一惊。所谓的水窖，就是露天地里的水坑，可能是刚下过雨，积水十分混浊，水面上飘着树枝草叶，死鸟死耗子半浮半沉，泛出一股股腐臭的味道。
怎么？村民们年年月月喝的就是这里的水？
付光华的心被揪紧了。
是啊！陪着他的村支书见惯不怪，在一旁说，这么些年都这样的。接着，又说：这个村书记我是不当了。干一年，还不如打工一个月挣的钱。
付光华一听，心里怒气直冲。他点点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支书了。
这个支书有点惊愕，然后如释重负，讪讪地走了。
付光华找到70多岁的前任村支书：老支书，我想请你出山哦！
老支书慨然允应：只要组织用得上我，没啥子可说的。只是，我们确确实实要为乡亲们做点事了。
您看从做什么事开始呢？
吃水啊！这么多年没解决了。
好，您老和我想到一块儿了。我们就从这事儿做起吧！您年纪大了，出主意，跑腿的事我来！
解决吃水，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水源。付光华仔细看了看龙泉乡的地图，又问了许多老龙泉人，没有什么收获。他叹口气，最后还是决定采取笨办法，一匹山一匹山地搜，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这是2011年夏天，付光华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洗漱一下，吃了早饭，带上干粮，开始爬山。
其实，龙泉一带并不像缺水的样子，满山植被丰富，草木茂盛。付光华却知道，虽然喀斯特地貌存不住水，地下水还是非常丰富。可是，植物有本事把根系深深地扎下去喝水，人却没有那个能耐，谁知道那水藏在多深的地底下、又要花费多大的功夫才能把水拎上来呢！
第一天的目标是上天平梁，海拔高度2000米，算是一个制高点。
村子里的同志对付光华说：书记，你行不行哦！
付光华心里也没底，嘴上却硬气：走着看嘛！
他们选择的路嘛，不能叫路，因为没有路。如果是经常有人走的小路，附近有没有水，走过的人都知道。所以，只能拣那些没人走过的地方钻了。遇到低矮的灌木，那算是好走的，抓住枝条就可以往上爬；最讨厌的是成片成片的棕树，一棵挨着一棵，棕叶又大又厚，钻不进去，绕不过去，踩上去还打滑，站都站不稳，只能用劈柴的砍刀砍出一条路来。
第一天，他们在山里转了十一个小时，一无所获。那个问付光华行不行的村干部受不了了，第二天告了假。付光华的两条腿也像是灌了铅一样，起床的时候挪都挪不动。他坐在床沿上，用双手使劲槌，槌了好半天，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扶着墙出门，继续上山。他走出门来了，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地跟了出来。付光华苦笑，心里想，如果他今天不出来，其他人也都不会出来了。他数了数人头，还是有七八个人。他拄了根木头棍子作拐棍，豪迈地喊了声：走——
日子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
这天中午时分，他们走到一个叫苦草塘的地方，这里住着一家农户。见到他们，热情得不得了。杀了鸡，煮了几只腌猪蹄，请他们吃。他们又渴又饿，也没客气。问起来，原来这家人有42天没有见到过一个外来人了。听说他们在找水，这家农户的男主人说，听说黄连村的山里面有一条流水沟，水流有杯子粗细。
付光华一听，立即兴奋地站起来，走啊！
在大山里头转了那么久，总算找到一个目标了。
他们付了饭钱，老乡坚决不要：领导是在为我们找水，这么辛苦，咋能收啥子饭钱。
付光华听得心里那个惭愧啊，丢下钱就走。
走到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付光华突然喊了一声：别说话！他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一开始还以为是错觉，耳朵出现了幻听呢，仔细听听，哎——付光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美妙、这么动听的声音。他急急地拨开草丛树棵赶过去，他的面前，真的有一条流水沟，从山缝里淌出来一股泉水，清澈无比。更让人惊喜的是，流水沟里还有几条棕色的小鱼。再细看，不是鱼，而是中华大鲵，俗称娃娃鱼，这是中国特产的一种珍贵野生动物，中国的国宝之一。这种鲵，多生长在水流湍急、水质清凉、水草茂盛的山间溪流中，生活在石缝岩洞里，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股清泉给人饮用完全没有问题！
