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破门》：一曲穿越时空的英雄壮歌

更新：2020-12-21 16: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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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庞岚月

□冯晓澜

青年作家黄勇的《盘破门》为具有武侠清新之风的多卷本长篇武侠小说，目前已出版一册两卷《刺杀端方》《木棉袈裟》，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它的清新或者说独特在于，作者并不为武侠而写武侠，而是将盘破门这一发端于川南资中、派生于峨眉武术、名声不怎么显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言的主角，为其“树碑立传”。

有专家说过，《巴黎圣母院》其主角就是巴黎圣母院，它借男女主人公映照了巴黎圣母院的辉煌，而《盘破门》借盘破门传人黄氏一家为代表，为国家民族大义所做出的可歌可泣的贡献而复活了盘破门之来龙去脉，其神奇、厚重和辉煌，让人瞩目。因此，我将《盘破门》视为向雨果的致敬之作，又何尝不可。

两个努力与清醒自觉

小说第一卷《刺杀端方》讲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次月，资中革命党人、盘破门弟子和袍哥帮会共同联手的一次斩首行动。大清已亡，但势力仍在，妄图反扑，派端方为钦差大臣进驻资中，革命党欲用斩首行动，打击大清的反动气焰。于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盘破门传人为主线，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悲壮大戏。

第二卷《木棉袈裟》发生在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围绕日本黑龙会武士处心积虑抢夺国宝、盘破门传人拼力护卫国宝展开。盘破门武术PK日本忍术，上演了正义与邪恶的激战与较量的大戏，最终黄天杰、黄文泽父子护宝成功。

两卷以不同的历史时段，书写了盘破门武术的精湛，传人们豪气干云、义薄云天、行侠仗义的壮举。在小说的结尾，作者预告第三卷为《决战长江》，我想，仍将是盘破门及传人为主角的延续，其另一段传奇值得期待。

一部武侠小说用一个门派做书名，并不鲜见，但用多卷本的形式，专门书写盘破门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传奇故事，足见作者对故乡资中那一方神奇的土地，爱之深切、用情之专一，业已成为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结，激发了他宣传家乡资中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推介家乡盘破门武术之努力，达到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自觉。此其一。

第二个努力，那就是在承继传统武侠小说基础上向纯文学经典化靠拢，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活历史，征服读者。

我们知道文学即人学。这是一个简单而不证自明的常识。人物塑造不只是肖像和行为的描摹，更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复杂多重关系的扭结中才能有效展开，经由矛盾冲突与心理纠结的博弈，才得以最终完成。

没有复杂丰富的人性呈现，其人物形象容易滑向扁平苍白，势必被故事淹没，而走向纯故事讲述的通俗一途。故事与小说的分野，恰在于是否将人物塑造作为重心，活画出人物丰富的情感、生活的激情、梦想的追求、正义的高扬、绝望中的挣扎与抗争。只有人物心灵与精神世界之精雕细刻凸显出来的时代精神，才会冲破故事的外壳而让读者铭记住那些远逝的人物。对此，作者有着清醒的自觉。

着力塑造人物　谱写英雄壮歌

历史事件的还原与再现，并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人物在历史潮流中的命运起伏，才是他的关注点。

在已出的两卷中，其故事架构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夺宝与护宝、正义与邪恶之两军对垒、二元对立的结构来呈现，各自拉开架势，各自紧密锣鼓，各自斗智斗勇，但正反双方的人物，却并没因二元对立而显得简单化、脸谱化。

小说中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人物：革命党人龙建伟、王人杰，盘破门及黄氏一族黄昌盛、黄天民、黄天杰、安广南、黄天秀、黄文泽、黄文秀、释能，清军阵营端方、罗文山、张春生，日本女间谍张晶晶等，作者均刻画得个性鲜明、人各有貌，可圈可点。

身为端方护卫队官的孤儿张春生虽受黄家的养育之恩，但为个人前程的发达和求得对黄天秀之爱的心理平衡，经不住端方的威逼利诱，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认贼作父，背叛师门，在关键时刻出卖革命党，竟然拿心爱之人黄天秀做人质，残害盘破门弟子。

受命于危难而继承衣钵的释能，在黄天杰、黄文泽父子的护送下，遭遇了重重艰难，在危及黄家父子千钧一发之际，果断举起石头，砸死了引日本武士来抢夺国宝的汉奸刘久训。其开杀戒后，小说还有多处描写他的心理起伏和转折。

张晶晶，这个名叫深川晶子的日本女间谍，与黄文泽曾有过一段阴谋制约下的爱情。二人虽是一对弄假成真的恋人，但在国家利益面前，除了忍痛割爱，各为其主，别无他途。其悲剧性，让人扼腕叹息。

端方的博学狡诈与誓死效忠朝廷，罗文山的趋炎附势和奴才愚忠，均刻画得细腻逼真。

这些行走在历史烟尘中的人物群像，让我们看到人性在特定时刻的丰富与复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贯穿小说两卷始终的黄天杰，其人生轨迹和命运起伏，更是让人荡气回肠。

