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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街，达城南门口下游靠州河的一条小街，南门码头至月台，长179米，宽1.5米，石板路，附近的市民叫环街。为什么这样叫，没有人说得清楚，也许是环绕州河、环绕达城的缘故吧。而《达县市城乡建设志》则称横街巷，解放时和整风时称横街，文化大革命中叫文化革命大街第六号巷，翠屏路至箭亭子街，街势低洼，东西向，沿河成街，与南北中轴相横得名。
土著老人的横街印象
65岁老人孙忠银的爷爷早年在西门上开馆子，卖鸭儿糕，1947年买下横街31号的房子。孙忠银记得，横街从鱼市口下到月台，一米多宽，石板路，穿斗式木房，一楼一底的较多，推船的人家多。这里地势低洼，每年至少要被淹一两次。涨水的时候，要么爬到二楼，要么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孙忠银小时候胆子特别大，1958年涨洪水时，她爬到二楼用洪水洗脚。1982年涨洪水，楼上全被淹没，街上好几户人家房子被冲垮。南门口码头算是达城最大的水码头，有几十步石梯，儿时的孙忠银与小伙伴们把两边用青石铺成的斜坡当作梭梭板。
20世纪60年代，横街和鱼市口分为两个居民小组。从鱼市口开始是旅馆，依次是航管站，王、周两家，贾家酒馆，旅馆（与前旅馆一家），李家川北凉粉店，许、赵、文三家。这一段属于鱼市口。接着是横街，上排第一家张家编篾篓子；第二家梁姓渡市煤厂退休职工；接着姓何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头头；周、刘两家和彭家院子的三户人家全部是推船的；这个院子背后的刘家院子住有刘、何、李、王等家；朱家开馆子；唐家和龚家的婆婆是地主成份；陈、唐、方、何几家都是推船的；雷家是搞搬运的；蒋姓是豆腐社的主任；唐家推船；孙忠银父亲卖卤菜，她家的背后，解放前是个窝窝店；雷家搬运；郁、廖、杨家推船。到此为止是一组，位置在滨江名苑与原中级法院审判厅之间。二组第一家王姓推船；医务室里面住的几户人，与黄、周、田几家以及张家院子的住户都是推船的，吴世英家，许、邱家。下排第一家是煤建公司的门市，港搬运公司，许家，孙忠银家（上下对门），孔家搬运，崔家，港搬运家属房，王家。二组第一家是公厕（后来拆了），周家，王家裁缝，冉家推船，以及高、张、郭、许几家，一个坝子后是陈、许、向、李家，爬10来步梯子到上月台。月台当年是个小的市场。2002年修建滨江名苑，拆了鱼市口和一组那段横街。
曾任永丰街居委会主任的老人吴世英介绍，1954年，她家租住在永丰街，1963年才买下横街57号的房子，一楼一底，85平方米，位置在今通川区审计局（1990年开始修建）的坝子处。贫穷人家大都住在横街。一组有三个院子，前两家面积大些，后面的面积很小。二组一个院子，里面住了10户人家。1982年前，横街的人被水淹都淹习惯了，南门码头到王爷庙一组，几乎年年被淹。州河与横街的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下到河里挑水、淘菜、洗衣服、洗澡。说到洗澡，吴世英记忆很深：不少人来到州河洗澡，要到横街上的熟人家换衣服。小时候，她抱着汽车轮胎到州河学游泳。
横街设有多家旅店茶馆
横街，毗邻繁忙的南门水运码头，可以说是当年做生意的黄金口岸，这里开设有多家旅店茶馆。据《达县市饮食服务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从滩头河坝到木厂街的沿河一带，有饮食店、旅栈、茶馆、理发店、洗染坊达120家。茶馆主要分布在滩头街、翠屏路、西胜街、横街等处。仅一条几十米长的横街，因与鱼市口和南门码头相连，就有5家茶馆。茶馆主要是以卖茶为媒介，为生意人洽谈生意提供方便，每天坐客常满。特别是南门鱼市口的三家茶馆和“王爷庙”的“四联”(盐、糖、油、粮)公会茶厅，水上运输的大宗商品交易，一般都在这些地方成交。民国时期的成交方式，除匹头、百货、花表等交易较正规外，一般山货、药材、油料、米粮等均在袖口内成交，叫做“袖口生意”，即在买卖前，先由卖主出示样品和数量，然后由中间人分别与买卖双方在袖口内捏手指进行议价。等到双方默认后，则由买方付给卖方少量定金，即告成交“落盘”。中间人将成交的品种、数量、单价、付款和交货日期以及地点向买卖双方和其他赶场探听信息者宣布，名曰“报盘”。若价格合理，其他照样“赶船”买卖者，名曰“眼盘”。若成交双方自愿增加成交数量，名曰“复盘”。成交后，价格实有涨跌，相互要求双方高于或低于时价补偿，名曰“补盘”。“补盘”一般是照顾情谊，维护往来。成交后，若与样货不符，经中间人协商买卖告吹，名曰“黄盘”。
