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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夫说史

更新:2020-07-07 11:13:21       来源: 达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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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庞岚月

罗学闰:笔名“宕渠愚夫”。放牛娃出身,后读师范跳出农门,教坛六载,尔后为文吏,捉刀廿年。工作之余,潜心文史,虽攻读不辍,却愚而无见,偶有小文面世。喜抽烟喝酒,广结友缘,自说人间一小书生,亦有“烟酒生”之号也。

笑谈“三国”那些事儿(三)

□罗学闰

读《三国志》,看乱世英豪。如果你再留心一下,你会发现,曹魏的日子“最不好过”,曹操被人戏称为“灾星”。在“赤壁之战”遭遇的瘟疫“来得有点频繁”,“赤地千里”的蝗灾多次光顾“北方大地”,“十年九旱”的气候几乎打上了“中原标记”,只有地震“还算公平”,曹魏有、蜀汉有、东吴也有。“有灾就有害”,天灾、地灾、蝗灾,影响的是“粮食的收入”,兵灾直接就是“粮食的集中消费”,所以曹魏难得实现“收支平衡”,最先实行“军屯军垦”的是曹魏,最喜欢“偷割麦子”的是曹军,最严格执行“禁酒令”的是曹操。曹操在出征途中“马惊踏麦”,他居然要“举剑自刎”,众将相劝,才“以发代首”做了个“了断”。古人对于头发是非常重视的,《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倡导的是“以孝治天下”,“举孝廉”成为官吏选拔最主要的形式。《三国志》的人物传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举孝廉”,好多文臣武将都是“从孝廉中来的”。曹操虽然“以发代首”,却要背上“不孝的骂名”。从深处分析,不仅仅是“军令如山”,更多的是曹操“把粮食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在古代战争中,最看重的是“粮草”,所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先行”不是“先走”(粮草都在后面,所以叫后勤),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是一样的道理。在曹魏和蜀汉的战争中,除了战将的“勇与谋”,“有饭吃”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东吴与曹魏、蜀汉的战争,“这样的忧愁”就要少得多。诸葛亮以及后续的姜维要在沓中实行军屯,就是因为“后勤补给线太长”。曹魏“多禁酒”,而东吴“多酒局”,他们是“胜亦喝败亦喝”,有事没事都要喝。孙权这个人“沉得住气”(称王称帝慢半拍),面对酒局却“很放得开”,总想把人“整趴实”,不仅自己“豪饮”,还有监军祭酒“监督别人喝”,真是“不缺粮就是这么任性”。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人口的锐减,所以“财物与女人”成为最重要的“抢夺对象”。魏明帝(曹睿)曾经下过一道“可笑又无奈”的诏令:现在女人太少,应优先配给前方将士,地方豪强一律不准纳妾。当然,三国的后宫尤其是曹魏的后宫,早已僭越“周礼”的规定,强敌虽未灭,“选秀”也不断。秀女们都爱皇帝吗?也不尽然,主要是皇宫里面“生活有保障”,万一受宠有孕或可“扬名立万”。

(二)三国序幕由袁绍拉开曹操却“拣了便宜”

东汉中后期,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轮流专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仇恨和杀戮就在外戚之间展开。从东汉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刘肇)开始,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汉顺帝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史称跋扈将军)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汉少帝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六次太后临朝,六次外戚执政。粗略估计,宦官和外戚的斗争真是“此起彼伏”,而且都有很强的“血腥味”。造成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局面,是因为继位的皇帝大都是“儿皇帝”,最小的“不满百日”(汉殇帝,只活了两岁),次之的是汉冲帝(两岁继位,三岁去世),最大的是汉桓帝(十五岁继位)。外戚专政,最大的受害者是“皇帝”。所以,“有幸活到成年”的皇帝,都想摆脱“太后临朝的阴影”,都要从执政的外戚手中“抢回皇权”,达到“亲政”的目的。在这时,能“帮上忙”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宦官和少数正直的廷臣。于是,一部东汉宫廷史其实就有半部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史”。《三国大事年表》说: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灭外戚窦氏,窦宪自杀;汉安帝永宁二年(121年)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灭外戚邓氏,邓骘自杀;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孙程19人起兵拥立汉顺帝,灭外戚阎氏,阎显被杀;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与宦官唐衡灭外戚梁氏,梁冀(跋扈将军)自杀;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宦官曹节等灭外戚窦氏族,窦武自杀;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宦官头子蹇硕被外戚何进谋杀,何进被宦官刺杀(何苗叛变所至),袁绍大诛宦官。

汉灵帝虽然荒淫加荒诞,但是,他是东汉中后期10个皇帝中岁数活得比较大的(12岁登基,享年34岁),居于第一位的是汉桓帝(15岁登基,享年36岁)。但是,汉桓帝没有留下任何子嗣。他被迫册立的梁皇后嫉妒成性,自己“生不出来”,也不准其她嫔妃“生出来”,怀孕的嫔妃往往“死于非命”。从这个角度看,为东汉作的最大贡献是“添了两个儿子”:汉少帝刘辩和汉献帝刘协。但是,两个儿子都是“苦命的人”,一个刘辩被残暴的董卓“废而杀”,一个刘协被强势的曹操弄得“胆战心惊”。还好,刘协可能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在东汉十几个皇帝中能活到“知天命”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只有他(54岁)和光武帝刘秀(63岁)。甚至于强行让他禅位的曹丕(33岁登基、40岁去世),还死在了他的前面,让刘备“为义帝发丧”成为他麻痹蜀汉上下的“政治谎言”。

