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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冲突？——基于毛泽东书信的考察□文茂琼
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国度，亲情、爱情、师生情、友情、乡情等是现代人情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无论是普通人也好，伟人也罢，都无可避免。妥善过好各种“情”关，是现代人必备的社会生活技能，特别是对于一些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既要做到有一定温度，又不能逾矩越轨，更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所披露的一些大案要案表明，一些手握权柄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为特定关系人谋取特殊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较为普遍。虽然导致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是问题干部没有处理好权力的公共性与情感私人性二者的关系是导致他们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一代伟人毛泽东处理私人情感与公共权力冲突的方法和技巧，依然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们学习和借鉴。
一、忙公务而不忘“私责”
（一）厚爱子女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每一位父母，无论职位多高，无论公务多忙，对子女都有不容推卸的教育责任。
毛泽东与发妻杨开慧感情甚笃，杨开慧牺牲时，毛岸青7岁，毛岸英也才8岁。母亲去世，父亲杳无消息，兄弟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被党组织找到后，送往苏联学习。虽有苏联党和政府提供的良好学习和成长环境，但毛泽东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是会经常与两个孩子保持书信联系，自觉承担起一位父亲对子女应尽的关爱和教育责任。
毛泽东时常写信关心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学习和成长，并多次为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干部子弟寄书和学习用品。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是党内“一号”人物了，但是在孩子们面前，他依然是一位爱子心切的平凡父亲，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点滴进步感到欣慰，浓浓的父爱之情跃然信纸。“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 [1]166 “看到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毛岸青）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 [1]285 刘松林是毛泽东的大儿媳，毛岸英牺牲之后，为了让刘松林尽早从丧夫的悲痛中解脱，毛泽东将她送往苏联留学。刘松林在苏学习期间经常和毛泽东保持书信联系，毛泽东对刘松林的关爱也是令人感动：“亲爱的思奇（刘松林原名）儿：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 [1]509
（二）严管子女，扣好他们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身教重于言传。毛泽东自己很爱读书，经常向孩子们通报自己的读书情况，自然也不忘敦促孩子们努力学习。“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心学习的时候。” [1]157 有这样以身作则的父亲，孩子们没有不努力学习的道理。同时，毛泽东还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毛岸英、毛岸青多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为将来踏入社会储备更多的真才实学。“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166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1]286
谦虚谨慎，客观地认识自己，理性辩证地对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健康人格的必备。毛泽东敦促孩子们认真学习的时候，也不忘教育孩子们要正确对待别人的褒奖。“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1]166 毛泽东还要求儿子们，做事要有恒心，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1]286
毛泽民和毛泽覃早年都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兄弟俩牺牲之后，毛泽东对他们的孩子视如己出，并自觉承担起抚养和教育的责任。毛泽民牺牲之后，他的儿子毛楚雄跟随其舅父生活在韶山冲，毛泽东自然负担侄儿的生活费用，并要求其监护人教育孩子要刻苦勤俭。“楚雄等以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敦其刻苦用功。” [1]128
在毛泽东的正确引导下，毛家孩子们都很优秀，也都以普通人的身份为国效力。1946年，年仅19岁的毛楚雄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年之后，就牺牲在“中原突围”战场上。毛泽东的家风，在1949年10月毛岸英写给其表舅向三立的信中可见一斑。“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2]158 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一年后为国捐躯在朝鲜战场上，年仅28岁。
作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公务最繁重的人，他并没有因为繁重的公务而疏忽对子女的教育、塑造良好的家风。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在处理“公务”与教育子女的“私责”关系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他的经验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一些公务繁忙的领导干部学习，教育子女与干好公务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二、严格区分“公”与“私”，过好父母、亲戚关
毛泽东父母早逝，亲戚老表多。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有不少曾于他有恩的亲友，希望得到毛泽东的特殊关照。毛泽东是重情之人，也是公私分明、原则性极强的人。他处理公权与私情关系的艺术，也很值得今天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借鉴。
