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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为了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任务，一批科研工作者放弃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满怀报国热情来到了祖国大西北，立志为“两弹一星”（注：现在普遍认为的“两弹一星”是指核弹和导弹，而文中“两弹”指的是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奉献一生。在那个苦难重重的年代，科研工作者以惊人的速度，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发，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奠定了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
陈俊祥接受采访
今年86岁的陈俊祥是当年参与原子弹、氢弹科研事业的工作者之一。近日，他以亲身经历在四川文理学院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讲座结束以后，记者有幸与陈俊祥对话，深刻感受老一辈科学家们历久弥香的原子情怀。
舍小家为国家
扎根西北潜心科研
“夺人性命的不只是核辐射，还有极端的自然坏境。”这是陈俊祥投入祖国核事业之前万万没想到的。1963年，陈俊祥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入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后，来到了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的神秘军事禁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启了他的核武科研之路。
“海拔比北京高了3300米，氧气含量减少了33%，这两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面条黏糊糊，一块饼干就是难得的珍馐。”回忆草原生活，陈俊祥用这样一首诗概括当时的景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没牛羊……孔雀西北飞，河水倒转淌。”
陈俊祥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保持着宿舍—饭堂—实验室三点一线的生活习惯，用精神上的富足来弥补物质上的匮乏。理论部有读不完的书，实验部有做不完的试验。“当时支部书记有个任务，就是劝科研人员10点前睡觉，可大家蒙着被子也要看书。”陈俊祥说。
隐没在山区的“九院”生活区
核试验科研人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新疆罗布泊这片广袤而荒凉的“死亡之海”，之所以成为核试验的绝佳场所，正是由于这里恶劣的生存环境。陈俊祥在担任某次高空核试验任务组长期间，一场夺命的大风暴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一天傍晚，我们任务正要结束时，一场大风暴呼啸而至。”陈俊祥回忆：“大风很快卷起了漫天黄沙，能见度不足半米，一段不过10公里的路竟然开了三小时，等我们回到大本营已是深夜，点名时却发现少了一人，让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沙漠环境恶劣，人很容易被沙掩埋或被冻死。陈俊祥心急如焚，立即号召同事们一起寻找这名技术员。“找到时天已经亮了，他蜷缩在工壕的廊道里过了一宿。”
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主体迁到四川梓潼，陈俊祥和同事们也从草原、戈壁转战到大山深处。“那时交通闭塞，赶场买鸡蛋要跑15公里；生病求医，要赶到50公里以外的院部医院；查重要资料，要派人上北京去找，一来一去至少半年才看得到。”
生活条件艰苦，科研工作者们便自己开荒种地；子女读不上书，大家便自己创办学校，由家属来轮流当老师。
引爆“两弹”
创造世界速度之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颗独立研制出的原子弹成了新中国“争气弹”。很快，全体科研人员又投入到氢弹的研发之中，为了解决氢弹引爆需要同时维持一亿度量级的高温以及足够长的时间这一难题，研究院党委决定发扬群众路线，倡导技术民主、集体攻关。“各路神仙大显身手，比如李植举小组出了个‘穿炸药’‘吃炸药’‘喉咙管’还衔着一块炸药的方法，大家形象地称之为‘金刚葫芦娃’。”
1967年6月17日上午10点，新疆罗布泊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忽地闪光耀眼，一轮火球腾空，当地老百姓惊呼：天上升起两个太阳！老百姓不知道，而陈俊祥和同事们却知晓这被当做“神迹”的现象是在3000米高空，330万吨TNT的能量突然释放——氢弹爆炸造成的。“当时爆发的欢呼可谓是排山倒海。”陈俊祥回忆时仍难抑激动。
1960年打响“九院”试验第一炮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引爆了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创造了世界速度之最。“一穷二白的中国，怎么来搞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又怎样在十年之内突破‘两弹’？”陈俊祥说，这一切离不开党的领导，全国的大力协同、集智攻关，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国力薄弱，同时又面对着美国的封锁和中苏关系破裂，发展核事业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定了独立自主搞尖端技术的决心，一批年轻人在张爱萍将军激情澎湃的动员诗词感染下，聚集在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科学家的周围，靠着三本书和一把铝壶开启了核武器的研发。
“一把铝壶焊两层，自己浇炸药。内层是熔化了的炸药，夹层通蒸汽保温。科研人员就用马粪纸、牛皮纸做模具，现场浇铸，再用铜刀铜锯加工，做成炸药部件作试验。”陈俊祥回忆道，“为了让科研人员能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全国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各大军区送来了白菜、土豆、绵羊等支援物资。将军和干部们搬进了帐篷，把仅有的楼房腾给科研人员，那年整个东北国库才囤积了4万斤黄豆，竟送来了一半。”
牢记初心使命
永葆本色献余热
今年86岁的陈俊祥头发已经斑白，但一身泛白外套下的身板却很直，精神矍铄的他近3个小时的讲座中不曾休息一刻，声音澎湃而昂扬。自1963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历任技术员、组长、科研室支部书记、副所长、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等职，1995年退休后，本能颐养天年的陈俊祥如今却依旧奔波忙碌。“我18岁从军，参加抗美援朝，就是为了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后来被选中参与‘两弹一星’这项在外人看来危险的工作，一直满怀自豪与骄傲。特别是开始我任研究员，后来组织选派我担任科研室支部书记时，心里很不舍。在哈军工读书时，我专业成绩一直不错，但从来没有埋怨，哪个位置不是为国家出力呢？群众需要我，我就往哪里，党让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在任何岗位都要干好本职工作。”
退休后依旧发挥着余热的陈俊祥，先后了参与了编制“971规划”“神光—Ⅲ”激光装置可行性论证等工作。2001年至2012年，协助经福谦院士，组织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跨学科重大项目的课题研究，并与其合作撰写了《揭开核武器的神秘面纱》等三本书。经福谦院士去世后，陈俊祥又继续完成经福谦未完成的课题，到2014年发表了“热力学函数图式运算法”“指数式等温方程”等四篇原创性科研论文。
近年来，陈俊祥还将发挥余热的战场转移到了演讲台上。1999年参加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两弹精神》宣讲团，2000年参加解放军总装备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此后多次应邀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作科普报告。
“历史赋予了独特的使命担当，每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呈现形式因此不同。但无论是哪个岗位，只要甘于奉献，都能书写爱国情怀。我希望同学们能汲取老一代人身上深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讲座结束时，陈俊祥向四川文理学院的学子们提出这样的寄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