读过《三国志》,你就会明白,拉开“三国”序幕的,就是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外戚与宦官的“交相诛杀”。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汉灵帝“临终嘱托”:他心许的继承人不是长子刘辩而是少子刘协,请蹇硕(上军校尉,禁卫军元帅)完成他的心愿。谁知何进(大将军专擅朝政)却“抢先一步”:把刘辩扶上了皇位,让蹇硕强化了对何进的“嫉恨”,准备杀掉何进。谁知蹇硕“密谋不密”(出了叛徒),何进迅疾成功谋杀了蹇硕。继而,与袁绍(中军校尉,禁卫军二号人物)合议:把宦官斩尽杀绝。谁知何太后又“软了心肠”(不许),这一“软”不打紧,“硬”把何进(她哥哥)的“命儿除脱了”(被宦官一剑刺死,并枭首甩进尚书台)。当然,何进的“被杀”,他的弟弟何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宦官集团“重金收买”而叛变。

袁绍“怒火中烧”,发动军队在京城大肆捕杀宦官,“看见不长胡子的人就一刀砍死”,吓得好多年轻人“脱掉裤子验明正身”。据说,杀了2000多人。还好,少帝身边的大宦官张让“幸免于难”。他挟持小皇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仓惶逃到黄河岸边,看到宦官尽灭、天下将乱,流下“一把辛酸泪”,说完“陛下保重”,然后“投河自尽”。宦官集团终于被“彻底剿灭”,无法再在名存实亡的东汉朝堂上“掀起风浪”。在《三国志》当中,曹魏和东吴很少有“宦官乱政”的现象,只有蜀汉后期有“宦官黄皓擅权”的“不良记录”。据说,这个宦官“还是了得”,弄得大将军姜维都“不敢回成都”。甚至“曹魏兴兵灭蜀”的“战报”(姜维提供)他也敢“隐而不报”,导致曹魏“轻而易举”地灭掉了蜀汉政权。“举国投降”的刘禅到了洛阳,被封为“安乐公”,在郤正指导下,创造了“乐不思蜀”的成语。宦官黄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史书没有记载,“悄然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谯周因劝刘禅投降“有全国之功”,被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散骑常侍。司马炎称帝后应召带病赶赴洛阳,不久病死。谯周(蜀中孔子)学生陈寿(南充人)在蜀中不屈从宦官黄皓,屡遭贬谪,日子过得不舒心。后去洛阳“板凳坐了十年冷”,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主旨跟《三国演义》的开头语差不多: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正统观”却与《三国演义》“迥异其趣”(《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在《三国志》中,曹操、曹丕等凡是称过帝的,都有《纪》,而蜀汉的刘备、刘禅,东吴的孙坚、孙策、孙权及其后来称帝的孙家传人,都跟所有的皇后(夫人)、文臣武将“一样的待遇”,只有《传》传世。通读全志,我们宕渠人有两人入《传》:王平和句扶。

我们又把目光回溯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那一年是甲子年。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聚合起以“太平道”为军事组织形式的“方”,天公将军(张角)、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喊着口号“揭竿而起”,全国群起响应的竟有36方,导致“天下大乱”。后来,建安年间张鲁“盘踞汉中”,就是“太平道”式的队伍。这一年的九月,那个“四世三公”的袁绍,那个能把宦官“斩尽杀绝”的袁绍,在何进“被宦官刺死”前,给了何进“召董卓入京”的建议。他们召董卓进京的目的,本是想董卓的军队驻扎在京城外“维稳”。不想,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并州牧),肯定不是“省油的灯”,来了就搞起“白色恐怖”,废杀少帝、扶立献帝,还大开杀戒,纵兵抢劫强奸,东汉朝廷和袁绍先生觉得“无异于引狼入室”。易中天教授说:董卓其实是袁绍召来的。于是把“三国时代揭幕人”的桂冠直接戴在了袁绍的脑壳上(还是“很有见地”的)。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州辖郡(太守)、郡辖县(县长或县令),自郡县制推行以来,“县”都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光武帝刘秀,曾设置“十三刺史部”,那时的“州刺史”,只是纯粹意义上的“监察官”。州牧和刺史有同置的,也用单置的。后来,“州牧”压倒了“刺史”的“风头”,因为州牧集军政、民政、财权大权于一身,自然把“监督郡县官吏和地方豪强”的刺史弄得“黯然失色”。当然,刺史有“尚方宝剑”,他们的后台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于是,有的刺史成了州牧(州牧入京当京官),有的刺史也“官升一级”回京“养尊处优”。东汉末年,有一个重要人物(刘焉)提了一条重要的建议(京官外放任州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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