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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十六）
第十章 人口剧增 经济复苏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玄烨再下导垦诏书，声言：“朕承先帝遗诏，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率四海同风，人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恸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四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奉呈言：湖广民有毂击肩摩之凤，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招民徙蜀。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扰，俟六年外奉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民有功，另行嘉奖”。
此诏一出，湖广等省的各级官员，及时贯彻诏书旨意，广泛动员民人入川垦殖，由以往导民自发入川，变为实行政府动员自发填川与下达移民指标、政府组织护送入川并行办法，以强制性的组织护送为主，这就是史籍上的“奉旨填川”之说，也是移民高潮的开端。
清朝初年，四川政区建置约有九府九州三卫，其后又有调整演变。朱老汉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所掌握的资料毕竟是若干万分之一，实在没有本事把全省移民分布情况、迁徙过程、创业兴家说个子丑寅卯，只能借助个别学者的成果说个大概。
达川区退休干部王和洲先生，大树镇人，上世纪90年代退休之后，组织一套班子，撰写与主编了几部方志和多种地情资料。特别是花费4年精力主编了《九龙湖姓氏文化》，他搜集了九龙湖流域的今大树镇、万家镇、南岳镇、黄都乡、黄庭乡境内320个家族、12万多人口的源流资料，把“湖广填四川”一事勾勒了一个梗概。
该书统计标明，这320个家族，绝大多数是填川来的。其中今湖南省（即原楚南）籍234个，占73%，今湖北省籍33个，占10.3，其他省籍21个，占6.6%，未知省籍30个，占9.4%。从入川年限看，明朝入川的11个家族（即民间所称的“古老户、土著户、古老虎”）占3.4%，康熙年间入川的223个家族，占70.2%，雍正、乾隆年间入川22个家族，占6.9%，未知入川时间37个家族，占11.7%。由此看来，该区域居民祖籍基本上是湖南人，其次是湖北人，而且多数是“奉旨填川”的家族。
从个别谱牒上看来，湖广及其他省在移民大潮中有少数人自发移川，如大树镇光辉村周姓先祖周时选，在当地是位有相当声望的武职官员，自愿报名填川，当地政府为他开欢送会，他坐着轿子，带着全家40余人填川。后人为敬重这段光荣历史，至今每年清明祭祖不挂清明吊（又叫“坟飘”），而是将一个大纸球在上，四个小纸球在下的彩吊插在坟头，表示其先祖是穿着官服，戴着花翎来的。
但是，像周时选这样的填川户毕竟是极个别的。据调查统计，九龙湖片区清初自愿填川的只有几户。
康熙三十四年始，湖广地方官员大力动员民人入川垦殖。可是民间受“金窝银窝不如我家的狗窝，这好那好不如我的家乡好”传统习俗的影响，普遍存在祖家难舍，故土难离，不愿远离前辈的祖茔，不愿远离瓜葛相连、患难相顾的三亲六故，即是穷一点、苦一点也愿守护祖业，所以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地方政府担心完成不成入川指标，便制订土政策，诸如三兄弟必走其一，五兄弟必走其二等办法强制入川。个别家庭考虑到守业祭祖、赡养老人和眷佑病弱、经营生意等实在丢不下，则采取先走一部分人，待年老者病故居丧三年之后再入川。甚至有极个别有钱人花钱买人入川。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登记、编组。凡决定填川的人即处理家财、辞亲别友之后，当地政府派官员带上兵卒分批护送入川，美其名曰“拥送”，到了四川边界也有官兵来“迎押”。
不少移民十步一转身，亲友相送，四目涔涔；百步一回头，挥手告别，两情依依；跨启沉重的脚步，怀着迷茫的心情，遥望关山重重，家园何在？仰视白云苍苍，归宿何倚！祈鸿雁往返传书，心境互通，冀驿使辗转投笺，川楚眷顾……由楚入蜀，行程数千里，移民拖儿带女，跋山涉水，餐风饮露，千般辛苦，万种怆恻。护送的人担心移民在途中逃跑或掉队走失，分组每户将每个移民的双手用绳索连住，途中要解大便小便，叫领队解开绳索，解便之后再回到行列之中。走的时间久了，只要移民说声“解手”，拥送的官兵自然明白要干什么了。历经多年演绎，“解手”就成解便的代名词。所以，至今不少填川移民把解便仍然叫“解手”。其实，解手本是“解溲”，是屙尿。但是，几百年来四川人都这样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定然有个出处。
移民填川旅途不是一帆风顺。从楚南、麻城到四川达州，不下2000多华里，四面八方成百上千的人上路，拉拉拉扯，一天最快只能走四五十华里，遇上下雪下雨和发生意外，那就遥遥无期了。据《九龙湖姓氏文化》记载：今达川区黄庭乡通花村四组蒋家沟蒋姓先祖蒋治奇从楚南入川，历时两个多月才走到今重庆市万州区，由于移民众多，横渡宽阔的长江全靠古老木船，众人争坐渡船，造成翻船事故，淹死十多人，幸存者六神无主，各奔生路，亲友失散，蒋治奇带着妻、子到新宁县（今开江县）暂时栖身。其后东访西问，得知同路入川的亲友落业于今达川区黄庭乡，于是移居黄庭乡蒋家沟，会友认亲，兴家创业，现已繁衍后代160多人。
