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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佐成
早年，讲治镇所处并非现在的位置，而在贺家塆，名曰贺家场。贺家场地势高远，场镇虽小，人口却不少，而场上只有一口数十米深的水井，用水便成了场上一大难题。尤其是随着场上人口增多，缺水问题日益严重。许多时候，场上的百姓不得不排着长长的队伍，守候在井沿边。而一碰上干旱年月，场上的百姓，不得不担着水桶到数里数十里外的荒效野外找水。其间，场上的百姓也曾自筹资金，在场镇周围打井，却总不如愿。因为缺水，场上的百姓怨声载道；因为缺水，场上的百姓反目成仇；因为缺水，场上的百姓大打出手。
后来，一个风水师路过此地，发现了问题的端倪。他找到场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建议将场镇迁移到场下的埔子岭，并提醒老人说，埔子岭后那个硕大的湖泊，完全可以解决场上的用水。老人听了，猛一拍脑门，他想起了那个碧波漾漾的清澈湖泊，想起了那个水鸟翻飞野鸭出没的大片水域，想起了那个岸边绿树环绕四周山峦起伏的秀美去处。他直责怪自己只知道带人四处打井，却不知道组织人马迁址。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搬迁，在老人的主导下，拉开了帷幕。尽管贺家场是穷山恶水，尽管大家都艳羡那个风光旖旎的湖泊，然而要真正离开故土，他们还是千般不舍，万般难离。几经反复中，终于在康熙十年即1672年，迁入到现在的埔子岭。
迁址后的老百姓，犹如卸下了身上的重担，生活一下变得美好起来。他们不再为一挑水，起早贪黑地加入到争抢的行列；他们不再为一瓢水，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他们明白，场镇后那盈盈一湖水，足以供他们做饭洗衣，足以供他们饮用浆洗，足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于是，晨雾迷漫的清晨，常见三五个或七八个悠闲的老者，叼着土烟，担着水桶，信步而行。他们摆着闲谈，拉着家常，慢悠悠地往湖边而去，尔后担着晶亮亮的湖水，咯吱咯吱而回。兴致高时，他们干脆在回家的途中，将扁担一搁，水桶一墩，清清喉咙，亮亮嗓子，让悠长的山歌与公鸡的啼鸣相应和。
于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常见一群群年轻的媳妇与姑娘们，端着木盆，结伴而行，她们一路追逐，一路打闹，叽叽喳喳中犹如一群飞往湖边的麻雀。在木棒噼里啪啦的捶打声中，在水花飞溅的捣衣声里，在粗门亮嗓的喊叫声下，女人们已端着清洗好的衣服，沿湖岸迤逦而回，丢下一湖涟漪，独自在那儿晃动、晃动。
于是，那湖水变成了润滑剂，它消弥着猜疑，缝合着隔阂，将街面上的一家家，调教得和和美美；那湖水化成了清洗剂，将一个个蓬首垢面的老人与小孩，将一间间尘垢满面的土屋，洗濯得清清爽爽，荡涤得干干净净；那湖水化作了营养液，滋润着街面上的男人与女人，让他们变得眼也明亮，心也清爽，神也活泛。
湖水滋养着场镇，湖水成就着场镇，它融入了场镇的血脉，化成了场镇的魂魄，它给场镇注入了精气神，它直接催生了一个土色土香而又诗意盎然的名字——浆池坝。
此后，浆池坝作为新场镇地名，与添子店（今甘棠镇）、任市铺（今任市镇）等一道，开始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行。它走得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在艰难曲折中，在执着坚韧下，穿越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与此同时，它身后的湖泊，也在行走，也在穿越，只不过它走得更加蹒跚，更加踉跄。随着岁月流逝，人口增长，随着人们毫无节制的利用与损毁，它开始失去往日的风光。它清澈的湖水开始变得污浊，它辽阔的湖面开始逐渐萎缩，它幽深的湖底日益被沙土壅堵。终于，曾经波光粼粼的湖泊，变成了一口污秽不不堪的水塘，进而，只留下一滩裸露的顽石与黝黑的泥沙，只留下疯长的野草与散漫的荆棘，只留下湖岸边葳蕤茂盛的丛林。
随着湖泊干枯，浆池坝就像失去了魂灵。虽然场镇上的百姓通过掘井，依旧能找到清亮亮的泉水，人们依旧能快活地捣衣做饭。然而，场镇上总是躁动着一种不安，弥漫着一种浮华。到满清末年，随着王朝腐朽的加深，社会动荡的加剧，浆池坝终于酿成了严重的匪患。那些掩藏于湖岸边丛林里的匪徒，时不时钻出丛林，挥舞着马刀，冲进场镇，一顿猛吹猛杀，尔后带着抢夺来的钱物与女人，又迅速消失于湖岸边的丛林。
猖獗的匪患，让浆池坝失去了往日的祥和与安宁，人心惶惶中，水深火热里，人们开始谩骂、诅咒。这个已带着满身疲惫与倦怠，带着满身创伤与无奈的地名，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在匪患得到初步平息的1906年，曾外任过知县与双开联防处长的场镇知名人士胡治元、陈三级、杨华堂等，为了讲究治理方法，稳定社会秩序，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通过一番协商，决定将浆池坝更名为讲治坝，一个古色古香的地名就此落下帷幕。由此，一个崭新的地名——讲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