黄天杰的身份颇为复杂，既是盐商黄天盛的长子，也是盘破门的传人和带头大哥，还是罗泉镇袍哥堂口的首领。他在父亲的教导下，一心只想子承父业，做好兄弟姊妹的榜样，带好这个家，也带好盘破门和袍哥，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但在革命洪流卷来的时候，他先是严守中立，决不反清，后在黄天民等革命党鼓动下，仍不为所动。哪怕袍哥中的革命党来联络，也坚持谢绝。即便到了张春生被抓，黄天民等跑去营救，他仍犹豫不决，直到父亲黄晶盛出面。因父命难违，才促成黄天杰的被“逼上梁山”、树起了反旗，最后，清理完门户除掉张春生，完成斩首行动带着队伍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数年后，在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黄天杰和黄天民兄弟相见，却是在各为其主的战场上，黄天民死于自己部下的枪口。兄弟相残的惨剧发生，让黄天杰禁不住反思：“革命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到底让谁得了好处？本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会让天下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谁知这么多年来，天下不但没有太平，反而让割据一方的军阀成天打来打去，自己成了任人差遣的工具”。

黄天杰兄弟的际遇，以及黄天杰参加革命的被迫性，无疑再一次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对民众广泛启蒙的匮乏。启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痛定思痛，黄天杰毅然离开军营解甲归田，带着黄天民的灵柩，回到故里。一方面接替父亲的生意，一方面深研盘破门，结合烟枪的特点，创立了黄氏烟枪功。

多年后，当儿子黄文泽在成都截获一封密信，得知木棉袈裟将被日本人抢夺。出于与宁国寺的渊源，更出于民族大义，黄天杰自觉地率儿子走上了艰难的护宝之路。一路上战胜了日本武士围追堵截的重重险阻，除了黄氏一家赴汤蹈火，还有袍哥摊贩的仗义相助。这才有了护宝到峨眉山金顶的功德圆满。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天杰这一形象的栩栩如生和人物命运兼具的典型性，不仅让武侠小说人物画廊增加了一个新人形象，而且让《盘破门》有了向文学经典靠拢的特质。由此，判定这部小说是一部具有武侠清新之风的成功之作，并非毫无实据。

超越家族叙事　再现历史风云

《盘破门》虽是武侠小说，却因它超越家族叙事而达家国一体叙事的厚重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以及对资中深厚文化底蕴、名人贤士、川南风情的有机融合，而让这个文本显得凝重而深沉。

它的结构虽单线挺进，却因影视手法的引入，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达手段。它自由而有机地回溯了小说中人物们的前世，勾连起特定历史的进程，让小说和人物走向了纵深幽远，其回响在读者心中经久不息。

影视化的一个个场景逼真鲜活，节奏明快，张驰有度，深具动静相宜的画面感，既惊险刺激，也使情节跌宕起伏，从而，写活了一群人的七情六欲、行侠仗义，让我们循着斩首和护宝的主线，得以一见盘破门传人和弟子们勇立潮头、波澜壮阔、破空而来的英雄气概。

作者用雄健的笔力和奇特的想象，让一座城，一群人，一个武术门派，两个历史事件，经巧妙架构和文学化的书写，得到了历历在目、如在眼前的复活。这复活，是文学的演义，是带有鲜明川南特色“中国故事”的讲述，是继承传统武侠与乡土叙事之文脉对当下现实的观照，由此，超越了史实（或地方志）的忠实记录与呈现而达到艺术的真实。

这艺术的真实，源于作者敏锐的洞见和悲悯体温的姿态，也源于作者长年求索所形成的历史观、文学观与审美追求为统率，那就是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用半虚构或虚构的人物，让他们率性真情地活跃在那一段段历史的风云中，演绎他们的命运沉浮和爱恨情仇，尽可能去还原、勘探、叩问人性的丰富与驳杂、残酷与善良、忠诚与背叛、仇恨与宽恕。

一句话，对人物的着力塑造，拂去历史的烟尘，让人物穿越时空，破空而来，鲜活于纸上。这才是文学的正道。唯有人性的丰富和形象的鲜活，才会让小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在审美追求上，作者偏向于传播的考虑，采用以北方方言为主的普通话写作，弱化了对四川方言有选择的提炼和运用。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四川，特别是小说具体语境中资中风土人情在原生态方面的还原与再造，也使人物的对话少了地方特色的神韵而影响了对人物的塑造。虽然，不算缺陷，但毕竟美中不足，我在此提出，有待于作者思考，以便在后续创作中进行语言风格的调整。

总之，作者是有思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他在宣传家乡资中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推介家乡盘破门武术和在承继传统武侠小说基础上，叙事手法多元并举，向纯文学经典化靠拢的努力，为我们奉献出了一部精彩的长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