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娘一声妈

更新：2020-12-14 15: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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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庞岚月

□文猛

在中国，一个人一生中最先学会的一句话是：妈妈。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奶子。

从发音的简洁，呼喊的明快，传统的习惯，妈妈绝对是最美的词语，可是，我们呼喊的就是那个有些拗口甚至有些羞涩的词语——奶子。大哥这么喊，教会我们自然也这么喊。

我们喊妈妈的人，是我们隔房的伯娘。母亲说，大哥生下来不好养，总是生病，乡村的老人说要抱养给伯娘，要喊伯娘妈妈。

于是，我们的“妈妈”在隔壁，我们的“奶子”在口中。

母亲一生有三个最大的心愿。

母亲第一个心愿就是儿女成群。事实上，这个心愿是很残忍的，也是母亲一生中唯一没有实现的心愿。

母亲13岁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已经给他还没有影儿的孙子取好名字：“明发万代猛勇刚强”。看不出什么中心意思和价值取向，就响亮。大家笑爷爷，你能养活目前的几张嘴就不错了，还八个？

母亲真生了八个。

也许是名字阳气太重，也许是父母命中注定无女，我前面的姐姐三岁时候生病夭折，让本来就很瘦弱的母亲一下瘦了30多斤。等到母亲从悲痛中缓过来，母亲决定还要生个女儿。可惜，我的到来让母亲再次失望，母亲喊我的小名叫“六妹”，算是给自己一个安慰和下一个孩子的希望。

母亲看不清儿子们的未来，可是又很想知道儿子们的未来，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总是乡场上算命先生的常客，母亲总是以爱的名义去打探着儿子们命运的风声，提前去儿子们人生未来的现场踩点、布置，甚至从不厌烦地期盼和祈祷，母亲希望在儿子们命运的出口或者转角的时候能够知道些什么能够为儿子们做些什么，等着总比碰着踏实。

有了最小的弟弟之后，母亲坚持要生个女儿，最小的妹妹还真是女儿。

妹妹贺满月那天，我那凶狠的二舅送来一升新米，对浑身无力的母亲吼道：“只知道生，你养得活不？”结果饭也不吃，骂骂咧咧地走了。

为了一大家人的口粮，母亲生完妹妹刚满月就开始下地挣工分，背妹妹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结果悲剧继续发生。不知道是妹妹生病还是因为我的贪玩忘记喊人看背上的妹妹，等到母亲觉得该给妹妹喂奶的时候，要我取下来，妹妹已经没有呼吸……

母亲第二个心愿是给六个儿子每个修上两间房子一间猪圈。

我们出生在一个叫白蜡湾的偏远农村。村子里有山，山不高，更算不上秀。村子里没有河，连一条能够长流的溪也没有。村子里还是有水，那是水田里的水，水井里的水，是天空落下的水。要是十天半月不下雨，大家就像庄稼一样枯萎，就得到外村挑水——这样的地方就算再荒唐的风水先生也不会光顾，人也许杰但地却不灵，这样的地方养活人都很困难还能谈得上出什么才。因此，我朴素的故土并没有给我及我的弟兄我的乡人以任何走向成功的暗示。

父母自然清楚自己孩子的走向，所以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每个儿子修上两间房、一间猪圈。在农人的天空，有家有猪的日子才是最踏实的日子。要是放在今天，这个心愿实在是太平常太简单的满足，但是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乡村，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那绝对是无法想象的艰难。

家在一个小土包和一道山梁之间的空地上建起来，没有地名，爷爷取了一个叫新龙岭的地名，望子成龙的心思从地名开始。随着四哥和我们后面弟妹出生，母亲说八间房子以后不够孩子们分家的，全家开始了浩大的造屋工程，哪里有片石山，记下来，屋基要用。哪里有棵树，记下来，屋梁要用。哪里黄土最粘实，记下来，夯土墙要用。哪家造屋要帮忙，赶过去，我们家造屋需要人家帮忙……

1983年，最小的弟弟小学毕业的时候，全家18间房子完成了，每个儿子两间房子一间猪圈。

母亲第三个心愿是给每个儿子娶上媳妇。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幸福。父亲母亲想不到更高更远的幸福，给每个孩子房子，给每个孩子娶上媳妇，就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大的成就。