在70多岁的孙久彬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南门口四面都是茶楼，很兴旺，船上的人都在那里喝茶。鱼市口底下是小食店，卖小蒸笼、油茶、面条、油团、包面。鱼市口是卖鱼的，全部是新鲜鱼，从河里打上来的，一串一串的卖，一两角钱一斤，早上卖，黄昏的时候也卖。茶楼是坐满了人的，全部是打纸叶子的（长牌），那时没有扑克。旧社会过来的，几乎都是老年人，没有年轻人。
横街上的旅店规模较小，设备比较简单，食宿费比校低廉，吃的是定量的“冒儿头”和小菜汤，睡的是硬板床或连间铺，有一人一铺，也有两人、三人合铺的。紧靠州河南门码头那家便民旅馆，最初为李伯川的云川旅栈，1958年公私合营时才迁到大西126号，改名大昌旅馆，当时只有9个房间，60多架床位，4名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胜利旅馆”，1966年转为国营，1970年划为“大众旅馆二门市”。1974年第一次改建438米的一楼一底楼房一座，12个房间，48架床位，加前楼共15个房间，70架床位。1985年3月后楼属于危房，拆除新建，取名“便民旅馆”，主要为对门“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病人和家属及西城来往旅客服务。
留在史料里的那些记载
地势低洼的横街，在《四川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和史志里，这些洪灾它“沾光”：1902年发生严重洪灾，达城河水大涨，城墙上靠船、洗脚；1903年，州河大水，河边房舍淹没，城西关庙前水溢，城堞上系船；1918年7、8月连续大雨，东西南三面河街淹没，房屋、人畜漂流不息；1934年7月河水泛滥，人被淹没千数以上，为30年罕见；之后涨水，西门城壕一带民房淹没殆尽；1955年8月9日下午，城区沿河街道和个别地区遭受暴雨袭击，平房多被摧毁，受灾户212户，房屋225间；1982年7月16日，开始降大雨，持续12天州河水猛涨，最高位达16.65米，为1902年以来罕见的特大洪水；1989年7月10日，达县市连降暴雨，州河水位超过警戒线。1990年后，这里先后改建民房，年年被淹不复存在。
达县在未通公路之前，水运输是交通命脉，州河庞大的木船群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川东盛产的黄表纸(迷信用纸)和陕鄂豫的大批棉花，多是利用这一水陆通道交换，因此有“黄龙出，白龙进”的比喻。随着水运业的发展，达县最早行会组织——达县王爷会在横街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航运管理、运输和水上治安等。1903年，特大洪水冲走了城南河边横街下排民房及会址后，便在水府宫前面排梯下的月台废墟上，建一马蹄形大厦为会址，办公、议事、住宿均在会址内。会址还设有一茶馆，供客商和船户接洽休息。会址门前悬有大的金字匾额，上书“绥定船帮公所”六个大字。民国废府，绥定二字改为达县。1935年又遭水灾，会址及附近一带民房又荡然无存。之后，会址移至横街上排（港搬运宿舍)。1945年“达县船帮公所”又奉命改为“达县操舟业同业公会”，纳入商会。解放战争时期，“达县操舟业同业公会”与照相业被划归入达县总工会，脱离了商会。达县王爷会虽名称更送，但人们习惯仍称达县王爷会。
达县王爷会内原塑有一位头戴金盔，身穿铠甲，背套风火带，右手执斧，左手捻珠，无须，翘腿斜坐的“镇江王爷”神像。人们传说，“镇江王爷”姓曹，或说是李冰之孙，或说是劈山救母的陈香，或说是川西斩蛟的赵煜。河道贩运客商，无不顶礼膜拜，求其赐福。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隆重庆典，大宴宾客，官、绅、商乐于受邀，济济一堂。庆典之期，又是换届之期，新老负责人长袍马褂，胸佩红花，鞭炮游行，敬神后，在木偶戏的演奏声中鸣炮开宴，夜间又有皮影戏，热闹三天方罢。
达县王爷会会员，因流动性大，只要推船缴会费，就是王爷弟子，不推船就不在会。船民不受航行区域的限制。运费按起止码头，即航域的远近、难易而定。
（本文采写中，除文中提及者外，参考了《达县市志》《达县市交通局志》等，使用了肖光泉、唐富雄拍摄的老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