一行人高兴得欢呼起来！
付光华很快又冷静下来，找到水源只是第一步，怎么把水引到最缺水的三个村子里去，成了最大的难题。这么长距离地引水，肯定需要大笔的资金，这是他们龙泉乡解决不了的，必须要请求主管部门支持。既然要找上级主管部门，首先得心里有数，引水的线路怎么走？大概有多远？自己得拿出个初步方案来吧！不行，还得继续走！除了走，还得爬树、爬坎，爬到高处去看，寻找一条最佳线路！
在钻一个树棵的时候，付光华突然觉得头顶上一阵剧痛，伸手一摸，满手的血。原来，是被那种老乡们称作“蒙古钉”树枝上的刺划破了头皮。两道两寸多长的血口子，血流不止。蒙古钉又称刺阁兜、龙角钉，树枝上长满极为尖锐的刺。随行的同志都慌了，可是，谁也没有带止血的药，甚至创可贴也没有。有经验的同志扯来一把野草，揉烂了，给他糊在头顶上，用手按住，总算把血止住了。可是，再往前走，血又流了下来。付光华说，算了，让它去吧！
下山的时候，付光华满头满脸血迹，身上的衣服也被染红了，显得十分狼狈。
县水务局对龙泉乡解决群众吃水问题非常支持，也同意龙泉乡提出的线路走向，一次性下拨300万买水管的钱，算是解决了大头。修路，搬运，安装就得由龙泉乡自己解决了。龙泉乡党委政府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农户们争先恐后，沿着管线砍出一条一米宽窄的道路。然后，人扛肩挑，把电机、钢索、水管运上了山。四个月后，清澈的泉水流进了三个村子的水塘。接着，付光华又筹集资金，把水管接到了一个个农户家里……
也是在找水的过程中，付光华不止一次碰上到乡里中心校上学的孩子。这么高的山，这么陡的坡，这么险的山路，走一趟少说一个多小时，远的得走两三个小时。如果碰到下雨下雪，这些小娃娃怎么走啊！
他知道，这是撤销村小的后果。前几年，鉴于村小的孩子越来越少，教育部门决定，为确保教育质量，把孩子集中到乡中心校上学。可是，龙泉乡有223平方公里之大，且全是山地，这些孩子到乡中心校上学，冒着多大的风险！
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从实际出发，恢复村小。他挨个跟几个村子的村委会商量，几个村子一致赞同，最后商定：由村里提供地基，乡里出钱，每个村小盖三间房子——一间教室，一间老师宿舍，一间厕所，建筑费用实报实销。就这样，龙泉乡拿出80万元，一口气恢复了五个村小。白墙红瓦的村小十分显眼，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建筑。
县长到龙泉乡的时候，远远看见耀眼的白墙红瓦，便随口问付光华：那是谁的房子？
付光华说：是村小。接着，把恢复村小的缘由作了汇报。
县长问：师资力量怎么办的呢？
付光华说：教师由中心校统一管理，工资也由中心校发！
课桌椅呢？
捐的。
县长听了十分高兴：好！这事做得好，你们用了80万，我给你解决60万！
2020年3月，付光华被任命为宣汉县交通局局长。这是后话了。
唐廷教常常想起当年那一幕，也常常跟人说起那一幕：做官做到付光华这个地步，一生何求啊！
这时的唐廷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在宣汉，像钱光明、李永太和付光华这样的干部还有不少，宣汉人也是吃得苦、耐得劳、敢担当的人民，为什么国家贫穷县的帽子却像被焊在脑袋上、怎么甩也甩不掉呢？他也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只是——愚公们可以一代一代慢慢来，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慢慢来，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难道我们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哺育我们的人民仍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之中吗？
来源： 人民日报文创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