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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史志里，最早留下捕厅记载当数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达州地舆图》。这张图将捕厅名列其中。捕厅是指旧时州、县官署里的县丞、典史、吏目等辅佐官，因其负有缉捕之责而得其名。达城曾经有条街道，典史署、吏目署、监狱等居其中。这条紧傍县署的街道被称之为捕厅街。
志书史料里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初期绘制的《达县城区街道一览图》显示，捕厅街从今大北街94号（黄葛树处）至荷叶街100号内的天意时尚酒店。据民国《达县志》记载，大北街中段左边是典史署，由典狱署、市政公所、军团联合处共同居住，附近有警察所，偏前左边为监狱，往前有巷通县署，再接萧曹庙。这里所说的巷，即为捕厅街。
今日大北街中段原捕厅街口。
捕厅街东北面是达县署。清朝嘉庆七年（1802）达州升为绥定府，添设达县为附郭首邑，利用旧吏目署改建成达县署。该署正中大堂，左侧库房、差役办公处，右侧守门人居住。大堂悬挂清朝康熙皇帝的御书“清慎勤”匾额；甬道前戒坊上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语句，左右两边书写有“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公生明”“廉生威”；戒坊之外为仪门，仪门内东西廊屋为书吏等使用。清朝末年，增设候审所。仪门外，东边为萧曹庙，西为内监狱；前头门左侧数间为收粮房，右侧为捕班房，挨着有看守所，后宅东边为邢幕室，西北有祠宇。
2016年时的原捕厅街一部分。
捕厅街东端的萧曹庙，又名衙神祠、相国祠，修建时间不详，祭祀西汉萧何、曹参，为清代衙役书吏奉祀之神，原址在今荷叶街100号内的原达县进修校（天意时尚酒店）处。萧曹庙在县署建筑群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其中供奉西汉相国萧何和他的继任者曹参而得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达县警察局驻萧曹庙，民国四年（1915）改为警察事务所，民国九年（1920）江防军驻达县，在大东街府隍庙成立警佐室，民国十三年（1924）起刘存厚盘踞达县，撤警佐室，次年改为市政公所，驻捕厅衙门，民国21年（1932），扩大市政公所权力，增挂达县军事警察所牌子，民国23年（1934）刘湘势力控制达县，成立公安局(驻院棚街)，民国24年（1935）裁公安局，在县政府典狱署(原县农业局宿舍处)设警佐室，民国29年（1940）7月，扩警佐室为警察局(驻萧曹庙)，1950年1月14日达县公安局成立时接管国民党达县警察局，1952年10月迁至大西街的三元宫。1933年，红军负责人在萧曹庙亲切接见过戴治安、张鲤庭、何平清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耄耋老人留下的记忆
因城市的打造，捕厅街留下的痕迹少之又少，知道名字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北街94号附4号的魏文珍，16岁出嫁并住进捕厅街，如今已是86岁的高龄，她在这里一住就是70年，是捕厅街上住得最久的老人。由于捕厅街消失较早，魏文珍没有留下整体印象，她只记得，从大北街进来，右边有三户人家，第一家张友焕（音，下同），第二家谢世清，第三家魏培基，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修银行拆了这几家的房子。往里是胡德素、樊德林和魏文珍这三家，每家仅有一间房，是魏文珍没有结婚时，她婆婆和另外两家合伙买的。后来，魏文珍家人多住不下，就将胡德素家那间房子买下，也就是现在的大北街94号附2号，那间青瓦房是捕厅街目前唯一留存的老房。公厕那边没有房子，是土墙，里面是个坝坝，要从县政府那边才去得了。黄葛树长在坝坝的边角上，修房子时还很小。魏文珍结婚时，她家的对面是监狱，左边关的是女犯人，女犯人摆龙门阵她都听得到。房子右边有道门，进门往右转拐过去有渣渣堆，县医院住院部一过就是衙门口。押犯人出去做事或者枪毙，都要从她家门前经过。那天，魏文珍在家里听得有人吼押覃建铭出去枪毙了，她走出门来只看到覃建铭的背影。据《达县工会志》记载，覃建铭原是个石匠，在修建南门码头时巧取豪夺发了横财，后来当上县总工会理事长、县参议会参议员，因变本加利地盘剥、压迫工人，成为达城最大最凶狠的封建把头，1952年5月1日被枪毙。
87岁的任承选，1949年正月到滩头街盐号当徒弟，新中国成立后在通川桥头的十一区供销社工作，任过达县统计局负责人，他指着如今绥定小区傍大北街方向的荷叶街100号附11号的彩源广告门市介绍：当年这里是座监狱，分男监狱和女监狱。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带他来探监，看望因烧鸦片烟被关进去的二舅父。监狱的铁门留有一个圆孔，探监时对着圆口说话。他记得大北街与衙门口之间有道围墙，有个门相通。衙门口前这条街都是平房，两边算八字的多，写状子的多。萧曹庙在达县进修校那里，庙比较大，穿斗式木房。解放初，有一个班的劳改犯人住在那里，专门给县政府里面挑水。张崇简就是押这些犯人的。张崇