（一）对父母亲情的礼貌与尊重
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既是毛泽东的岳母，也是他的师母。杨开慧牺牲之后，毛泽东对于向老太太的尊重与关爱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毛泽东在与杨家亲属的通信中，经常问及老太太。在老太太过生等重要日子，毛泽东作为女婿和晚辈，该尽的礼数毫不含糊，只要有时间，毛泽东也安排孩子回湘探望老太太。“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的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1]355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至。” [1]569向老太太去世时，毛泽东也及时表达了哀悼之情，并亲自为老岳母安排了下葬之地，考虑可谓周详备至。“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1]590
毛泽东的六婶因家贫，死后无法下葬，其子毛泽连写信向毛泽东叫苦求助，毛泽东虽然心生烦恼，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并详细安排钱该怎么花：“毛泽连来信叫苦，母丧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旧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为六婶安葬费，二百万为泽连治病之费。” [1]446 毛泽东对其二弟媳周文楠的母亲，也是关怀备至。周文楠的丈夫毛泽覃和儿子毛楚雄，都在民主革命中牺牲了，周本人在革命胜利后在沈阳工作，其母既是烈属，也是在湖南老家无人照顾的孤独老人。周文楠想回家接母亲到东北共同生活，又苦于没有路费，只好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爽快同意，并复信：“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 [1]369
（二）慎用公权，严厉抵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之道
新中国建立前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要求表弟向三立，向毛岸英转达，他希望通过毛泽东的影响在湖南谋得一个厅长职位的要求。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愤怒，他在同一天向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和杨开智本人分别写了一封信，严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措辞相当强硬，要求王首道要阻止杨开智到北京，并且要求王不要满足杨的任何无理要求，如果杨母生活确实困难，可以通过政策提供帮助，表现了“无情”中的“深情”。“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1]342 在写给杨开智的信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杨开智的过分要求，“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 [1]343 当杨开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湖南省委正常的工作安排之后，毛泽东主动修复与杨家的关系，并派毛岸英回湖南为杨母祝寿，顺道看望杨开智夫妇。
毛泽东不但断然拒绝了作为烈士家属的杨开智的过分要求，也委婉拒绝了从小就与他关系甚好的外家诸表兄弟的分外要求。湖南湘潭的唐家坨，是毛泽东外婆家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儿时的乐园。他与外家诸表兄弟一起长大，特别是文运昌对毛泽东的成长影响很大，二人的关系也最好。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多方托人，请求毛泽东给他推荐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给文运昌，而是通过给另外一位表兄写信，拒绝了插手文运昌工作安排的事情。“文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366
毛泽东外婆家里人口众多，亲戚中总会有些不太自觉的人，仗着自己是所谓的“皇亲国戚”，搞特殊化，不服地方政府的管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很气愤，直接给其外婆家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政府领导写信，要求地方政府对亲戚们的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行为严肃处理。“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管理，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1]481
三、“公”“私”分明，过好师生、同学、故人“情”关
毛泽东担任共和国领袖之后，自然免不了有以前的同学、同事和老师，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找他帮忙，有的要求合理，有的要求逾矩，他都根据具体情况，合规矩的就帮忙，不合规矩的就拒绝，坚持了“情”与法的有机融合。
（一）重私情，但不干涉公务
叶健农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解放前在重庆任检察官，解放后写信请毛泽东帮忙解决工作问题。因共和国初建，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拒绝叶健农的请求，而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这样既不显得绝情，也不逾矩。“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请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现进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 [1]368 对于那些找工作想走捷径的同学，毛泽东则婉言拒绝：“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奏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入，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1]356 1955年3月，毛泽东长沙时的同学周墩祜要求他帮忙解决学生读书事宜，毛泽东认为有越权插手之嫌，就直接拒绝。“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 [1]490
