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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琴
我时常想起我的初中班主任陈为云老师。他在我心中，俨然如父亲。
初二时，陈老师接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他个子较高，体形偏瘦。第一节课自我介绍往黑板上板书他的名字时，我发现他的右手上有剥打苎麻留下的褐色印迹。后来听同学说，他家在农村，遇苎麻收获季，天不亮就要到地里剥麻，天蒙蒙亮时再骑自行车赶往学校查看我们上早自习。
陈老师说话声音不大。刚教我们班时，几个古灵精怪的男生在他的数学课上答非所问，弄得大家哄堂大笑。陈老师又气又急，黑着一张脸站在讲台上，不讲课、不板书，就那么定定地看着那几个男生，一言不发。教室里异常安静，弥漫着暴风雨来临时的沉闷和压抑，几个调皮学生被陈老师看得毛骨悚然。全班同学大气不敢出，紧张地看看陈老师，又看看那几个男同学，都以为接下来陈老师会暴跳如雷，一顿臭骂，然后再甩下一句“把你们家长请到学校来”。可是，“暴风雨”没来，陈老师拿起粉笔又开始在黑板上板书几何题的证明步骤。当然，那几位同学的家长也没被请到学校来。
自那以后，没有同学再觉得陈老师是一个可以随便“欺负”的老师，他只要往教室里随地一站，喧嚣的同学们立即就会安静下来。陈老师不怒自威的样子，完全契合了我们心目中威严老师的形象，简直与孔夫子、鲁迅的先生一模一样。
我是从蒲包山走出来的穷学生。父亲去世早，母亲改嫁时要我随她去继父家生活。我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仿佛周围都是同学们嘲笑的目光，我收起书包就想回家。陈老师丝毫不管我的幼稚和冲动，将我叫到他的数学教研室，严肃地问我：“你觉得回去就保全了你的自尊心？你觉得会种庄稼就能养活自己？难道你甘心一辈子种庄稼吗？”我愣住了，这是我伤心难过之下没有思量的问题。我以为我长大了，可以养活自己了。陈老师见我面露难色，接着说：“你只有发奋读书跳出农门，才是最好的办法。”
陈老师的当头棒喝，及时阻止了我的鲁莽行动，他的话给了我方向和目标。
我的各科成绩不错，在班上名列前茅。初三时，我们全力备战中师和县重点中学。前者是跳出农门最快捷的出路，后者是步入高等学府的最好通道。这时，全市评选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我们学校初三年级争取到一个优秀学生干部名额。能评上地区优秀学生干部或三好学生，可在中考时享受加分待遇。我做梦都没想到，陈老师竟然把这个名额给了我。当年懵懂的我，以为自己品学兼优获此殊荣理所当然。多年后，当我从其他老师处得知，当时学校初三两个班的所有老师为这个名额进行投票表决，我虽然在表决名单之列，但得票数不是最多。陈老师尽数我家庭的困难之处，以及我本人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最终为我争取到了这个名额，而他的儿子就读于我同一级的另一个班。他太希望我早点儿走出生活的苦难，就像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希望。
中考预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师中专考试分预考、复考2次）我顺利上线，复考需到30公里外的县城参加，考三天需交30元生活住宿费。我问母亲要30元钱，母亲说交农业税、提留款还差一大截。
我不忍心母亲因交不齐农业税提留款去进“学习班”，便怏怏地跟陈老师说：“我不去参加师范的复考了。”陈老师以为我要去参加县重点高中的招生考试，欲开口劝诫时，我怯怯地告诉他：“我没钱交生活住宿费。”陈老师急忙问：“去跟亲戚借了没有？”“都借了，他们都说没有。还说，大家都去考学不愿干农活，庄稼谁种？”说完后，我便收起书包离开了学校。
我漫无目的地在回家路上游走，情绪格外低落，想着从此前途、生活两茫茫，不禁悲从中来。难道15岁的我从此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吗？
行至校门外商场门口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陈老师，他骑着自行车正四处找我。陈老师说：“跟我回去参加考试。”我急忙问：“钱从哪里来？”陈老师说：“我去政教处担保借的。”
我终于踏上了参加中师复考之路，可最终我以一分之差落榜了。我深深自责，我太不争气了，让陈老师失望了。
这件事过去多年了，我一直不敢问陈老师借政教处的30元钱还了没有，我没有勇气。我没考上师范，没走出大山跳出农门，觉得对不起陈老师，辜负了他的期望。他对于我，不仅仅行使了一个老师对学生应尽的责任，还额外倾注了如父亲一样的热心和关爱，助力我一路前行。
我时常想起陈老师，想起读书时的那些温暖过往。惟愿现在年逾七旬的陈老师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