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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信
说到这，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城口县的那些当官的，当兵的，跟他描述的自然是一样！他也陷入深深的痛惜之中，仿佛是在为自己曾经的作恶而痛苦。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我打破沉寂：“你想过投奔共产党没有呢？”
他带着反思的语气说：“我想过。我偷偷摸摸在解放区的书摊儿上买过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如《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我跟太太是分开住的，只能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阅读。有一次，我睡觉忘了闩门，一个警卫员撞进来看到了，我误认为有人监视我，我开枪打死了他。我有权杀人。因为蒋介石明令不准任何人偷阅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著作，我怕受到蒋介石派的特务的监视。我怕部下也是城隍奶奶怀孕——心怀鬼胎。记得在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我强调排以上干部三五人一组订条约，办连坐法，有发现谁看毛、朱、刘、周的书籍的，叫出卖党国，要军纪严办。我因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而不能自拔，胆战心惊地过日子。”
“那你又为什么通电起义呢？”
“蒋介石跟我们说凭借二郎山铁壁，再加上美国的支援，退守西南，和共产党再决雌雄。谁料昨天说前面那段话，今天就跑到台湾。我还在川东北一带执行任务，堵共军进川时，军部来电告知：蒋已飞抵台湾。霸王别姬——大势已去，我的心是八月的黄瓜棚，成了空架子。我立即电令营以上军官到南充北郊军部开会，商议了起义通电。应到六十四人，实到二十五人，一致通过起义电文。我不想船到江心才补漏，把生死交给共产党了，不能再让士兵白白死去，那样我就真成为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了。”
“你起义后又经历了些啥子事？”
他先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说道，“我们这批罪恶累累的高级军官由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分别整训。学习《解放军约法八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简史》及部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等。行动自由，生活很好。在整训班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我是疤痢眼照镜子自找难看，始终认为共产党要杀自己。不然，为何要把我划为‘战犯’？连做梦都梦见自己被押到朝天门码头斩首示众。于是我写申请要回家，希望死在家乡——达县新溪乡的张坡岭。他们说毛主席有批示，团以上军官一个不杀。我哪里听得进去呢？又第二次写申请。交军管会后，认为我是假起义，有叛变言论和行为，决定依法劳教管制七年。我才意识到自己是窗户里走人，错了道，敬酒不吃，吃罚酒，追悔莫及。失去了自己。我被带到重庆第三纺织厂由公安干警监督改造。我幡然醒悟，过去是踩着高跷演戏——半截不是人，现在要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于是认真改造，写了悔过自新认识，管教干部也认为我是真诚的。因此，我多次受到表扬，两次减刑。才劳教三年，我就在第三厂当了工人，又过了几年，上级准许我回家探亲。车费，食宿费，生活费全报销，还给我发全额的工资。我在有生之年定当好好工作，当个好工人。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说到这里，他停下了。我看得出他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并注意到他只要提到共产党、毛主席,总是把大拇指举得高高的，赞叹不已：“伟大！真伟大！我终于明白了，共产党打仗为什么是战无不胜的。”
他停了一会，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是长辈，我曾经走错了路，羡慕你能到朝鲜战场上为新中国打仗，现在为建设新中国，你又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工作担子。我祝愿你担百斤，行千里路，踩着银桥上金桥——越走光景越好，在家乡多为祖国培养一些建设人才。”
我望着他笑着说：“我怕是嫩竹子做扁担，担不了重担。但我会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能力。我倒是觉得你是菜园里的苦瓜——越老心越红。”
他笑笑，把一个灿烂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很真。一百多里的山路就这样走完了。
我们在达城分手，各做各的事情去了。分别时，我目送着这位旧时代的军人，新时代的普通工人。看着他，一种朦胧意识逐渐清晰：大人物在时代浪潮中掀起巨浪，小人物在其中沉浮。社会永远是一个烟雨濛濛的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都透着自己的性格。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杜永兴同行交谈的往事一直鲜活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就在昨天。
第十一章 食耗儿肉
抗美援朝后，我又回到大巴山，回到家乡。我担任了和平乡扫盲专职干部，为没文化的农民扫盲。扫盲教育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件大事情，国家安置了我，我做了一名新中国的建设者。我作为党的文化干部，深感身负使命的光荣，心中觉得愉快，整天乐呵呵地忙于寻找扫盲对象。
可这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百姓就如八十岁婆婆嫁到饭馆子里——光想吃，哪有心思坐在教室里享用这不能充饥的文字呢？“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的豪气没有丁点存留在人们的身上，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代之人们面貌的是走路像腊月的蔫茄子。这时候的人啊，要不就是一张皮包骨；要不就是脸庞胖胖的，肉皮亮亮的，眼睛在一条缝里——水肿病。古人说得对啊：衣食足则礼义兴。这衣食不足呢？我这位国家的扫盲干部便成为一个光杆司令，一个摆设了。
光吃饭，不干事情，这哪里是新中国的干部呢？不久，乡党委政府决定派我去农中做教师，兼做二十几个农中学生的负责人。一个职工一个单位。
（十九）
人交给我了，但没有房子，怎么办？我只好向街道旁边的一农民张平如借了一间房子做教室。教室是解决了，然而，人是不但要吃喝的，还要拉撒，有男有女，都是十几岁的人了，要避羞耻。我只好借农民的猪圈做厕所，但只有一眼猪圈，可男女学生常为上厕所的事发生争吵，于是，我又找来一床烂晒席把猪圈分成两半，隔为男女厕所，这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就可以安心教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