对于生活确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同学，毛泽东则是通过自掏腰包解决问题。邹普勋是毛泽东的发小，是私塾同学，也是他老师的儿子，二人小时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关心邹普勋的生活状况，当他听说邹普勋身体不好，家里负担又重，生活极其困难时，请求他的堂兄兼私塾老师毛宇居，接济帮助一下邹家，资助费用由他还。他还亲自给邹普勋写信，以示关心，谱写了共和国主席与农村石匠交往的佳话。“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弟归还。” [1]370当毛泽东得知他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易南屏体弱多病，想要到北京看看时，毛泽东也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建议他不要到北京：“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北京。寄上人民币（旧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 [1]454
（二）感恩，但不徇私
毛泽东对那些为革命做出过重大牺牲，生活中确实又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的人，在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时，也会为他们指点合乎原则的途径，这与对那些依仗与他关系特殊而生出非分之想的人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战友罗哲早年牺牲，其妻曹云芳也是毛泽东的战友，当毛泽东得知罗哲烈士的墓地没有修时，便建议由家属自己修墓，并随信寄上三百元钱，以表资助，并告知曹云芳，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去找他。“坟墓可以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钱，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1]512 毛泽东对他和杨开慧早年家里的老保姆感情特殊，这个保姆又陪杨开慧坐过牢，并在狱中与敌人作不屈的斗争。当这个已经六十岁的保姆需要人照顾时，她的女儿找到毛泽东，希望母女二人可以不下放农村，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没有直接干预地方政事，而是建议她们找湖南省委统战部走正常程序。
毛泽东对他的警卫员们也是关爱有加。当他得知以前的警卫员齐吉树得了高血压之后，热情写信关心他的病情，安慰他，并亲自派人为他找药：“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 [1]507毛泽东对警卫员的态度，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而非时下有些领导干部对待下级那样的君臣父子关系。当毛泽东收到他曾经的警卫员翟作军的来信时，非常高兴，他鼓励翟作军要好好学习，并要求他下次来北京时要通知他和李银桥，见上一面，完全没有主席的派头。
（三）尊重老师，但不逾矩
毛泽东处理师生感情的办法，也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们学习。毛泽东早年师范毕业，也非常尊重他的老师们，但是对于老师请托的可能干扰地方政务的一切事情，他都一概不帮。如果老师生活上确有困难，经济上可以接济。韶山有一位进步教师，毛泽东早年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学问，可以说是有恩于毛泽东。当这位老师请托的事情涉及地方政务，毛泽东直接回绝。“地方事，我只愿意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该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1]468 即使对一些曾给过他较大帮助的老师，只要他们的请求有悖原则，他一般也不会违规插手。有一位叫彭时麟的老师，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给过帮助，请求毛泽东帮忙推荐工作，毛泽东直接写信请求彭的原谅：“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1]479
当79岁的湖南省立一师老校长张干，因年老需要人照料，请求毛泽东帮助其调动女儿回湖南工作。这件事上，毛泽东没有推辞，他不但亲自帮忙办理，还写信求助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同学周世钊，如果他没办成，请求周帮忙办理；并嘱托周世钊，抽空找张校长谈谈，看看他的生活上是否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对老师的关爱之心非常让人感动。“他（张干）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乡工作，以便伺养。此事我正在办理，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帮助。” [1]591 两个月之后，毛泽东亲自给张干写了信，并寄上钱物表示尊敬。
章士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有影响，也曾对毛泽东的事业有过帮助。毛泽东早年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到北京募捐时，曾得到过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的章士钊的鼎力支持，章一次性捐助了两万个大洋，解决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旅费问题。毛泽东一直记着章士钊的这个大恩，新中国成立后，对他尊敬有加。二人不但常有诗作上的互鉴互赏，毛泽东还偶尔赠送时令物品给章士钊以表谢意。“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近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 [1]606
四、结语
重人情伦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处理各种复杂的人情关系是中国基本的生存技能，处于各种领导岗位的干部们面对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相当大一部分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干部，就是没有处理好手中权力的公共性与复杂人际关系之间的张力，导致滥用公权、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毛泽东是一个既重私人情感，也讲原则的人，重人情但不徇私情正是毛泽东伟大人格魅力的体现。现代公职人员面对的各种人情关系更加纷繁复杂，要做到既不失人情味又不逾矩，就必须妥善处理职权的公共性与人情的私人性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娴熟处理公权与私情之间张力的技巧，依然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公职人员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