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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云说略(十)

更新:2021-01-19 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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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庞岚月

□罗学闰

前面说过,赵王司马伦搅乱了“傻皇帝”和“丑皇后”的“幸福生活”,“八王之乱”第二阶段在四世纪初年(300年),即显示出了更浓的“血腥味”。在这个“乱局”中,聪明的太子司马遹死了,“丑皇后”贾南风被强行灌下“金屑酒”,“贾氏集团”也“灰飞烟灭”。张华为首的“台辅班子”被“集体砍头”,大批官员也被“砸了饭碗”,就连那个“全国首富”石崇,也与“最大帅哥”潘岳一起,被“夷灭三族”。到这时,司马伦那个“录尚书事”的梦想也就“水到渠成”。于是,司马伦再次伪造诏书“自封相国”。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个“首席谋士”孙秀不必说了,“跟着闹革命”的人都被封到大郡,掌握着“军政大权”。那个“赞助政变”的梁王司马肜被封为“太宰”,司马允也“分得一杯羹”:封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中护军。“中护军”这个职位很重要,曹魏时期,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要害职位”。

司马伦的“胜利”说明了孙秀的“成功”。这时,孙秀又给司马伦一个“天大的建议”:自己做皇帝。据说,司马伦的“野心”都是孙秀“鼓舞出来”的。两个先生都笃信“五斗米教”(道教),他们就用道教为司马伦称帝“大造舆论”。先在邙山建了一座司马懿的庙,然后谎称司马懿托梦“让司马伦称帝”。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顺应天命”,把“傻皇帝”司马衷废掉,软禁于金墉城,然后自立为帝。这也没什么,历史上“篡逆之事”也真不少。可笑的是,司马伦是司马炎的“皇叔”,是“傻皇帝”司马衷的“爷爷辈”。司马伦为了稳定政局,居然尊称“傻皇帝”司马衷为“太上皇”。我们知道,“太上皇”是汉高祖刘邦的“创造发明”,他尊称的“太上皇”是他的父亲刘太公。而司马伦尊称司马衷(侄孙)为“太上皇”,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笑话”。同时,司马伦也给了“首席谋士”孙秀“最大的回报”,让孙秀有了人生的“最大收获”:成为司马伦“相国之位”的“接班人”(中书令)。

这个“不知书、不省事”的司马伦称帝,成为司马懿众多儿子中的“独一份”。因此,“历史记录”也就有“连篇累牍”之势。更为可笑的是,为了笼络人心,司马伦大肆册封官员,甚至连赵王府的奴仆、杂役都得以“封官进爵”。据说,官帽上要用的貂尾不够,于是用狗尾来代替。《晋书·赵王伦传》载: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司马伦“皇帝的板凳”还没坐热,就又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话(狗尾续貂)。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说说孙秀的“来龙去脉”。孙秀是吴大帝孙权的侄孙,作为“军官”服务于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据说,孙秀在东吴前线带兵“威略并重”,引起皇帝孙皓的猜忌。孙皓成为“末代皇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猜忌。连孙权喜欢的诸葛子瑜的儿子诸葛恪,也是因被孙皓的猜忌而“玩完的”。公元270年,孙皓派了五千兵力前往孙秀的驻地,扬言“打鹿充实皇家厨房”,其实就是要“收拾孙秀”。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孙秀是个“机灵鬼”。孙皓大军还未到,他就连夜带着家属和亲兵“投奔了晋朝”。当时,皇帝司马炎为了“灭吴大计”,决定厚待“远来之人”孙秀,更为表达“笼络之意”,搞了个“皇上赐婚”:把自己的表妹蒯氏嫁给了孙秀。

这个蒯氏妹子也“十分了得”(出生豪门),表哥是皇帝,爷爷是吏部尚书,老爸是南阳太守。《世说新语》还记载一件趣事:司马炎为孙秀“调解家庭矛盾”。大意是,孙秀的妻子蒯氏是个“醋坛子”,看到孙秀属意其她女人,就大骂孙秀为“貉子”。请注意,东吴人就忌恨被人骂作“貉子”。这是个“蔑称”,到了东晋,“貉子”变成了东吴本土人士对“衣冠南渡”的“蔑称”。听到蒯氏对自己这样的“骂声”,孙秀当然十分气愤,他坚持“惹不起、躲得起”,就不再回家(遂不复入)。后来,蒯氏有了“悔恨之意”,请皇帝司马炎“出面劝说”。时逢司马炎“大赦天下”,司马炎对孙秀说,我连天下的罪犯都原谅了,你还不能原谅蒯夫人吗?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司马炎给出个这么大的面子,孙秀也就只好“借梯下楼”(免冠而谢),于是这两口子又“夫妇如初”。

至于孙秀怎么跟赵王司马伦“搞到一起”的,史书上没有记载。我的猜测是,孙秀看重司马伦的“皇叔身份”,主动投靠上去的。但是,作为司马伦的“首席谋士”,孙秀推着司马伦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在这个时候,很自然地形成了“伦秀体制”。对此,司马家的皇族们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个齐王司马迥,曾经因“奉诏收后”(皇后贾南风)功高盖世,就非常不满司马伦的“篡逆之行”。前面说过,齐王司马迥娶的夫人是贾充第一个老婆李夫人的女儿,贾南风是他的“姨妹儿”。这次“奉命收后”,他也为自己的老婆“报了一箭之仇”。这个“仇”,就是贾南风不准“贾充与李夫人合葬”。当然,贾南风“已经作古”,李夫人才得以“与贾充合葬”。