我们每个弟兄长到7岁时，父母交给我们的不是粪筐、不是牛绳、不是木犁，交给我们的总是崭新的衣服和母亲缝制的新书包。

别人家的孩子当兵走了、招工走了、当村干部了，母亲没有抱怨，没有叹息，母亲说乡村的路很多，是路总得有人走，早走晚走都得走。

母亲用一种中国女人坚守的力量激励着我们，母亲总爱说两句话“人人有口食，不论早和迟”“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今天是这个伟大的国家给了我们的一切，是这个美好的时代给了我们机遇和希望，但是母亲的坚守母亲的坚信母亲的坚强给了我们向天空无尽伸展自己的力量。

在儿子们媳妇问题上，母亲是很有套路的。没有女儿，母亲以想女儿的名义，在周围的村庄，在亲戚朋友家中，哪家有长得稍微漂亮的女孩，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去认作干女儿。母亲有一手很漂亮的针线活，她给干女儿扎鞋垫、做布鞋、买新衣。母亲有很棒的饭菜手艺，她能够把最普通的粮食做出很多的花样。母亲就是为了把那些干女儿请到家中来，万一哪个干女儿看中我们哪个弟兄，母亲就了却了最大的心愿。

我不知道现在远离父母的孩子们阅读墙上日历时是怎样一种心情？那些揪心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兄弟们最怕见到的就是教室墙上的日历和学校门卫室的黑色电话机。一见到它们，我们就遥想起母亲在那一个又一个阿拉伯数字命名的日子里，用枯瘦的双手去耕耘那大片贫瘠的责任田地，用土地上菲薄的收成，一次次走进药店给父亲和爷爷抓药，一次次走进邮政所给天南海北读书的儿子寄钱，用她生命的阳光照耀着家中每一个人，用她弱小的身躯把小山村那辆叫“文家”的破车拉过那些寒冷的冬季。

1986年4月1日，门卫老头喊我接电话，爷爷走啦。

1986年5月2日，门卫老头喊我接电话，父亲走啦。

爷爷坟头长明灯还没有熄灭，父亲睁着双眼同着一副黄灿灿的棺材走向青山。人世间的家庭还有比这更为凄惨的吗？母亲上坡劳动时，家屋前没有了那深情的注目，母亲在煤油灯下劳作时，木床上没有了那声声揪人心弦却又亲切踏实的咳嗽!

我没有去问过我前面三个哥哥，他们的媳妇是如何娶进门的，在那个家穷父病多子的家庭，母亲风风光光地给三个哥哥把媳妇娶进门。

在没有亲眼见到我结婚成家前，最能打动母亲的莫过于乡村的唢呐和鼓点，在那些悠长铿锵红硕的乡村喜乐中，母亲会马上停住手中的活计，走出家门目送村庄一个又一个姑娘远嫁。等到我十天半个月一回家，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看，那个能犁田耙地的二丫嫁人啦!”“你看，村代销店的冬梅也嫁啦!”……

把传宗接代和穿衣吃饭一同视为人生最高追求的母亲，一生中就在那片黄葛树、老鹰岩、盘龙河界定的她心目中最大最宽的世界中，为在外面读书工作的儿子守望着村里那些姑娘，守望儿子最美好最实用的爱情。

父亲走了，为了工作，我们还得离开母亲，在那些离开母亲的日子，我们总是捧着母亲那一针针绣出的鞋垫，走上阳台，看秋阳正在西方的天空一点一点地下沉、黯淡。母亲啊，那些日子，我们最怕您站在大门口望我们的小城，望山梁上那颗秋阳，我们怕看落日、残荷、秋叶……

2017年5月2日，同着31年前父亲去世一天的日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母亲不会再记得这个日子。母亲记着她的农历，在母亲的农历中那天是四月初七，这个是我们将永远记住的日子。

我受邀去彭水参加一个全国知名作家看彭水采风活动。早上给母亲电话告别，母亲说去吧，回来的时候不要慌，有哥哥们在的。我就很奇怪，还没有出发就说回来的事情。

到达武隆转车的时候，二哥电话说，母亲送医院了。

到达彭水的时候，二哥电话说，母亲正在往家中赶。

晚上举办作家见面会的时候，二哥电话说，母亲走了……

惊慌失措赶回家中，我这才明白母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母亲躺在棺材中，棺材前是不灭的烛火和燃香。

相片挂在镜框中，那是母亲很早以前记录下的笑容，最后一次看我们，最后一次看这个世界，以不在场的方式。

道士打开棺材盖，大家再看一眼吧，母亲躺在棺材里，棺材放在黄土里，我们跪在风声里——

“妈妈！妈妈！妈妈！”

大雨倾盆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