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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通了之后，走老路的车大幅减少。现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车就更少了，每天只有三五十辆货车经过。”作为一名养护工，53岁的罗卫东从国道318线二郎山隧道建成之初就在这里工作，整整20年，从没见过这么少的车流量。
↑53岁的罗卫东在监看老二郎山隧道的车流量（2019年10月15日手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胡旭 摄
二郎山是川藏线的重要标志，从茶马古道到川藏公路，它总是与藏区交通变迁紧密相连，也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
↑二郎山这一段路坡高、弯多、气候差，是老司机眼中的“鬼门关”。（2019年10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天湖 摄
初春时节，山下已是花开遍野，山上仍旧枯枝败叶，气温刚刚回升至零上。“守护二郎山，光荣而艰巨！”围着炉火，罗卫东抬头望向夜幕下的隧道口感叹，这些年，二郎山从泥巴变沥青，从翻山岗变通隧道，车流一天比一天多，从每天一两千辆增加到七八千辆。
↑雅康高速路二郎山隧道（2019年10月15日摄）。陈大康 摄
2017年底，作为川藏高速一部分，雅康高速雅安至泸定段率先通车，其中包括长13公里多的新二郎山隧道。罗卫东虽然也很高兴，但又有点说不出的烦恼：“新路更快当然好，但是老路车少了、人少了，没那么热闹了，好像自己也没那么大的用处了。”
烦恼的不仅是罗卫东。对40多岁的胡杰来说，同样是因为新路通车，他则不得不对未来的谋生之途做出新的抉择。
2006年左右，川藏线作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声名鹊起，掀起一股藏区旅游热。或自驾或骑行，大批游客沿国道318线由川入藏。彼时，从外地打工回乡的胡杰两口子看到商机，在二郎山脚下的新沟村开起了饭店。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两路乡的新沟村，人口不足千人，但因为是翻越二郎山入藏前休整的最后一站，催生了吃饭住宿、洗车修车等“一条龙”服务，一度被称为川藏线上的“小香港”。但高速通车后，国道车流不再，新沟村的生意一落千丈。
↑胡杰见证了新沟村从热闹变萧条。（2019年10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胡旭 摄
“以前一到饭点，沿街都是车，上百家店，全部坐满了客人。”站在自家门前，胡杰挥手比划着说。但是如今，目之所及空空荡荡，店招失色、大门紧闭，店是开不下去了。
“遗憾吗？”
“大势所趋嘛！高速修了几年，早就有心理准备。”
“以后怎么办？”
“路修好了，人只会多不会少，不在这里就在那里。”胡杰倒是豁达，他说，“吃过路车饭”就要跟着车走，他正在旁边的泸定县城选择新店址，还干老本行。
↑新路畅通总是伴随老路的荒芜。（2019年10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新路畅通总是伴随老路的荒芜。其实在1999年底老二郎山隧道建成通车后，在其之上的25公里山路已有此经历。这一段路坡高、弯多、气候差，是老司机眼中的“鬼门关”。
记者在夜色中驱车探寻，灯光下可以看到，很多路段被草木“侵占”或被落石“挤压”，当年的两车道如今一车通行都难。车越往上行，灌入车内的寒气越冷，车窗也被蒙上一层雾气。一路上，偶尔还有路边熟睡的牛马被惊醒。
↑墙上“住宿”“小卖部”等字样依稀可辨。这家路边店无疑见证了更早年代二郎山上的喧嚣。（2019年10月16日摄）。陈大康 摄
天刚放亮，走近林间一栋废弃的小楼，只见墙壁斑驳、门窗脱落，二楼阳台上竟长出一米来高的小树，墙壁上“住宿”“小卖部”等字样依稀可辨。这家路边店无疑见证了更早年代二郎山上的喧嚣。
↑张勇正在给一只被丝网缠住的小鸟解绑，放归大自然。（2019年10月16日手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陈天湖 摄
下山路上，巧遇一户人家。门前一只小狗正襟危坐，像是站岗，女主人手里撒出的玉米引得鸡群飞奔而来，男主人张勇正在给一只被丝网缠腿的小鸟解绑，然后手一挥就让它飞走了。
“以前都是打鸟吃，为啥子现在要放了它？”记者好奇问道。
“国家立法啦，野生动物不能吃，人与自然和谐嘛！”张勇笑着说。
记者蓦然想起山上的一幅标语：除了相片什么也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二郎山这段老路虽然丧失了交通功能，却又重新凝聚起大家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自觉。
↑高速通车后，国道车流不再，新沟村的生意一落千丈。（2019年10月15日摄）。陈大康 摄
老隧道从繁忙到落寞，新沟村从热闹变萧条，是二郎山兴衰的缩影，更折射了川藏公路从无到有、从慢到快的步步历程，成为川藏线上挥之不去的幸福烦恼。而川藏交通的时代变迁，不仅把汉藏两个民族拉得更近，也为未来藏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孕育了更多可能。
来源：掌上达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