还有那个骠骑将军司马允,从贾南风的“倒杨运动”开始,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跟孙秀一样“性沉毅”,他跟孙秀不一样的是,知道功成身退、低调生活。在“倒贾风暴”后,又被封赏到“红得发紫”的地步,他仍然不“多言多语”。直言直语,容易“惹火烧身”;沉默不语,则更容易引起“猜忌之心”。这时的司马伦、孙秀就对司马允“很不放心”,因为司马允不仅“开府仪同三司”,更重要的是司马允还“领中护军”。于是,采取“明升暗降”的惯用伎俩:转允(司马允)为太尉。用意是“外示恩宠,实夺兵权”。司马允也不是“省油的灯”,对司马伦由“感恩戴德”到“势同水火”。因此,司马伦“废帝自立”引发“三王起义”:许昌的齐王司马迥,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而担当“先锋部队”首领就是司马允,带着先头部队直接围攻“相国府”。

说来也怪,都当皇帝了,司马伦还住在“相国府”。其实也不怪,司马伦“自封相国”时,就在“相国府”部署了上万人的“卫戍部队”,比杨骏那个“虎贲百人以自卫”的做法,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史书上说“死者十万”。对于战斗和战争,我是最不想细说的。但有两个细节我又不得不说。一是司马允围攻“相国府”,也是“箭如雨下”,司马伦等只有把大树当做“盾牌”,“紧贴大树”避免伤亡。这时,司马伦手下的司马眭秘却来了个“拼死护主”(以身蔽伦),自己被“射成刺猬”,却让司马伦意外地“活了下来”。二是司马督护伏胤“将四百军士”且举着“白虎幡”去督战,可惜司马伦儿子司马虔代表父亲司马伦说了一句话:富贵与共!伏胤马上被“收买”,直奔司马允的大营,把下车接旨的司马允“一刀砍死”,还把司马允的两个儿子“一并砍杀”。风向急转直下,小人改变“历史风向”,在西晋时常有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打垮“三王起义”的风头。最终,司马伦被“三王联军”打垮,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也被赐金屑酒而死。据说,司马伦喝下金屑酒,以发覆面(无脸见先帝),连说“孙秀误我”!是的,司马伦不投入“八王之乱”,他肯定还活得好好的。当然,孙秀的生命也在这时“画上了句号”。

史载,公元301年四月,齐王司马迥在金墉城毒杀了刚刚称帝的司马伦后,迎接“傻皇帝”司马衷复位,改元“永宁”。司马迥担任“大司马”,主理朝政。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都“封官进爵”,各自拥兵自重。但是,历史的走向不以“傻皇帝”的意志为转移。改元“永宁”后,一点也没有“宁静的感觉”。司马迥独揽大权后“不可一世”,因为对“傻皇帝”有“复立之功”,根本没有把“傻皇帝”放在眼里(没有臣下之礼),俨然自己就是个“皇帝”。而且,现在的司马迥也提前过起了“皇帝的生活”,虽不像司马炎那样“由羊来决定夜生活”,但“沉迷女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炎,于是政事荒废。“三王起义”的其他两王“愤愤不平”,连复位不久的“傻皇帝”心中也“不安逸”。

接下来,“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城头变幻大王旗”。公元302年底,河间王司马颙在“傻皇帝”特使的“深情劝慰”下,激情上表(述司马迥罪状),决定“兵锋直指洛阳”,策动当时驻军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为内应。司马迥“闻讯而动”,派遣部将董艾攻袭司马乂。司马乂打出“奉天子”的旗号,结果也没有悬念,司马迥战败被杀,他的“跟班”两千多人也被“斩立决”并“夷灭三族”。于是,司马乂得以“独揽大权”。河间王司马颙本有“首义之功”,但被长沙王司马乂“抢占先机”,心中也有点儿不安逸。于是,对司马乂展开“斩首行动”,不知是“刺客无能”,还是“防备森严”,暗杀司马乂没有成功。又熬过一年,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颙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合兵27万(颙军7万、颖军20万)奔袭首都洛阳。

“傻皇帝”这时也有了“政治敏感”,下诏司马乂为大都督,兴兵迎击“两王联军”。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双方各有胜负,但都没有“伤到元气”。公元304年初,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粮草缺乏、疲惫不堪,走了“特务路线”(勾结禁军将领),捕获了司马乂并交给河间王。结果,大权在握的司马乂被“火烤而死”。

司马乂变成了“烧烤”,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都“乘胜入朝”来“瓜分胜利果实”。司马颖“分得大瓜”:增封二十郡,官拜相国。司马颙官升“太宰”,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这种“三权分离”的格局,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哪知司马颙又出来“打破平衡”,建议“傻皇帝”废除皇太子司马覃,以司马颖为“皇太弟”。“傻皇帝”对司马颙的建议也“不过脑子”,居然“照单全收”。司马颖“专擅朝政”,引起了司马越的“极度不满”,一场战事又“箭在弦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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