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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人把老城，甚至把西外、南城或北外的建成区称为城里。而在古代，东城壕（柴市街）以西、机仙庙街（红旗路）以东、大操坝（来凤路）以南、箭亭子街和珠市街以北城墙内的地方才叫城里。一道城墙，成为城里城外的分水岭。
城墙是与中国古代城市同时诞生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是人们为防御外来入侵所修建的自卫设施。达州城墙也是如此，它在达州历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给上了年纪的老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当年城墙修得像啥样？
古代设县，必须修筑城墙和城壕，以便固守。一旦遇到强大的敌寇侵犯、逼近城墙之下，城内守军便登上城垛进行防卫。当年达州（达县）的城墙像啥样？打开明朝正德十年（1515）《夔州府·达州》中那张《达州地理图》，便知模样；阅读乾隆、嘉庆、民国的《达县志》和文史专家朱全森的记载，就会略知端详。
达县在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建县后就开始修筑城墙，不过是土墙。由于城墙不够坚固，南宋端平二年（1235）遭到蒙古军的扫荡，迫使迁徙县治到城东五十里的捍城山，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回迁原址。明朝成化二十一年（1485），地方当局增筑土墙629丈，周长3.5里，墙高1丈5尺。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达州兵备道副使董龄将土城墙砌石，在城墙上构筑凹凸形状的城堞，按东、南、西南、西、北的方位修五道城门，东门叫迎晖，南门叫锦川镇雄，西南门叫朝宗，西门叫扬武，北门叫来凤，并在城墙上建城楼。明朝正德六年（1511），达州分守参政胡宗道在城墙外“浚濠”，城墙上加垛。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达州知州郭宝将全部土墙改为石墙。明朝嘉靖四十六年（1567），知州胡玉玑再加腰墙3尺。明朝隆庆六年（1572），达州通判张九思督工在城门侧的城墙上各修串楼一座，直到清朝，达州知州罗文瑜还同样修了窜楼。清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派兵入川，达城陷落，串楼毁于战乱。清朝乾隆三十三年（1768），达州知州郭联奎修缮、加固、扩建城墙，使其长735丈6尺6寸，周长达到4里，高1丈7尺，封闭西南门，保留南面朝宗门、北面来凤门、东面迎晖门和西面扬武门，在城墙外修建城壕。唯独祖师楼外有数丈没有开凿城壕，其原因一是地势偏高，二是这里系达城“龙脉”，是凤凰头的“颈”。清朝嘉庆十一年（1806）腊月二十二日，绥定营新兵王得先（原白莲教义军）发动兵变，纵火焚烧民居，延及南门城墙，烧毁城内不少房屋，嘉庆十七年（1812），达县知县郭南英督导受灾居民予以培修。清朝同治初年，绥定知府唐炯在四道城门城根处，全部用石头建筑碉楼，上接城楼，以备防御。民国二十七年（1927），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改建了城门。
史料记载城墙往昔事
据史志记载和耄耋老人的回忆，当年修建在城墙上的庙宇有三座：北边的祖师楼、三圣宫和南面的轩辕宫。祖师楼位于北门城墙上，今通川区中医院处，建造年代无从查考，清朝嘉庆十一年重建，祭祀真武祖师。三圣宫又名三圣楼、结义楼，在城内西北隅，祭祀蜀汉昭烈帝、关寿亭侯、张恒侯（即刘备、关羽、张飞），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修建，同治丁卯年（1867）重修，光绪癸卯年（1903）复修，为屠帮会议处。与北门相对的轩辕宫，又名三皇宫，在南门城墙上，位于大西街上端下侧，原达县二轻工业局的一部分，今丽笙商务酒店处，修建年代无考。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咸丰七年（1857），先后培修，祭祀伏羲、神龙、黄帝。