简在解放前是县政府里喂马的，后来不喂马了，就来管犯人。押犯人挑水时，他都要背杆枪。有一天，他押着犯人来到南门口河坝挑水，其中一个犯人跳进州河逃跑。他看到这种情况，急得不得了，大喊：“劳改犯人逃跑了！”有人提醒他用枪打，他回答：“我这杆枪是歪的，打不了哦。”
捕厅街上监狱中冤死的志士
捕厅街上的监狱关过多少人，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数据；关过哪些人，史料有一些记载，特别是中共党员。共产党员赵明恩被关进达城监狱，但在1933年红军进入达城后，打开监狱救出了他。但不少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就没有那么幸运。1932年7月20日，蔡葵在黄庭乡白果峡被捕，被杀害在监狱之中。大西街上的共产党员田闻蝉，1929年秋在开县被军阀逮捕，押回达县入狱，身受酷刑，却坚贞不屈，终被折磨致死。
通川区蒲家镇的牟永大，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某纱厂从事工运。1926年返回达县，在蒲家五高小任教。他与牟永正、江仁安、赵孟明等进步教师一起，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揭露地主豪绅剥削人民的本质，怒斥封建军阀和官僚欺压人民的罪行。带领学生去庙宇打菩萨，在蒲家场揭开向封建神权开战的序幕。1928年，他以教书为掩护，与兄牟永正一起，负责搜集敌人情报；同时在蒲家一带，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租，开办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1933年，在达县政府作助理员，秘密组织“绿衣社”，为红军侦察敌情，传递情报。1934年6月，被反动派以“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副主席”罪名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视死如归。1935年1月2日，被敌人杀害于达城南门河坝，年仅30岁。
达县黄都乡唐家吊楼子的唐伯壮，1926年冬赴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学生军，随师北伐，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受党派遣回到达县组织武装斗争。在梁山虎城，达县南岳、大树建立农民协会、工会和妇女会，进行武装起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不久，他找到在万源、宣汉、开江、梁山等地领导武装斗争的王维舟。王维舟派他协助李家俊在万源、宣汉一带组织武装起义。1928年冬，受任参加川东党的领导工作。翌年春，任万源固军坝武装起义部队党代表，与总指挥李家俊等在万源白羊庙打响第一枪。旋即建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唐伯壮任政委。1929年7月，不幸在家被捕。在狱中，敌人以厚禄引诱失败，便施加酷刑。唐伯壮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9月20日，军阀刘存厚下令在达县监狱将唐伯壮秘密处死。
捕厅街上江胡子的逸闻趣事
捕厅街紧傍县衙门，求签算命、告状打官司的集中于此，逸闻趣事不少，但留下来的，当数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手下的市政公所兼军事警察所所长的江炳星。此人身材高大魁梧，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办事刀砍斧切。由于他蓄了一口浓浓的胡须，人称江胡子。他经常身着青色警官服，腰系皮带，戴着白手套，手执一根马挽索，在大街小巷转悠，维持治安秩序，留下很多有趣的故事。1931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一农民进城卖鸡，不慎跑了一只，被东街一居民抓获，农民找上门去索要，居民不依，硬说是自家养的，邻居帮腔证明。双方争吵到江胡子那里，江胡子问那居民“你的鸡喂的什么食？”答“剩菜剩饭”。接着问农民“你呢？”答“包谷。”江胡子吩咐手下当场把鸡杀了，发现食包里是包谷，案情真相大白。江胡子严厉斥责那个见财起意的居民，责令赔偿鸡钱，同时责令他脱掉裤子，要那个作伪证的邻居去舔屁股，惹得看热闹的捧腹大笑:“这才叫真正的舔肥嘛。”20世纪30年代，江胡子在南门河坝立一块牌子:“妇女下河游泳有伤风化，严格禁止”，遇着刘存厚的四小姐从外地洋学堂放暑假回来，偏不信邪，天天下河游泳，江胡子管又管不了，又要挽回面子，于是下令手下换一块牌子：“准许下河游泳，但不许蹬仰仰水。”城里部份居民不讲公共卫生，夜晚随地拉屎拉尿，满地狼藉，臭气熏天。江胡子对此十分痛恨，纳入禁止之列，一旦被他抓住，便责令游街。游街时一面打锣一面高呼:“我是畜生到处乱摆”。如敢违抗，还施以重罚。
（本文采写中，除文中提及者外，得到张代秀等人的帮助，参看了1994年版《达县志》《达县工会志》《达县市大事记》等，在此一并致谢！）
□社区记者 郑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