还有，大树镇九龙村李家槽李姓先祖李文通，原籍今湖南省临澧县。奉旨携妻黄氏及四个儿子填川，走至中途文通病故，就地安葬之后，黄氏及其子饮泪入川，艰辛创业。今大树镇建军村唐家河唐姓先祖唐一义，本今湖南省零陵县高岭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奉旨填川。唐一义行至中途病故，其家人就地安葬之后含悲继续前行。黄庭乡群丰村刘姓先祖刘大科偕妻李氏填川，行至四川云阳李氏病故，其媳唐氏又临分娩，迫使其全家人在云阳逗留年余。其后，继续西进落业于今址，后裔分布于今双石村、石锣村等地。
填川户落业兴家的处境、苦乐不尽相同。“人往高处走，永向低处流”。不少姓氏入川之初找个地盘暂时栖身。今达川区麻柳镇廖娃四支人于清初填川之后东迁西移，始得择地于麻柳场落业入籍。麻柳场、大树坝、亭子铺等地算是达州腹心宝地，不少姓氏当然乐意在这些坝区垦殖。他们在坝区“插签为标”或“挽草为记”，土块就属已有，任意开垦。政府不仅提供部分种子，还供给一定时期的口粮（少量耕牛和种子由陕西省运来）。虽说白手兴家，生活艰苦，见有大片田地“永准为业”，收获归已，不交地租，暂时不交赋税。政府还鼓励填川户子弟入塾读书，参加当地的县州举行的考举考试，步入仕途，坚定了填川户“生”的信念，比入川时在途中的想象好得多。于是放开手脚垦地为田，因河为堰，筑园植桑，择地建房，四五十年后，麻柳、大树、亭子铺坝子里“高廪相望”“谷牧遍野”。填川户虽说不上财丁两旺，总之衣食不愁。
丁口繁衍，涉及青年男女婚姻大事，势必“结丝罗”“偕秦晋”“通二姓之好”，男婚女嫁，缔结姻亲关系，瓜葛相连。
还有，人口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生产工具更新备置，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的余缺调剂就派生市场交易，据各县志记载，不少场镇集市都是清乾隆、嘉庆年间兴建起来的。
衣食足，礼仪兴，亲联亲，家乡人。年节、生日、婚丧酒宴，自然有约会，借以联络感情，交流信息，互称“老乡”。初入川之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今“老乡见老乡，脸上泛霞光”。某些族中个别有识之士，想在春节之后清明节之前回老家拜祖探亲，这个愿望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资助，成为传递信息的使者，消除了嗣后填川者的顾虑，为雍正和乾隆初年的自发移民填川创造了条件。 (紧转第9版）
（紧接第8版）再也不需要官兵“拥送”和“迎押”。
经过百年的移民开发，四川经济逐渐恢复并得以高速度发展，人口急剧增多。但无确实数字。部分资料说，清顺治末年，四川约有50万人。四川省社会科院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简史》（1986年12月版）183页载：“……人口不断增多，康照六十一年（1722）增至五十七万户，二百八十五万口（人口——下同一笔者），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至二百九十五万余口（“口”可能是户），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滋生人丁达二千八百多万口，四川人口空前增多（该《简史》表述不严谨：一无基数，二是“户”“口”“人丁”概念模糊——笔者）。
该《简史》同页又载：四川耕地面积也迅速扩大，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垦出田土一万一千八百多顷，到雍正六年（1728），扩大到三万多顷（这也是估计数字，据不少旧县志记载，雍正七年，各县才“清查承粮花户”“报亩定籍”。况且，丈量田地是一个相当浩繁的工作。从1953年起，我曾多次参与测量田土工作，冒味地说，就是用现代先进的航测手段，也难以把四川山区丘陵峡沟地带的斜坡陡地测得准确。
另据《四川古代史稿》451页载：“从全省来看乾隆十四年（1749）人丁2506000人，五十六年（1791）9489000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26259000人，道光二十年（1840）38338000人。统计数字显示了三个时间段落，第一段从乾隆十四年至五十六年，共计四十年中，人口增加了大约3.5倍；第二段为期30年，人口增加接近2倍；第三段30年，增长不到0.5倍……乾隆三十一年，全省耕地46007126亩，人平耕地面积可达15亩左右，然而到了嘉庆末年却下降为2亩左右。四川境内土旷人稀的历史已经结束”（这个数字也可能是“人”与“丁”的相较)。
最近20多年，我时常关注达州及相邻各县的人口数，只见1989年版《开江县志》记有：明崇祯十二年（1639）本县在册实籍1018户，10962人（男7408人，女3554人），康熙七年（1730），历经兵燹，仅存18姓，雍正八年（1730），本县在册实籍5626户，28100人，实行计口售盐。
另据《九龙湖姓氏文化》17页载：九龙湖片区，清初至乾隆七年（1742），人口由低谷的约500人增加到约1.6万人。
达州移民还有一个特点，清嘉庆元年（1796）达州爆发白莲教“倡乱”，至嘉庆七年达州初定，人口约有减少。但是，清政府在达州设粮台，成为平乱的指挥中心，一些外省人尤其长江中下游的人来达州做“火线生意”。直隶达州升府，城镇面积扩大，各省避难、游宦、游猎、游学、勘舆游方、掌教和经商入籍者不乏其人。至清朝末年，达县麻柳坝子里已形成“曹三千，廖八百，向家蛮子惹不得的‘局面’”。(全文完）