从掌握的史料看，在城墙及城墙根先后办有不少企业。1922年，开县人韩介卿在南顺城合资开办同昌药栈；1928年，重庆人石卓吾在南城墙街创办万太祥药号；1946年，渠县人庞跃武在南顺城7号开同德商号，达县人吴仲瑶在南城墙开瑶丰药号，达县人李华村在西城墙开同兴药栈等。最大的工厂当数20世纪20年代刘存厚的兵工厂，占地600来亩，开在傍北门城墙内的三圣官和桑树园之间。兵工厂分主要厂房和附属厂房，主厂房有一枪房(修理房)、二枪房、三枪房，附属厂房有木工房、子弾房、药房、镪水房、锅炉房等，另外设有内、外打靶场。人称刘存厚的兵工厂有“八房两场”。最多时工人近千人，生产仿意步枪达7000多支，以及捷克式轻机枪、重机枪、马尾手榴弹、七九步枪和子弹等。1933年，刘存厚被红军打败，兵工厂的设备，除一台内燃机外，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运往了通江县。“生意”越做越红火的莫过于开在东南门城墙唐姓大院内的“聚福商号”。该商号由国民党一六三师师长陈兰亭的女婿范芝青（范绍增儿子）在20世纪40年代开设，经营的是大烟馆和赌场。
最值得一提的是刘存厚时期的“四大门将”。民国十三年（1924），刘存厚来到达县后，仍沿袭团练、保甲相辅而行的办法，把全县分为清风、明月、翠屏、垂虹、宝芝五乡，分辖全县各场。乡设团甲公所，负责人称团总，各场负责人称团正(后也称团总)。县团练局设在院棚街龙王庙(原达县县委招待所)，按城门方位划为东、南、西、北四团。东一团团正贾尊三是打围鼓的，南二团团正昌仁甫是摆赌抽头的，西三团团正赵子惠是杀牛的，北四团团正王义廷是打石头的。当时人们讽刺四门四“将”：东门打鼓匠，南门打头匠，西门杀牛匠，北门打石匠。
城墙周边老人话过去
无论住在城内还是城外的耄耋老人，他们都对城墙有着太多的记忆和深深的眷恋。84岁的李兴全记得原来家的门牌号是大西街222号，在如今火厂坝巷与大西街交界处。当年房子的后边挨着城墙，背后就是城壕，城墙约有四五米高。家里后门到城墙有梯子，小时候经常爬到城墙上面去玩耍。那上面约有四米宽，全是石头，“修得很好！”老人不住赞叹。从南门到西门不是直的，有的凸出，有的凹进去了。老家房子外面的城壕有两三米宽，解放前后，有人在城壕上和靠城墙的地方修房盖屋。西门留给他的印象：上面有点圆，门很厚，铁皮包了的，门的上面是城墙和城楼。
84岁的李时深，出生在祖师楼下的城墙内，今通川区中医院旁公厕处，一楼一底的五间木房。李时深记得，从小东门到西门有城墙和城壕。城墙高三到四米，上面宽也是三到四米，全是石板路。城壕深两米，宽约一米，里面有水。小时候到城墙上玩耍的时间不少。城墙上有栏杆、垛口。上城墙，只有从城墙内才能上得去，城墙外是没有梯子可上的。到祖师楼，从小东门那里上，要爬二十来步梯子，里面有很多菩萨，有的坐着，有的站起。他家都信佛，弟弟拜祖师楼师傅为师。那时，到祖师楼烧香的人很多。日军飞机轰炸达县城的时候，李时深的父亲还在重庆读书，当时他只有三岁，但印象特别深，听到日本军飞机飞来的声音，婆婆、妈妈和他都吓得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祈求老天爷保佑平安。
住在城墙根里面的，不少算是殷实人家，而外面的和城壕上的，多是外来人，穷苦人家。出生在南顺城巷53号的73岁老人熊仕明，父亲是做豆腐生意的，解放前租房居住。对面的城墙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有五六米宽，与东街持平。城墙上有两个院子，在今观花巷的东边。那时的城墙不高，大约有两至三米高。土产公司的粉条仓库也修在城墙上，解放初还有人挎着盒子枪站岗。
如今达州城墙何处寻？
民国时期，达县城墙的防御作用逐渐消失。1946年，达县政府成立市政整修委员会，决定拆卖北门城墙石头作为整修道路工程的费用。最先拆除的是四道城门、北门至小东门和西门一带的城墙。东门至小东门一段因城墙地势高、城壕地势低，怕影响城墙上的建筑，当时没有拆除，仅仅将城楼和城墙垛子、箭楼拆除，拆下的石头大多卖给天主教办的三善堂修若瑟医院。南门至东门一带城墙脚下的壕沟多被私人填平盖起住房，大多是茅草房。1991年，东门至小东门靠城墙的茅草房和城墙一并拆除，建成仿古式的长廊。永久仓库至北门的城墙，在20世纪50年代初拆除，填平城壕，修建居民住宅。西南面的城墙大多早已拆除，只有达高中永丰校区、永丰街地下停车场和休闲广场靠大西街一方，作为住房的围墙，还分别留下两段长20米、高1.6米，长33米、高约1米的城墙，与当年周长4里，高1丈7尺的老城墙相距甚远，“高墉深堑”（清朝嘉庆《达县志》语）在达城已不复存在。
（本文采写中，除文中提及者外，还得到唐令福、王厚秀等多位老人帮助，参考过《达县志》《达县市志》等多部志书、文史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